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反映并影响着整个学术界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与学术追求。我们应当从文化传统、学科属性、学科发展历史、时代变迁等角度去审视社会学本土化问题，探究我们为何强调社会学本土化，新的历史时期要不要进行本土化：如果不要，为什么；如果要，为什么，如何进行。

社会学本土化争论问题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家。那批早期接受西方社会学影响的学者，诸如吴文藻、费孝通、孙本文等，他们在引入西方社会学时，十分注重本土化，即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与研究，其所蕴含的学术活力与创造力，让中国的学者看到社会学本土化的道路是可行的、是走的通的。社会学本土化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学学术界的一种共识。

后来，受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中国社会学发展停滞了20多年。随着邓小平同志对社会学界“抓紧时间补课“的指示，中国社会学再一次回归发展的车道。但是，一门学科的重建谈何容易。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也在不断地克服困难中艰难行进。没有交材就编教材，没有老师就从别的专业抽调，后继无人就抓紧时间培养。

在我国社会学艰难重建的同时，另一边，西方的社会学发展却早已诞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特别是后现代的社会学家，不断地完善社会学的研究版图。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者难免会有”学术自卑“的倾向，由于落后别人的研究、发展几十年，其中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弥补的回来的。于是，中国有的社会学研究者就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为荣，其本心是好的，是为了尽快弥补与西方的差距，但是在这样的心态之下去做学术，难免会陷入某种不好的倾向，表现出来就是对西方的理论“囫囵吞枣”，“生搬硬套”来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声也便越来越高，又一次摆在了中国学术界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