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西方消费理论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一直占据着消费理论研究的主流，侧重于对影响消费行为的各种经济因素，以及社会生产过程中消费活动的地位、作用的研究。直到19世纪，随着西方社会的巨大变迁，消费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日益显著，与消费相关的时尚休闲等生活方式进入社会学家视野，消费社会学得到飞速发展。

阶层地位与消费行为

社会分层理论由德国学者韦伯最早提出。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阐释，经济因素固然影响着个体的阶层地位，但它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经济地位相似，但社会生活方式和名望不同，个体的阶层地位也会有显著差异。社会上时时刻刻存在的并不是阶级，而是等级，与生产中的所有关系一样，等级关系在消费领域中也通过与市场的交换关系来实现。韦伯认为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将影响人们的消费方式和偏好，进一步将人们归属不同的“生活圈子”，从而影响人们的社会分层。

不难看出，韦伯的有限经济决定论首次明确地将社会声望、经济因素与等级地位联系起来，阐明人们的生活方式体现社会地位，既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又受到诸如社会声望、职业、政治地位的影响，因此，地位分层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决定的。韦伯将消费方式与社会结构相结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为后来的多元分层视角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不过，现代性的消费为生活方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以及与阶层群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如何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关联，是韦伯理论没有涉及的领域，也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无尽想象。

精神消费的发展

德国学者齐美尔率先提出了“时尚消费”的概念，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是中上阶层引领新时尚的需要。首先，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种区分机制，“时尚是根据社会需要产生的，一方面是既定的圈子与其他社会圈子分离，同时使一个既定的社会圈子更加紧密”，指出了消费既分化着圈子，同时也同化着圈子，以此为行动逻辑构建着社会分层，其内在机制正是社会各个阶层、群体通过时尚消费来分化和整合的。其次，作为一种补偿机制，消费能够提升个体在社会区分中的位置。“时尚一方面意味着相同阶层的联合，意味着同一圈子拥有相同的属性和特征。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人们不断地通过消费打破着界限。”最后，齐美尔指出了上行下效的社会性模仿在时尚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即上层阶级消费的“示同”和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示异”共同构成消费的动力，在下层阶级不断模仿和追逐上层阶级的过程中，形成了短暂的、动态的、发展的时尚。

可见，时尚的作用一方面使同一社会阶层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使各个阶层之间等级分明。齐美尔注意到了现代化的生产水平和文化发展，促使人们追求商品差异和个性的丰富内涵，对时尚的分析实际上表现出了符号意义的重要性，也为解释“模仿消费”奠定了基础。

异化消费的兴起

美国学者凡勃伦在其著作《有闲阶级论》中阐释了“新贵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并不是盲目的挥霍和浪费，而是为了通过夸张的炫耀财富获得社会荣誉、声望和地位，从而满足个体社会性的尊严。著作的副标题“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则说明他将消费和有闲阶级及所有权制度充分集合，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切入，旨在阐释有闲阶级制度的形成、发展和独特的消费方式。炫耀性消费的商品包含两种效用，一是实际使用效用，二是炫耀性消费效用。消费的内容和强度是由人们所在阶层的消费水准决定的，如果消费水平不能达到群体的要求，就会受到排挤，所以这种炫耀性消费折射出的是“阶层之间的攀比”，说明消费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其行为与社会地位相联结的社会意义。异化消费的过程实则由“外部强加”转化为“内部主动”消费。

凡勃伦这种将宏观社会结构发展变化归因于个体心理因素的研究路径虽有失偏颇，但对于启迪我们从心理因素入手，开启现代消费主义理论中消费者心理和欲望对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崭新思路。同时，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和齐美尔的时尚理论结合起来形成的现代消费理论的“齐美尔—凡勃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地位影响消费的动因。

符号消费的繁荣

法国学者鲍德里亚是研究消费理论最具代表意义的后现代理论家之一，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物的体系》中，其关于物品和消费的阐释为后人理解基于商品的生产、使用而形成的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全新视角。鲍德里亚以符号学为切入点，从人们对物的消费中，看到了蕴藏其中的“符号意义”。他坚持从个人与物品间的关系看待消费与需要，突出消费对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作用，关注物品或其品牌具有的名誉和声望，即消费的差异变成了品牌符号所代表的差异，解释了物品本身所处的地位差异与社会结构差异的不谋而合。在他看来，现代物品体系的秩序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安置，我们消费的一切物品都变成了象征或是代表符号的一部分，消费者会通过消费来找寻自己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符号消费实质上是对人们社会身份的建构，因而符号消费的目的在于对差异的追求。表面上，似乎消费社会是公平和自由的，事实上，人们所属社会阶层的消费的相似性、阶层内部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恰恰制约了阶层内成员的消费行为，人们并不是因为需求而购买，而是为了获得商品的“符号意义”去购买。因此，消费行为体现的并不是人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人与阶层、人与社会的关系。

可见，鲍德里亚把物品和消费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较之凡勃伦更进一步，将消费行为上升为社会结构的逻辑。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带有对消费异化的批判，将视点从物的批判转向符号的批判，开启了研究消费社会的新视角。

文化资本消费的嵌入

法国学者布迪厄在《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考察了消费实践与社会阶级的关系，认为消费是中间阶层为了保持和提升社会身份、地位，同时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一种策略。布迪厄在韦伯命题的基础上，引入“资本、场域、惯习”等概念。首先，布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拥有资本的多少限制了消费的能力和水平，资本的构成则影响了消费者的品位。例如，中上阶层拥有较多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讲究消费的档次、品牌和品质，注重消费的精神层面；相反，较低阶层受限于生存必需品的满足，则与品位等要求相距甚远。其次，布迪厄认为，个体的消费行为是通过特定场域形成的，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对消费的方式和强度产生影响，也决定着场域的变化。同时，不同的消费场域所展现的社会差别也是方方面面的，家庭情况、受教育经历、职业背景影响了个体在社会场域中的位置，决定了消费强度、消费内容以及消费方式。最后，惯习是在社会空间中不断实践获得的，是在场域中塑造的，并随社会结构的变迁不断变化，基于不同阶层在不同场域体现出“消费品位”的差异，研究表明中间阶层的消费惯习更易受背景、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在布迪厄看来，不仅社会地位决定着消费方式及标准，消费方式本身就在不断塑造着社会地位。文化消费同时积极地建构阶层地位，从而带来社会分层的复制和再生产。

通过对现有理论成果的梳理，我们发现，韦伯的分层方法阐明了消费与社会地位的关系，却没有进一步解释这种关系的联系机制，齐美尔、凡勃伦、鲍德里亚、布迪厄等社会学家深入分析了消费与社会分层的关系，证明了在现实社会情境中，消费行为影响着社会分层的机制，作为使人们社会地位分化的结果，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地位象征符号。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社会的消费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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