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认同性是一种预定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它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又严格地限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范围。在现代之前的社会里，很少经历认同危机，所以认同性很少被反思和讨论。然而，在现代以至后现代社会中，认同性就变得动态不稳定和多重化了，学者们对此也开始予以关注和研究。本文仅以伯明翰学派领军人物之一的戴维莫利(Morley，D.)对认同性的论述为参照来解读文化身份认同。

关键词：戴维・莫利；文化身份；认同

戴维・莫利曾指出，广播电视在国际传播时代“既是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行业，又是塑造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中心机制。”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利益的促动使媒介业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媒介业的管理面向公众利益，承担民族国家的公共服务业和民族文化的认同中心的双重职责；现在的媒介业的管理制度转向受经济和企业需求驱动，公共服务时代对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考虑都逐渐被看作是制约拓展媒介新市场的因素。人们常常注意到，大众媒介在民族文化和认同的历史演进中发挥了根本作用。大众媒介形成了大众，跨国媒介将形成跨国民众，欧洲的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在创建拥有单一市场的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为未来覆盖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打下了基础。时代华纳公司已故总裁史蒂文・罗斯(Ross，s)在1990年“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发表“世界纵览演说”时指出：“为此，一定要建立一个媒介新秩序以促进一体化。媒介新秩序的理想之一是做到自由而不受阻碍的广为播放节目，即‘无疆界的电视节目’，形成全球市场。”并认为传播越自由越好，借助新的传播媒介，全球共享的体验会帮助我们超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间的差异，最终走向“真正的相互信任与理解”。但是，在现实中媒介产品的自由传播可能是跟媒介公司的实力和经济收益相互联系的，而并不是与“美好世界”相联系的，媒介不会成为创建想象中的欧洲社会群体的手段。戴维・莫利认为，所谓“无疆界的电视节目”实际就意味着开放全球广告市场和广告空间。正如赫伯特・希勒(schiller，H，I.)所说：这是一个“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与地缘政治背景，私有经济巨头们――又是相互竞争，又是相互协作――追求资本主义历来的目标，即获取利润、积累资本”的世界，也就是说，争夺势力和利润的斗争从全国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展开。

在全球范围组织生产和开拓市场是大企业的核心梦想与渴望，它们力求战胜国界，夺取、协调资本投入，获取在全球范围的优势地位。大企业的全球竞争推进了时空压缩，它们利用电子传播网络将物理地理和社会地理转变成新的抽象的电子空间。如果说经济强大的国家借自由贸易渗透和统治经济弱小的国家，那么通过媒介信息的自由流通就将强势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给贫穷赢弱的国家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总是深刻影响到文化、认同、生活方式。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趋同性或文化上的全球化。随着文化全球化，文化和领土的联系明显断裂，全球性文化企业缔造了世界性文化空间。

全球性企业在不断寻求一切事物的标准化、同质化、全球化，以期建立一个共同的全球模式。但是，全球化进程也激起了欧洲人们的恐惧与不满情绪，他们认为，全球媒介将俘获受众的心和脑，并制造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戴维・莫利指出这种恐惧和不满情绪与美国文化的威胁有关，他们觉得美国传媒(尤其是电影业)具有对外输出宣传美国消费品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潜能，会污染或吞噬欧洲文化的纯洁性，例如“好莱坞的文化统治似乎危及到欧洲文化业的根本生存大计”。为了弥补因全球广播电视网而造成的标准化以及丧失民族特性，欧洲内部重新涌起地方主义的热情。新地方主义认为不能忽略地方的复杂性，也要重视各文化同一体的多样性与差异，要寻求维系保留地区和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捍卫欧洲文明的文化特性和完整性。戴维・莫利指出，实际上他们只看到文化认同面对外来势力的进攻时的脆弱性，于是强烈提出抗拒文化入侵和强化本土性，以此来投合“那种看来已被全球化的逻辑侵蚀掉的位置感和归属感”。他认为，对待美国文化需要的是开放式、创造性的立场，而不是出于防御目的的说教性立场。况且，所谓的“欧洲文化多样性”一直受集权化、标准化、统一性的束缚，多样性只能通过单一民族国家的力量而形成的领土和文化分级体系才能体现出来。

并未如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所描述的那样：欧洲文化的多样性下孕育的是亲和性、家族相似性、共同的欧洲认同。可见，全球化带来了欧洲身份的认同危机，而这种认同危机是泛欧种族神话的危机。“欧洲人相互面对的时候是德国人、英国人、瑞典人，但是‘面对其他肤色和宗教的人时，欧洲人视自己为白人、基督徒、开化的文明人’。”所以，戴维・莫利一语中的地指出――欧洲认同是围绕着欧洲优越的自我形象和与异域、他者对立原则构建的，对立本身就表现出认同的等级制度和权力关系。虽然欧洲也制定了跨国文化政策，但是它是从表达欧洲内部的联系与对欧洲忠诚的角度出发的，这种“全球化”中包含着本土化的特殊社会群体和认同。而且，与异域、他者的对立既具有侵略性又表现出对外部事物的畏惧的保守性，实质上仍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从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形态的种族主义向欧洲中心主义或是泛欧形态的种族主义转变，从不同成员国各自不同的种族主义走向共同市场持有的种族主义)。当代文化认同必定直接涉及国际性，涉及本群体在跨国空间的位置；但是，它也必须超越欧洲中心观，达成其他形式的对话和集体。

戴维・莫利通过对传媒时代的文化身份认同的论述，揭开了欧洲文化身份认同的实质，并强烈地表达了他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观点的否定。

我们应该看到，从文化上建构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整合社会各集团起着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文化的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进而塑造了特定的民族认同观。但是，在跨越疆界、文化交融的全球背景下，确定的、分等级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种族认同以及欧洲认同、西方认同均脆弱易碎、淡化不清，也许在新媒介化的全球时代根本就不可能恢复连贯完整的认同观。

仅就欧洲文化而言，它是通过它相对于美洲文化、亚洲文化、伊斯兰文化等等的独特之处和反差之处而构建起来的，即差异构成了认同。为了维护“欧洲文化”，有人提出倡导观看“泛欧电视”而抵制来自其他文化史界的电视节目，因为泛欧电视将有助于增进欧洲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强他们对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命运的意识，而大量收看来自其他(主要是美国)文化世界的电视节目会在一段时间后侵蚀了欧洲各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但是，在面对世界的“东方”的时候，欧美又成为统一在一起的“西方”，“西方”这个范畴常常意味着欧美相对于“东方”的优势地位。而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关于“黄种人”、“黄祸”之类的担忧时常浮出西方大众的想象，对面临“神秘莫测、遥不可及、难以确定”的“野蛮”的“次人类”的东方文化和遭其渗透而忧心忡忡，这给西方人造成心理的恐惧和焦虑。另外，欧洲文化内部还潜藏着宗教和种族问题，从土耳其申请加入欧共体所引发的辩论可以看出，由信奉基督教的官员(实际上是天主教徒)建立的欧洲共同体不能完全接受一个伊斯兰国家(尽管已经世俗化了)，相反，在欧洲已逐渐形成对待穆斯林的种族敌视模式。因此，欧洲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石引起了质疑，建构欧洲认同只不过是要维持其保护性、自恋式的错觉。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基础上，资本流动性极强、非常灵活，有非领土化和不受地域限制的倾向，但是无论如何它也不能逃脱对空间稳定性的依赖。全球化虽是主流，但是本土化也十分重要，正如我们常说的那样“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必然使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人们视野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他者”和异类的人们与之共存。正如霍尔(stuart Hall)所说“在这个全球化和移居的时代里，欧洲的‘他者’终于自食其果……单程车票和租赁航班已把欧洲带入其‘他者’所及范围之内(而长期以来它是隔着一定距离管理其殖民地居民)……这些野蛮人已经在门里了。”在这个似乎越来越由全球性文化节目主宰的世界里，人们总是不断的建构并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群体和认同。然而，不论人们认同的是欧洲还是民族国家抑或是地区，他都沉湎于寻求整体性、大一统和完整性，这是以共享的传统和记忆为核心的社会群体。虽然我们不应该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地方经济、地方文化、地方认同的回报上，将地方理想化。但是，强调全球化的主导性，并不意味着地方主义就不重要。更何况大众所接触到的媒介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国家的媒体，而且受众选择、消费、解读媒介文本时在某些方面是能动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会依据各自的文化背景、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这些节目。所以地域和文化的特性永远不能消除，永远不能绝对超越。地方主义也许能成为积极的力量，煞费心机地对全球性资本入侵的影响做出富有创造性的回应，那么地方意识和地方行为就会更自觉、更有效地参与世界事务，形成新的全球――地方关系。我们不能为了认同更有意义而超越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