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人性反得反不得的问题之前，我们再明确一下人性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

中外先哲对人性善恶的判断是众说纷纭的，有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人性是恶的。宗教世界里通常认为人性至恶，因为性本恶所以要抑制，而不能弘扬。所以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佛教，都要求人修行。为什么要修行，因为德行不好嘛！人性至善还要修行干什么？中国的儒学也告诫我们，要克己复礼。克什么？当然是克制自己的人性之恶呗。

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伦理，都在要求人建立廉耻之心，日本人讲耻感文化，西方人讲罪感文化，都是强调人要有廉耻之心，要求人改正自己的人性之恶。

从古至今，只有一种力量要求焕发人性之恶，那就是资本，资本是人性之恶的好朋友，资本孳息的培植、资本的高溢价和高周转，需要一支主观力量的能动才能做到，这支主观力量就是人性之恶，最主要的是贪婪。

所以从文艺复兴开始，就提出弘扬人性，主要是把人性之恶从宗教的枷锁里解放出来。人性之恶有一个巨大的正能量，就是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强大的主观欲望和强大的创造力。

应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与人性之恶的弘扬是分不开的。

所以，人性有恶，就可以反得；但人性之恶有时会解放生产力，适应当时的历史潮流，这个时候就暂时反不得；人性之恶侵害了社会良序，对人类社会的根本造成破坏，就当然反得。

商君之法，实际上焕发出了人的功利之心，可能与山东六国礼仪之邦遵照的周礼是不一致的。至于说商君之法弘扬了人性中的哪些东西，扭曲或抑制了人性中的哪一些东西，则都是价值判断，没有标准答案。

这是对题主提问的第一个前提（大前提）的质疑。

第二个质疑是，进步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这是这个提问的第二个前提（小前提）。

进步性的衡量标准，与是否与人性相适应，没有关系。

进步性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之前，我们提到，人的本质属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直接地说，是由生产方式、人口和地理环境决定的，其中，生产方式是决定力量。至于天性，主要是动物性，都是由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决定，或抑制或张扬。

因此，人性不是永恒的，它既不是进步的根本动力，也不是进步与否的衡量标准。

能够衡量进步与否的标准，就是适应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商君之法，显然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所以它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