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与拜物教经济学原理：导论 - 乌有之乡

第六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

在原始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亘着阶级社会形态，为走出这个历史区间，共产党人必须集中全党智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分析矛盾，探索规律，提炼时代范畴，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然则，如何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剩余生产及其经济流通形式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要弄清楚：何谓研究对象？对政治经济学而言，其意味着通史的知行架构也。任何一个经济形态社会，但凡是以独立的生产关系为自己的观察客体，就会首先涉及对象（即主体关系）与研究对象之学理关系考察。必须明确对象是历史的规定性，研究对象是历史与逻辑之统一，这样才能理解“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在研究－叙述的意义上之所以一分为三”，在于“研究对象之于‘对象’运动的依归性”，归根结底，“历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一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总归就是研究把握‘既定的生产关系史’，包括发生史、生长史、运动史和全部的发展史。”[15]

【[15] 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J].当代经济研究，2016，（10）：5-13.】

（二）

研究对象工作逻辑在图3得到较为完备的说明，以阶级社会知识的“生产一般原理”为例：所谓阶级生产方式，由O-W及其衍生的A-W关系链条集中表征；所谓阶级生产关系，由“封－建”关系链条表征（图3左侧）；所谓阶级交往关系（对商品社会而言即交换关系），由“买－卖”关系链条表征（图3右侧）⑫。

【⑫ O-W的转化形式“A-W”构成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核心内容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产生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以此为工作地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应当视为“封－建”的转化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外表上是金钱关系，这是它的“买－卖”关系和历史上已有类型的不同之处，它导致“经济学具有成为一门闭门造车的学术领域的倾向，并且这还伴随着对数学方法的顶礼膜拜……在商品化被认为具有彻底意义的抽象经济理论层次上，这种权力关系消失在貌似客观和中立的数字下，这些数字被视为经济理性的缩影，而经济理性则被视为人类理性的缩影”。（参见《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第9-10页，新华出版社2013年出版）但真实的情况是，“经济学应被认为是‘科学’从而赢得声望是一场重大的学术丑闻……作为一套思想体系，经济学普遍地既欺骗了买者也欺骗了卖者。”（同上，第1页）】

显然，“封－建”就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基本权力结构关系，也具有更加广泛的阶级统治关系的代表性：包括封建制（部落制、宗法制、领主制）、雇佣制以及“人而统之、身而治之”的集权官僚制，甚至可指代奴隶制类型之阶级生产形式，等等；其从形式上直至可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阶级扬弃规定延揽入内。这样的研究对象工作结构可用统一的术语加以名称规范，于是有图3右半部分所展示“异化的共同体”经济形式，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具名于一”（财产关系的价值形式）。

（三）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工作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发展形式是图4列示的工作形态。

图4 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交往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上是人民主人身份本位的财产经济，国家经济部门和私有经济部门相对而立，导致图4与图3右半部分内容似乎基本雷同。“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3]28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由于利用资本发展市场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职能作用，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私有制生产历史应运而生。图4也同样沿承图3右半部分的形式规定，完全延续着“价值形式的统治”⑬。

【⑬ 以分工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封”，以协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建”，这是基于私有制财产生产的发生学考量。“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累、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1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不过有一点例外，社会主义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由社会主义劳动关系调节，这样，它的出发点即“W（L）”必须由左侧图的“P（L）”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形式所规定；如果进一步延伸，社会主义私营企业的“m（L）”又由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性质所规定以及“P（L）”又由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所规定，后者的核心内容是由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所展开的各种共同体形式的主体生产即“O（L）”。综合上述发生作用的机理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统一工作链条，即O（L）→P（L）→W（L）→m（L）→O（L）关系。这决定“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国家生产系统中，可得到“新的社会主义重现”，——这里出于国家调节与人民主人身份所施予的前提限制，它失掉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绝对性。剩余价值增长和生产力进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携手并进”，从而扩充着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利用“资本”的成果之处，但是仅以资本的生产职能和流通职能为限——后者如竞争状态的资本周转促进作用，换言之，在对社会主义生产进行整体制度管束与经济调节下，“重构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或可成为理解现代市场经济生产效率的一个特殊理论⑭。

【⑭ 这是党坚持对私有资本实施科学的经济引导，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理性根据，“资本作为财产组织方式和共同体生产本位的结合属于运行层面的规定性，是财产概念隶属于各种形态的主体工作范畴。然则必须破除推理解释的神秘，进行真正意义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之相反，“市场论鼓吹者在宣扬‘没有所有制基础的市场’，其实是理论滑向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加区分的资本范畴观。”（参见《论生产目的规定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理性——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相较而言，买－卖是所实现着的财产形式，封－建兼具身份和财产关系两种类型成分，或毋宁说后者是身份、财产的混杂或化合的形态⑮；从和前者结合的角度看，后者的工作规定委实是旨在实现阶级身份对财产关系的转化。

【⑮ 中国的士农工商主体形态则是混杂的类型向化合的类型过渡。】

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强调：“资本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进行交换，而是以许多人的消费和需求的代表者的身份进行交换。资本不再作为单个交换者进行交换，而是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这是资本方面同分散劳动的织工等等进行集体交换和集中交换。”[3]58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当然是身份和财产化合的特征形态，乃是消除混杂现象的结果，于是马克思又说：“可以说，在英国只是在18世纪末，随着学徒法的废除，雇佣劳动才在形式上得到完全实现。”[12]173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之所以经济流通后来具有统一的买卖形式，在于货币计量使然，在于货币成为商品价值形式的最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诞生于这种历史土壤：“这样的关系，必然在或多或少以交换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随着同特殊的、有限的农业财产形式或手工业财产形式相对立的商人财产或货币财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12]266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站稳脚跟，它将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形态：例如，“第一个因素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并以流通为前提的价值出发的。这是资本的简单概念；是进一步直接规定为资本的货币。第二个因素是从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出发的；第三个因素把资本设定为生产和流通的一定的统一。”[3]279-280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在考察资本主义形态时，马克思格外强调：“这种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换价值这种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的历史产物。”[12]349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四）

这导致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研究对象时，《资本论》事实上以“G－W－W－G”（货币－商品－商品－货币）为统一的结构形式，以别于它的历史形式的前身——“W－G－G－W”（商品－货币－货币－商品）。相比W－G－G－W而言，G－W－W－G首先是流通的特殊形式，其次，它的前提包含了一种特别的生产方式即“G－A”；因而在形式化的流通关系背后，实际是资本生产关系的特别规定即蕴涵m（L）的“W’－W’”和“G－G’”。这是“商品的货币”（货币的第一种、第二种规定）向“货币的货币”（货币的第三种规定）的转化；于是可以说，“研究对象是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通过确立劳动力商品概念，马克思科学论证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现条件：作为劳动力占有者的工人，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资本家，两者在流通领域相遇。但是，这种条件或关系的产生是历史的产物……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以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这里的‘社会生产形态’就是‘社会生产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16]

【[16] 张开.试论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形式”[J].经济纵横，2020，（8）：1-8.】

任何阶级经济学都旨在探究经济形态的历史形式、矛盾形式、规律形式以及范畴形式，在对象结构与理论组成上结晶为三项内容：阶级生产方式、阶级生产关系、阶级交往关系。资本主义阶级化的生产方式极度发展了“身份－财产”化合形态的另一个版本，以至于“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3]286。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这相应是“货币的货币”向“资本的货币”的转化。作为“货币的货币”，马克思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它是流通的第二种形式G－W－W－G的直接的产物”。“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以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并且是它们的统一。因此，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3]168-169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结局是，“货币同时直接是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古代共同体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在其第三种规定上的发展破坏了古代共同体。”[3]17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经济形态来说，在研究对象上既要明确其统一结构形式是与“G－W－W－G”相对立的“O－C－C－O”（O为主体身份、C为主体财产），又要充分说明它对“W－G－G－W”的结构兼容；其中的“C－C”即是士农工商的主体生产关系——身份关系向财产关系转化的产物，它是O（L）的关系结晶物，从而，劳动者的基层形态是“役”。然则可以看到，“小农要素”（小农劳动条件和生产条件）既是身份同化的设施条件，又是这种系统同化作用必然有的产物形式——从中酝酿“小农生产”（无论长子继承制抑或诸子析分制均是这个规定）；并且，这也是P（L）在历史上的最初系统形态。小农不“小”，它的学名其实是“编户齐民”，正如市民主体决不限于商人，小农作为系统要素形态上的工作命名，同样决不限于“农”，而指示“士农工商役”全体主体规定。小农要素系统和资本要素系统相比，主体性丧失的位置与类型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劳动者“身份主体的成长规定”丧失，一个则是劳动者“财产主体的成长规定”丧失，从而，它们整体反映了“异己主体”的历史具体状况。相较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是财产本位（财产同化作用）的“身财化合”，而中国典型的封建官僚生产方式发展的则是身份本位（身份同化作用）的“身财化合”：以工资为例，一个是“财产工资”形式，一个是“身份工资”形式。它表明：“工资规定性乃由阶级生产方式的所有制规定而来”，“古代社会的以身份形式为主→资本主义的以财产形式为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实践，这条道路的脉络是解说工资的身份形式与财产形式的基本领域，它超越了分配领域可以独立化认识的‘神话’。”[17]

【[17] 许光伟，胡璇.工资的身份形式与财产形式理论问题研究——兼议中国共产党的按劳分配观[J].当代经济研究，2021，（9）：5-16.】

可是，“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开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然而，“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亦即，“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3]36-38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直接生产－再生产（流通）－分配，这意味着生产和分配是彼此“关系化合”的状况，无法各自独立研究和叙述。在“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资本论》理论部分最后一篇，马克思制订五章的研究计划，曰：“三位一体的公式”“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竞争的假象”“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阶级”，对应了表3列示的资本主义统治的最后一个环节，曰：阶级与拜物教统治的“各种收入”形成（行）和剩余价值分配的转化规定（知），——这是分配和生产“最终化合”的情况。因此，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而言，生产和分配显然不能“分两次”来说。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本质上具有同一性的原理同样适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不过对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言，情况也略有不同。盖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这样一种历史遗产：“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之日起，即同时面临‘两种斗争’‘两种道路’的彼此牵引：既面对理论的内在紧张关系，也面对实践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在不同历史张力的关系协和中寻求力量整合。”[17]

【[17] 许光伟，胡璇.工资的身份形式与财产形式理论问题研究——兼议中国共产党的按劳分配观[J].当代经济研究，2021，（9）：5-16.】

（五）

即是说，它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主体关系和财产关系采取“资本的实现形式”，同时也迫使资本财产关系为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所规定。国家要素（规定）替代资本要素发挥“系统中介的作用”整体改变了劳动社会缔约的被动生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住市场拜物教统治的经济行为的泛滥，乃至消除“无意识缔约”的统治神秘。因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体形式生产在本质上就是行动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合约”，通过国家、所有制与劳动合约的有机纽结，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统一性得到贯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述的是“国家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它在研究对象的知识生产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论清除“拜物教统治意识形态”。鉴于此，“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原理予以单独对待。”[18]

【[18] 许光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品性与理论品格——基于《资本论》的视角[J].经济纵横，2018，（3）：12-24.】

这是一种O－C－C－O规定意义的“崭新类型”“崭新结构”和“崭新形态”：在兼容W－G－G－W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G－W－W－G的以扬弃为目标的内容重塑与结构清理。在中国古代，“主体交往形式+商品价值形式”构成了和价值形式统治类型相对的“主体关系形式”；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主体关系形式形成的前提是社会主义主体关系及其土壤——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体生产方式。然则，社会主义主体生产方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表现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主体形式生产与社会主义国家主导的私有制生产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方式。

为此在实践行动上，首先是达成一种主体生产行动“有意识状态下的社会合约形成”，这就是社会拒绝“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社会主义O（L）规定性是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协同创造价值，作为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商品形式乃是满足“主体人的需要”规定，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在取消‘异化劳动的生产目的’（异化劳动创造资本主义货币和资本）的同时，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建设，即寻找取消严重背离社会主义宗旨（像‘市场论－中性论－特共一体－财产论－工具论’思想链条鼓吹的那样）的发展生产的社会条件。为了解决物格化的资源配置问题，党必须加强对生产协作形式、经济交往形式、分配形式的监管与治理，拱卫公有制生产目的。”[19]

【[19] 许光伟.论生产目的规定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理性——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之谜”实践解决的理论内涵和意义[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6）：105-113.】

其次，一旦“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失去绝对性前提，它在社会主义体系中会慢慢褪去“剥削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剩余范畴于是开始形成，在实践规定上表现为党的绝对领导和相对剩余生产的统一。行－知－知－行（知行合一），知－行－行－知（知行不二），所谓《资本论》原理，盖由二者之统一所致，遂完成对阶级根据的历史与系统勘察，成就了“阶级（统治）原理”。知行合一始终是《资本论》总的知识（具象）原理，《商品》不由劳动价值论说起，由历史直接说起，由唯物史观说起，在原理的总根本上，则由阶级斗争的知识档案学说起。“地大”不若“天大”，天大地大不若“道大”；“天”“地”是统治之道形成的前提和始终不离不弃的基础，然则《商品》言明商品经济形态藉以进行阶级统治的道法是“价值形式”，而拜物教则是阶级统治的术技；道法术技更进一步说明了规律是介入范畴的入口，是打开范畴库的“钥匙”。换言之，为了保证“范畴是真理工具”规定（来自内部世界），必须实现“道的方法”（规律行的规定）和“名的方法”（范畴行的规定）的工作合一，强调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在“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命题”意义上的革命行动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的研究对象”是言范畴，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研究对象”是言概念，然而，无论规律或范畴皆“知”皆“行”，最终都要获得革命科学知识概念，以针对庸俗科学概念形式的偏见⑯。

【⑯ 《红楼梦》是欲“补天”的，但终不究规律，失之于“僧道儒”；《红楼梦》“补天之法”旨在寻求革命，而终未获成功。《资本论》因致力于阶级之知识档案学描述，遂终于留下成果，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收之于“历史－矛盾－规律－范畴”工作链条。】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依旧绕不开，甚至于沿着“阶级档案学”继续前行，通过拒绝普世知识之方法论品性进行新时代“知识革命”，直至用这个链条瓦解形式逻辑“概念法”的解释学自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绝不是孑然独立的“逻辑”，它以对历史统一勘察的方式排开“逻辑本体论”，使这个体系可能成为真正具有本土工作意蕴之“历史本位论”路径的一个建构。毫不虚妄的说，阶级社会及其经济形态知识状况的调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根据和科学之根。为成功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世纪之交前夕党中央决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继而将之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八大以后，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使得中华文化的思维学元素在阐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方面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党领导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理论工作的“活的灵魂”，这种知识形式首先是“知行合一的”，其次是“中国精神的时代表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一定迎来新曙光，在其指导下的经济工作思路必定更加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社会主义实践新的飞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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