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象解释）“鸡娃”即父母给孩子“打鸡血”，为了孩子能读好书、考出好成绩，不断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让孩子去拼搏的行为，这些父母大多为中产阶级，表现为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中产阶级教育焦虑是一种紧张、不安、忧虑等复杂情绪状态，这种焦虑主要来自于中产阶级因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所导致的阶层之间社会地位差异的担忧。其在精神上主要表现为对子女学习机会、学业成绩和就业前景的过度恐慌，在身体上表现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考试的过分敏感乃至对子女课余生活过多控制等情绪和行为，从而导致“鸡娃”现象的产生。“鸡娃”现象产生以下社会问题：首先，“鸡娃”忽视了孩子身心成长的阶段性特点，应该最先重视孩子体验能力和观察能力，而不是刚开始就致力于培养孩子知晓抽象知识和概念，否则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将会严重缺失，变得没有主见；其次，“鸡娃”导致子女“空心病”，即价值观缺陷导致的心理障碍，症状为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而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造成“空心病”的原因包括社会追求急功近利的氛围、普存性的焦虑心态、功利目的的教育模式、压力与个性并行产生的反差，而这些都与“鸡娃”现象相契合。2.（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分层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将一个社会的成员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在社会分层领域里，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层基于两方面原因，社会层面上各项工作的重要性不一，个人层面上个体智力与知识水平各异，因此达到人的才智与岗位的匹配才是合理的；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层与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权力关系密切相关。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导致职业地位和结构在社会地位体系和社会分层模式中占有中心位置，而经济—技术合理性的弥散导致教育程度成为个体获得社会职业地位的关键因素。封闭社会的传统社会里，教育作为社会继承机制，其成层功能主要体现为再生产功能，在作为开放社会的现代社会里，教育则成为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对于中产阶层来说，由于自身受益于教育，所以教育的选择直接关乎其孩子未来的命运。艾伦里齐认为认为由于中产阶层长期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这促使其形成了“两面性”的阶层特征。一面是同处于社会下层相比较，他们的身份为社会精英而充斥自信心和自豪感。而另一面，他们又深知决定一个阶层社会地位的因素并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还关涉其他诸如权力、影响力等因素，所以在同处于社会上层相比较，他们的内心更多的是一种恐慌和自卑，因为学校教育带来的知识和教育文凭这种资本对于实现阶层地位的上升是远远不够的，中产阶层只能致力于不断提高自己，只有当阶层身份地位上升的努力得到最终实现，其长期存在的内心忧虑才会有所缓解。

3.（解决方案）为缓解中产阶级教育焦虑，首先，政府应该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打破阶层利益固化。社会贫富差距以及两极分化的存在诱发了社会分层的固化与社会流动的缓慢，因此，畅通社会流动的渠道，推动合理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以此来消解阶层利益固化引的负面影响。其次，加强落实社会保障，针对性的减轻中产的负担。李培林提出现如今我国面临双重中等收入陷阱，具体主要涉及我国现代化的实现问题，即能否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还有就是中产阶层的发展问题，即中产阶层的总体发展能否促成国家“橄榄型”社会的最终建构。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由于个体发展机会的缩减，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将变得不确定。在社会保障、税收政策、福利政策等方面进行适当调整，以此来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再次，加强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增强其政治认同感。当前我国体制内的中产阶层均有参与各种社会团体，而体制外的中产阶层，在社会团体的参与积极性相对较低。当体制外的中产阶层遇到与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时，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遭遇到不平等待遇而利益受损，进而导致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降低。因此政府应创设更多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加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认知，引导他们积极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增强其政治认同感。

2.（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理论）中产阶层奋力进入上层，本质上一种身份、地位的追逐，在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共同作用所积累的教育资本使这种追逐的成功性成为可能。首先，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往往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布劳和邓肯地位获得模型（后致性因素相对于先赋性因素在个体地位获得中起着更大的作用）指出，随着现代工业化和技术的发展，在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其教育程度将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其次，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依附在某种持久性的且为大家所公认的熟悉的网络上，并且是一种体制化的关系网络。“场域”和惯习是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核心概念，整个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场域”构成的。在他看来，“场域”是社会结构中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所形成的网络或构型，从纵向上看，社会是分层的，因此“场域”也是分层的，社会的层次结构就是处于不同位置上的“场域”构成，不同层次的场域的地位和权力不同。从横向上看，社会的每个层次也是由不同的“场域”构成，越是通往社会上层，“场域”的数目越少。

每个“场域”具有相对应的惯习，每个“场域”也具有相对应的社会资本的量和质。在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中，行动者的家庭背景是占据很重要的位置的。一个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由于社会关系的再制性特征使他所属的“场域”也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其拥有的社会资本质和量的就相对不足。如果要向社会上层流动，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获取符合社会上层的文化资本，然后凭借文化资本，成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回报。所以对于中产阶层而言，社会资本已经成为其必须努力积累的“竞争砝码”。再次，文化资本指借助于各种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文化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具有阶级性和控制性，教育是一种文化资本投资，是用自己所认可的价值体系、科学知识、生产技术来培养自己所认可的、能够支持自己的劳动者，是一种在于巩固自己的政权，延续自己统治体系所进行的投资，因此，文化资本具有阶级性、控制性，是对国家政权的支持。绝大部分中产阶层是通过教育途径积累了文化资本从较低的社会阶层转化而来，在他们的切身经历中，优质教育是中产阶层社会流动的关键性途径，验证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因此，作为教育的受益者，中产阶层重视教育投资成为情理之中的事。

3.（解决方案）为缓解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首先，政府应公平分配教育资源，我国教育不公平体现在区域教育不均衡（不同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矛盾和短缺现象）、校际间教育不均衡（贵族学校如人大附中：学习不努力，上学到隔壁，社会各阶层拼命为子女择校）、阶层间教育不均衡（资本差异）。其次，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在以提高成绩这个“风向标”的指引下，课外辅导班以及线上教育等教育产业迅速崛起，它们一方面迎合了社会各阶层家长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成为社会阶层，尤其是中产阶层教育焦虑产生的重要推动力量。人才选拔方式变革首先应从选拔理念的转变开始，即逐渐引导“唯分数论”到以综合素质为主。

参考文献：刘俊利.社会分层与教育资本视域下国内中产阶层教育焦虑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