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学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化 ——兼论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 如何发展学科知识体系?哪些途径和手段能够更好地发展学科知识?这是科学方法论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学科的普遍化与本土化,科学研究与本土社会实践的关系则涉及更广泛的哲学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从科学哲学与实用哲学对话的视角概略地论述社会学知识的多元性与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问题,并试图说明:(1)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性是人类认识的主要特征,社会学知识也不例外。(2)社会学知识具有普遍性和本土性(特殊性)的双重特征,社会学知识的发展依赖于理论和方法的普遍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结合。(3)社会学的本土化是适应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学术倾向和学术活动。她对于发展中国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际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也可以作出相应的贡献。 一、社会学知识的多元性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学科知识?知识的类型和特点是什么?科学哲学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传统科学观认为,知识是系统的,普遍的,得到确认的真理体系,而许多当代哲学家则对此提出质疑和批判,波兰尼对这种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进行了批判。在《个人知识》(1958)一书中,他认为,知识首先是个人认知(knowing), 是个人主观、能动地认识和理解世界万物的过程,知识是与人的求知欲望和求知热情分不开的。

其次,知识是个人的学习过程和背景知识的组合。个人知识具有默会的成分和不可言传的成分。第三,知识是与个人要解答现实问题的努力相联系的,而这种努力又与个人相信某种合理知识标准的信念有关。他还简略地论述了由个人知识到人类知识的转变过程,即通过人们相互交流、批判、说服以及与上层知识(传统、权威、“大人物”)的对照、比较而实现的。1波兰尼从知识的个人起源和学习心理学的视角论述了知识的个人性、主动性和人文特性。二十世纪后期,波兰尼的“个人知识”观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同时,当代科学哲学也修正和超越了传统科学的知识观。简略地说,知识被界定为:由个人(或共同体)依据某种合理标准而暂时被接受的合理意见。知识论的这些新发展有助于克服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弊端。2 由知识的个人性可以推论出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著作取得广泛影响之后,实证论者和人文学者都认识到人们的认知都具有“前见”,都受到个人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因此,任何(个人)知识都具有历史性、文化性和地方性。由于个人都是处于具体存在的“生活形式”中,都是具体、独特的认知主体,所以知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维特根斯坦从日常语用学的视角说明了知识与语言的多样化的“能指”1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第576页——57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2参见:波普:《走向进化的知识论》,223页——249页,中国美术出版社,2001 波普甚至论证了动物与人同样具有个体知识,包括长期性知识(背景知识)和短期性知识。 功能和“具体生活形式”的关系。 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性还来自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分工与协作,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个人都越来越分化为只精通某一专业领域的“单面人”。“单面人”实际上也具有多元性和本土性,他们构成了职业群体、地域群体、专业群体等等多样化的“小共同体”。 人们一般都承认个人知识的多元性与本土性。但是对科学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性则持怀疑态度。个人知识具有个人的社会、历史、经历、专业、主观信仰、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而科学知识应当超越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实证论者认为,科学家通过严格的经验检验程序和精确、严密的科学方法就可以超越个人的局限性,排除主观价值的干扰,就能逼近客观真理,达到科学理性的同一性。 当代科学哲学对上述实证主义知识论进行了批判。波普、奎因对科学方法所依据的归纳逻辑和经验证实原则进行了批评,指出这些方法并不能得到确实的科学证明。

库恩、温奇等人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对客观真理和价值中立原则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学科知识是科学共同体成员依据一定的主观价值和形而上学假定而形成的认识,这种认识具有历史性、情境性和本土性。多数反传统知识论的科学哲学家是针对自然科学知识来论述知识的历史性、多元性和本土性特征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则专门对社会人文科学(精神科学)的多元性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语言学转向使科学理性同一性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多元主义、语境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现象;在精神科学中,“解释者和叙述者的知识依赖于语境,这种知识属于多元性领域,因而摆脱了 知识客观性和同一性的要求”。3 学科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性不仅来自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而且也根源于个体知识的发展过程和日常实践过程。依据波拉尼和波普的“知识进化论”,任何学科知识都经历了由个人知识到“共同体”知识,再到学科知识的发展过程。学科知识是由个人知识、日常知识和上层知识发展而来的。4 以社会学知识为例,在十九世纪社会学未形成之前,各国社会思想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多样化和本土化的个人观点并没有汇集在一个学科中,只是在学科形成之后,各个学派、各个分支学科、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域)、各个领域的社会研究者,才在相对统一的学科框架内交流和探讨本学科的学术问题。

但是这些学科框架并不是固定的、严格的,因为学科体系是人为建构的,在各个历史阶段,各个国家的划界标准是不同的。按照自然科学方法论者的观点,学科体系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约定的。他们就某一学科的“科学范式”和“科学方法”达成共识,从而使学科知识具有科学理性的同一性,因此才可以说“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知识是普遍性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一定的偏差。因为学科知识具有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双重特征。 在学科知识体系形成之后,学科知识的普遍性并没有排斥和消除学科知识的多元性和本土性。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学科共同体并不是统一的,而是不断地划分和组合为各种“小共同体”,如学派、分支学科,地域群体等等。即使在分支学科和地域群体中也存在不同学派和3哈贝马斯:“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后形而上学思想》,137页—169页,译林出版社,2001 4参见: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 不同观点(如大陆、港、台社会学家内部就划分为各种“小共同体”)。科学体制容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和参与讨论,所以学科知识的多元性(包括本土性、个体性等等)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受到科学体制的支持和维护的,因为不同观点、不同视域之间的交流和讨论有助于科学知识的发展。

科学知识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批评性讨论和科学证明而形成的,她达到了相对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但同时又对未来的批评和证伪“开放”。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知识才是“客观的”、“普适性的”,她超越了各种个人(或小共同体)的偏见和主观成见,她普遍适用于各个地域、各种群体。 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是由各种个人意见达致科学共识的必经途径;那么在讨论中,评价各种意见的“真”与“假”、“对”与“错”的标准是什么呢?实证论者的偏见在于,他们只以“符合真理论”(即与实在相符)和实证科学方法(包括价值中立原则)为标准来评价和证明。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论者则认为,科学方法的本质不在于其精确性和可操作性,而在于“批评性的讨论和无穷的探索”;对相对真理的评价其实是在各种理论观点之间的有效选择,而选择标准是多样化的。奎因综合了“真理融贯论”和“真理约定论”提出多种经验知识的互补性和知识整体性的观点。5 当代科学哲学的后实证论者主要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讨论科学知识的多元性与同一性问题。在社会人文科学领域,新实用主义哲学家把知识的多元性与同一性从实证科学扩展到非实证科学和社会文化领5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域。

罗蒂认为,“真知”是有用的知识,在物理学、文学、语言学、人类学中都存在多样化的真理,因此,给不同的学科指派不同的“客观度”或“强硬度”是没有任何意思的。6在实用论者看来,判断真理的标准或在多种观点之间进行选择的标准,不是其“客观性”、“精确性”、“坚硬性”,而是其“有用性”和“合理性”。合理性有两层含义,一种是“有条理”(有逻辑)的陈述,另一种是“合情理的”、“清醒的”陈述。实用论者强调后一种,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德性:容忍、尊敬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罗蒂认为,自然科学家之所以受人尊敬,是由于他坚持说服而不是压服、由于他相对的不腐败性,即不受政治观点、权威意见和各种利益的干扰。学术体制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科学知识的同一性是通过民主的讨论而不是强制性的一致。其它领域(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政治、文学)如果也建立这样的民主体制,也可以达到“客观真理”,获得多样化的有用的(或适用的)知识。“因为非强制的一致在所有这些学科中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可能需要的走向”“客观真理”的一切,即主体间的一致”。7 后实证论者和新实用论者都反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都试图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8他们都试图从这一立场来解答知识的多元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问题,都认识到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是由意见纷纭到统一“范式”再到新的分歧和新的“范式”的过程。但方法论研究不能像日常知识那样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作出简单回答。从学 6罗蒂:《后哲学文化》,第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7罗蒂:《后哲学文化》,第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8参见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与本质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理上来说,后实证论者求助于科学证明(或证伪)的逻辑,并逐渐从理论选择的标准转变到对科学家集团的理性选择标准的探讨。而新实用论者则从社会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中寻找答案;在他们看来,知识的普遍性是很难达到的(例如,美国人的人权观与非洲人的人权观很难达成一致),因此只能以语言共同体(或本土社会共同体)的主体间共识为标准来选择合理的、适用的观点。 后实证主义的局限在于,由于它主要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讨论问题,因此很少考虑到社会人文学科知识的特殊性。例如,社会科学知识的类型不仅仅是理论与经验知识(或基础性与应用性知识),而且还应当包括历史性、释义性知识,以及政策性与实务性知识等等。不同的知识类型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

新实用主义的局限性是只考虑语言(或本土)共同体的默会知识和长期性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在共同体成员的知识库中有更多的“默认点”和“交叠共识”(罗尔斯);而没有过多考虑在短期性和争议性知识中促进共识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实证科学是形成了民主、规范的学术制度之后才取得科学进步的)。 哈贝马斯认识到并试图克服上述局限性,他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共识真理论”、“无压制的沟通环境”都是为解决如何在多元化的知识类型中建立普遍语用学的有效评价标准,以达到相对的共识。同时,他提出在广泛的交往领域中建立像规范的学科体制那样的民主协商制度。 在“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一文中,哈贝马斯论证说,尽管多元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尽管传统科学的理性同一性有很大的缺陷 和局限,但是在各个学科对“一”和“多”这个主题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到某种包容了特殊性、个体性和本土性的理性同一性。9上述社会哲学或科学方法论的观点对于社会学知识的发展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学科体系处于初创阶段、学术制度还不完善的中国(大陆)社会学来说更为重要。社会学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中各种学派林立、各种分支学科远远超出其他学科,各种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之间相互争论和竞争。

由于这些多样化的学科知识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和借鉴的,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会产生一些偏差和弊端,如以偏概全、理论基础不扎实、盲目照搬或套用等等。有的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学的许多研究还停留在经验调查阶段,还只是依据“素朴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10为了克服理论不足的缺陷,一些研究者从国外的多种理论学派中搬取某一学派或某一分支学科的理论,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践社会学、阐释人类学、计量人口学等等,而不考虑这一理论对于本分支学科、专业方向和专题论域的适用性和借鉴作用。当然,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学者又在不断地反思和克服这些偏差和弊端。 二、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 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不同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性(或多元性)。后者是从知识的个人起源上说明认知过程中知识形式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前者是学科共同体成员在学科建设中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和发展目 9哈贝马斯:同前,137页—140页 10参见,黄光国,关于科学哲学的讲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4 标。从学科发展过程来看,学科建设的目标是从各种具有多元性和本土性的个人知识发展成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知识体系。在民主的学术制度中,各个国家、各个群体、各个阶层的学者在理论上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学科建设的工作中。

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的形成是各国学者们共同协商、默认的结果。学术是公共领域,学科是开放的、民主的体系;因为才可以说“科学无国界、无阶级性”。也因为如此,中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才不把物理学(或化学)的中国化作为发展目标之一;美国、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会提出经济学(或社会学)本土化的口号。因为在学科建设中,知识的多元性(包括本土性)和知识的普遍性是不言而喻的;每一学科的学者都是试图将各种本土性的知识转化(或综合)为普遍性知识,都试图将普遍性知识应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 但是在学术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当非民主的、压制性的因素阻碍学术和学科的健康发展时,学科共同体的真正成员才会提出本土化或普遍化(如科学化、国际化、规范化)的口号,并有意识地将其作为促进学科建设的目标之一。波普、罗蒂、哈贝马斯都曾经谈论过上述情况,如在本国的政治压制下,前苏联的遗传学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族学就是例证。另外,在后发展或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原因,本国学者没有参与共同的学科建设,因此许多学科知识体系是外来的、从西方移植的;当这种知识体系与国内外的权势集团结合,使其具有霸权式、殖民式的非民主风格时,本国学者自然会提出“本土化”的口号。

因此,完善民主的学术体制和学科知识的本土化都是后发展国 家在特定历史时期发展学科知识的主要任务。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依据不应是与西方中心主义对应的狭隘的本土中心主义,也不是传统诠释学当中的“内部人主义”(即只有本国人才具有资格研究本国的问题),11更不应当是极端的相对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它的理论资源应当是近期在语言哲学(或语言学转向)的启发下,科学哲学、实用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具体地说,科学哲学的“社会实在论”和“情境分析逻辑”、新实用哲学对本土中心主义的新阐释,以及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有关“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论述12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并不必然导向极端的本土中心主义和相对主义,它应当把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和华勒斯坦所说的“多元的普遍主义”作为发展方向。罗蒂尽管具有后现代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倾向,但他否认自已是极端的相对主义和本土主义。他指出,相对主义有三种:(1)认为任何一个观点(或信念)都与其他观点一样的好(或一样的不好)。换句话说,任何观点都是“真理”(或都不是真理)。(2)认为“真理”是多义的,即有多少证明的上下文就有多少意义上的真,这是一种语境主义。

(3)认为“真理”(包括合理性)是相对于一个特定的(我们的)社会、相对于特定研究领域中熟悉的(或公认的)证明程序的。第(1)、(2)种是极端的相对主义,第(3)种 11金耀基:“社会学的中国化: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国外社会学》 1993 3-4 12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 是新实用主义和罗蒂主张的本土中心主义的观点。13罗蒂把知识的客观性归结为本土的社会共同体追求协同的主体间性。他依据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理论把本土社会“生活方式”的一致性作为论证的前提,他用社会共同体对协同性的追求代替了对客观性和客观真理的追求。因此,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切社会共同体的典范,其原因不在于科学的客观性、精确性,而在于科学共同体通过民主讨论的方式进行协作、达到共识;科学是作为亲和性、协同性的范例,而不是作为真理和方法的体系而凌驾于其他知识之上。 新实用论者所主张的扩展的本土中心主义不是狭隘、封闭的知识体系,而是从本土共同体的各种默认点出发来合理地、民主地讨论本土的问题,提出合情理的、有充分理由的解决方案。新实用主义并不认为所有的解答方案都一样的好,也不认为从不同视角、不同语境出发所提出的方案之间不能进行交流和比较。

同时,新实用论者对外来的共同体持开放态度,通过“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来扩大我们的视域。当涉及共同关注的问题时,“我们”与“他们”同样是以平等的、民主的方式探讨合情理的解决方案。 新实用论与后实证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知识的本土性、个体性和特殊性,后者在承认“绝对真理”、“绝对客观”不可能达到的基础上,更强调学科知识的相对普遍性、共性和客观性。如果我们从当代科学方法论的新视角来看,那么上述各种观点是哲学家或社会理论家通过系统研究从不同的视角和语境所陈述的个人观点,这些观点如果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民主讨论,并获得充分理由的的支持,那她们都具13罗蒂:见前注,81页。Ethno可译为种族,也可译为本土。 有一定的(或本土的)合理性;而通过与这些理论家的沟通、交流;“我们”认为某些观点也适用于(或可借鉴)解决我们本土的问题,那么“我们”与“他们”就在某些点上达成共识。简单地说,就是“拿来主义”,什么知识(理论、方法)有用就用什么,这就是新实用论的学术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不管是波普、罗蒂,还是其他理论家,他们的观点都只是在某一学术“论域”中进行“无穷的探索”过程中的中间一环(尽管可能是重要的、关健的一步);因此他们的观点也是可错的、可证伪的。

对于试图将他们的观点综合扩展的哈贝马斯来说,也是如此。简单地说,追求科学的同一性和客观性需要坚持科学的怀疑、批判精神,提倡百家争鸣,反对定于一尊,这就是后实证主义或波普主义的学术态度。 从语用学的角度说,概念、范畴、知识、学科都是人为的建构,都是指称一组事态或现象。这组事态没有统一的本质,而是依据说话者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语境来定义。社会学本土化的界定也是如此,它具有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殊的语境,同时又在本土背景下的中国学者中有共同的“所指”。我国学者指出,社会学的本土化是一种使外来社会学的合理成分与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增进社会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14在这个定义里,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化是社会学本土化的组成部分,因为在经验科学中,理论与研究(及方法)是相互促进的。进一步说,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本土化包括研 14郑杭生,王万俊,“论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及其目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1月。 究对象的本土化,即研究本土问题;研究手段的本土化,即调查、分析方法等工具手段适应本土情境;研究逻辑和视域的本土化,即研究者关注本土的实践逻辑、采用本土的问题意识和视角;从而促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更有效地认识和解答本土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具体来说,(1)研究对象的本土化不仅仅是注重研究中国的社会人群、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而且在方法论上要区分不同人群所关注的现象和问题,例如。对于“贫富差距问题”,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群体的关注点是不同的,选题需要适应不同人群的知识需求,需要考虑在本土社会受到广泛关注的、有争议(或有价值)的问题。另外,还需要考虑与本土或地方特色相适应的不同研究类型,如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实务性研究有不同的研究设计方案和不同的研究方法。(2)研究手段的本土化不仅仅是将国外的调查工具、抽样方法和测量指标进行适应本土情境的修改、补充,而且在需要的时候还有必要创造适合本土特色的工具和指标。例如,在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分层问题时,我国学者在问卷设计中加入了适合中国特点的测量指标,并对理论概念进行了新的操作化。15在资料分析方法上也是如此,如类型的划分、统计因子的权重等都要考虑本国的特点。(3)研究逻辑和视域的本土化是指同时关注本土研究者的思维逻辑和本土行动者的实践逻辑,因此涉及方法论的本土化和多种交叉视域的融合问题。简略地说,研究者需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宽容的学术态度,从多个视角(包括反身性视角)来解答本土的研究问题和学科建设问题。

15边燕杰、李路路、蔡禾主编:《社会调查实践——中国经验及分析》,第一章,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史来看,我国学者一直都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自从20世纪社会学引入中国以后,面对战乱、贫穷和落后的社会现实,社会学者们就开始了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和尝试,一些著名的学者都在努力践行“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践。有的学者在总结二十世纪20-40年代的本土化努力时曾归纳了几个流派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瞿秋白、李达、毛泽东等人为代表;乡村建设学派,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社会人类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人为代表。16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一大批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引人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如孙本文、陈达、李景汉等,他们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身体力行者。上述各位学者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做出了自己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 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变迁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社会转型,又一次给社会学本土化思潮带来了适宜的社会环境,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使国内外社会学者更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大陆及港台的社会学者以及北美的华裔社会学家都提出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任务,并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以推动此项进程,如1987年的“社会学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同时,社会研究者们投身于转型中国的社会调查与研究,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如小城镇研究、城乡发展研究、社会结构转型研究、社会阶层与流动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紧扣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力图通过本土学者的努力,在理论16见杨建华“本土化:中国社会学20-40年代的探索”一文,《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 建构上有所突破,他们的努力都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工作的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对于学界来说是一项长期和艰苦的工作,它作为一个长远的学科目标,还远未完成。在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作为世界学术领域中的一个部分,并没有根本改变在学术话语中的弱势地位;中国社会学也不例外。近三十年,中国学者受西方的理论思想影响甚深,有人认为这是西方学术界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推行西方化或全球化的结果。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的闭关锁国,这种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反而是很正常的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需要中西方的学术交流和思想传播,中国社会学界在引入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又努力通过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对国际社会学的学术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所以,强调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并不是要割断与西方学术界的联系,而是通过我国学者具有本土性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建设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并通过对现有的(主要是西方的)社会理论的借鉴、批判、验证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将具有本土特点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融入到世界社会学的知识体系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林彬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