农业社会的中国，土地在基层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人对土地的依赖曾经创造出来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使中国人被牢牢束缚，无法向现代转型。 土地的固定性使依靠土地生存的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人口迁徙缓慢。以村社为单位的乡土社会彼此之间相对孤立。形成的“熟人社会”，乡村人以“规矩”、“俗”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法律在这里难以产生和适用。 在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中，由“熟人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乡下人被认为是“愚”的。这个“愚”应当指的是知识量的不及，而不是智力的不及。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有共同的经验、语言基础，因而在生活中文字的使用不是必须的。且文字、语言的表达总是受一定规式的限制，在表情达意的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使原意损失。差序格局中国社会最受人诟病的是“私”，“公”成为人们损害的对象。但中西方对“私”的划分不尽相同。西方社会是一个个人组成一个个团体，一个个团体构成整个社会。各个团体是同一平面上的，各个团体之间的接线是分明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各个个人为中心的无数同心圆构成的，这个圆的范围并不绝对确定，具有伸缩性。圆的范围由远及近，亲疏关系也由远及近。

远近关系的变化就是“伦”/“差序”。在差序格局中，公私是相对而言的。家族“团体”是“团体格局”中的概念，相对应“差序格局”中的“社会圈子”。西方的家庭是固定的“团体”，父母是家庭的主导，子女处在从属地位。中国的“家庭”是“家族”中的一部分并不独立存在，“家庭”与“家族”也不绝对固定，它沿父系血缘关系向外扩大。“家庭”中的主轴在父子、婆媳之间的横向关系。礼治秩序西洋是法治的社会，传统中国是“人治”/“礼治”的社会。“人治”与“法治”在于维持秩序所依靠的力量：法治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的外在强制执行，礼治依靠社会道德、氛围的约束和个人的主动依附。传统中国的社会的稳定性和发展的缓慢性，使得每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总是像似，依靠传统和传统形的“礼”能够有效的应对所面临的问题。无讼传统中国社会诉讼被认为是可耻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是“评理”。在社会转型期，诉讼还真不能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司法秩序的构建不仅应当建立有型的组织机构，而且也需推动思想观念的变革。法律秩序的建立既有适应社会进步的功用，也可能破坏礼制秩序。血缘和地缘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它建立在稳定的社会基础之上。血缘是主导，地缘只是血缘的辅助。血缘关系的社会限制着竞争和冲突，权利和义务的划分也不明显。商业难以在血缘社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