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阶层的代际绝对流动率不高，两代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总体是积极、合理的。代际流动的阶层固化主要表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子代下层中超过83%来自于父代下层，表明“贫二代”的真实存在。解决之道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打破和体制区隔，将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使社会中的阶层迅速壮大，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更公平、通畅。

关键词：贫二代;流动人口;社会分层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社会阶层的代际绝对流动率不高，两代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总体是积极、合理的。代际流动的阶层固化主要表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子代下层中超过83%来自于父代下层，表明“贫二代”的真实存在。解决之道在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打破和体制区隔，将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使社会中的阶层迅速壮大，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更公平、通畅。

“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农二代”和“贫二代”等词汇发端于网络并在日常生活中普及，进而成为社会流行语。这些词汇指向一个典型的学术问题：中国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问题。流行语代表一种社会公众的感性认知，其中含有很多主观成分。事实上“官二代”或“富二代”等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学术层面进行思考和判断，则必须使用科学的数据资料、进行严谨的分析来得出结论。

因此，“二代”现象的分析，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率究竟如何？其二，什么样的社会机制影响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

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率

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①数据将25～70岁的9789个样本的社会阶层的代际流动情况②制作成下表：

通过表1，我们计算出中国社会阶层的绝对流动率为45.63%，其中，向上流动率子代社会阶层地位提升比率为38.07%，向下流动率是子代社会阶层地位下降比率7.56%。③并且，这一数据通过了卡方检验④，这意味着样本中的数据关系可以推论到现实总体。

影响社会阶层变动的主要因素是教育、职业和收入。在美国，父代职业和子代职业之间的一般关系是0.30到0.40，父代收入和子代收入之间的关系大约也是0.40。1950年以后的美国男性中，32%是没有流动的，37%是向上流动的，32%是向下流动的。女性中，27%是不流动的，46%是向上流动的，28%是向下流动的（Beller, E., &Hout, M.2006）。英国的职业流动率超过70%，其中男性流动率为74.1%，女性为79.6%（Goldthorpe, J. H.&Jackson, M. ，2007）。

一项对东亚三国的比较研究发现，日本1995年的（职业）流动率是68.9%，韩国是82.7%，中国则是42.7%（Takenoshita, Hirohisa.，2007）

尽管职业流动率和社会阶层流动率不能简单比较，但是，可以大致确定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率并不高，尤其是中国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近46%的流动率显然不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数据。

我们进一步将社会阶层的出身和获得（现有状况）交互分类，得到下表：

在表2中，相异指数并不高，的确表明了一定程度的父代和子代社会阶层的继承性。

我们再从流入和流出两个方面交互分类，得到下表：（见表3）

在表3中，父代社会阶层的分布为：上层占2.45%，中层为30.27%，下层为67.28%。子代社会阶层的分布则为：上层占2.45%，中层为61.12%，下层为36.43%。这显然表明在两代人的社会阶层变迁中，从父代的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子代的接近橄榄型（或保龄球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下层过大）。这一社会阶层流动总体上是积极、合理的。

从流入状况来看，子代下层中的83.34%来自于父代下层，这的确说明了下层社会阶层有较高的继承性。子代中层中的近60%（59.02%）来自于父代下层，这说明了下层有一定向上流动的能力。子代上层中仅有18.33%来自于父代上层，47%的来自于父代中层，还有近35%来自于父代下层。

从流出状况来看，父代上层中有超过8成的人子代流入中下阶层，其中流入下层者超出20%。父代中层有近78%的人子代还是中层，升入上层者不到4%（3.81%），流入下层者则接近20%（18.39%）。父代下层有45%的人子代还是下层，有近54%的人则升入中层，进入上层者则仅为1.26%。

从父代的角度看，如果说有阶层固化的话的，那么主要表现为社会中层；从子代的角度看，社会阶层固化则主要表现为下层。

将上面的数据描述和分析总结一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社会阶层的代际绝对流动率不高，为45.63%，其中，向上流动率是38.07%，向下流动率是7.56%。

第二，从父代的金字塔型社会阶层结构向子代接近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表明，两代人的社会阶层流动总体是积极、合理的。但是，现实社会阶层结构中下层占比超过36%，而上层占比还不足3%。中上阶层还是过小。

第三，在这一代际流动过程中，阶层固化主要表现在中、下层，尤其是子代下层中超过83%来自于父代下层。这一数据表明，“贫二代”是确切的社会现象，而“官二代”和“富二代”未必具有普遍性。

“贫二代”现象的社会发生机制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机制主要有两个：教育和参军。前者通过科举考试，后者通过战争立功。科举考试在社会中是常态，只要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或动乱，科举考试会定期进行。当兵打仗立功并不是常态，它主要发生在改朝换代、外族入侵或农民起义时期。由于科举考试参与人数在社会中所占比例很低，而小农经济要集聚财富并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显然是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战争带来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及阶层流动已经过去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改革，开辟了社会阶层流动的新途径：开办企业经商和外出打工。前者是对企业主阶层而言的（他们大都属于社会阶层中的中上阶层），后者是对农民而言的（他们基本属于社会阶层中的下层）。

教育和经营企业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尤其是在1990年代末高等学校的大规模扩招，教育的确打开了普通家庭孩子进入中上社会阶层的大门。但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也必然会带来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减，近年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水平降低就是一个明确的市场信号。

经商办企业是中下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后的“下海潮”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富人，这是当代中国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发生的最为积极的变化之一。但是，市场竞争会逐渐走向均衡，靠改革开放之初只要胆大敢干就可以发财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人下海都可以赚钱的时代不可能再有。现实的市场竞争有胜利者，更会有失败者，失败者会大大多过胜利者。

农民外出打工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途径之一，打工者除了挣钱外，还可以学技术、积累经验和知识，从打工者转变为老板，但是，这样的人，在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中比例极低，大多数打工者还是打工者，农民工还是农民工，这是人们普遍熟悉的基本的社会现象。

农民工为什么难以向上流动，从普通工人转变为技术工人，从蓝领阶层转变为白领阶层，从打工者转变为老板呢，基本原因如下：

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显然易见，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粗放式阶段。“粗放式经济形成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农业生产、小商品生产、服务业或者家庭经济涌向工业生产部门。”（伊万·塞勒尼等，2010：46）

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以体力为主，技术要求极低，粗暴地使用劳动力。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吃青春饭：对外来农民工来说，很多企业基本不要35岁以上的，劳动时间过长，长期加班，只有青年人才能承受这样的工作，而且也严重损害他们的身体。第二，忽视劳动安全：工作环境有危害，冒险作业，无防护或防护不到位的情况比比皆是，各种安全事故频发。第三，忽视培训：使得外来工技术水平较低，劳动技能长期得不到提高。第四，低工资水平导致外来工没有足够资本培养下一代，外来工下一代的命运很难改变。

户籍区隔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户籍制度将城里人和乡下人区隔开来，使得外出打工的农民很难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样的制度安排既造成了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的巨大差别，更形成了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布洛维（Burawoy，1976）分析了移民劳动力（migrant labor）的再生产模式。与一般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同，移民劳动力的再生产表现为持续和补充过程中的制度分化和物理分离，即持续过程通常是在劳工流入地（工作所在地）实现的，而补充过程则是劳工流出地（家庭所在地）实现的。流动工人在就业地劳动力市场以及法律和政治体系中的无权地位是这一再生产机制的前提。

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造成了外来农民工非工非农的尴尬地位，既无法在城市定居，也难以回到农村生活。他们在打工地完成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家乡完成代际的再生产，频繁往来于农村和城市等不同的社会空间之间。对于下一代的教育和培养来说，户籍区隔和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在农村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儿童，而在城里则使得农民工子弟主要依赖民工学校完成教育，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两个环节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竞争，这样的教育显然无法让农民工子弟向上流动。

社会资本贫乏。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关系对于中国人尤其是进入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影响极大（刘林平，2001，2002）。西方社会学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人们大多利用关系网络去寻找信息而获得工作，不论这些关系网络是由强关系或弱关系所构成。当然，地位较低的蓝领工人更可能利用强关系，而地位较高的白领则更多地利用弱关系（Granovetter，1974；Marsden and Hurlbert，1988；Wegener, 1991）。

对于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大陆、新加坡和日本等地的研究表明，人们更多地利用强关系去寻找工作，而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Bian 1997；Bian and Ang 1997；Watanabe，1987）。我们的多次调查表明，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由老乡构成，同质性极高，网络中社会地位高的人极少（刘林平，2012）。或者换句话说，外来农民工社会资本贫乏。这导致农民工及其子弟在求职（比如考公务员）和工作岗位晋升上及其困难。

总之，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缺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由于户籍区隔的基本制度安排，形成了拆分型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他们本身及其后代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大，因而形成了“贫二代”的社会现象。

同样，我们的分析也基本适用于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和城市居民中的下层。城市居民中的下层也同样缺乏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尽管和农民工不同，他们具有城市户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处于体制外，从事个体经营或低等职业，体制内人员较好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晋升渠道是他们不可能拥有的。如果说，农民和农民工被户籍所区隔，那么城市居民就被体制所区隔。显然，解决“贫二代”问题必须打破户籍和体制的区隔，将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给全体国民，国家更多地承担下一代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而将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随之造就一个庞大的技术工人和白领阶层，使得社会结构中的中等阶层迅速壮大，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公平、通畅，这也应该是“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①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调查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的所有城市、农村家庭户中展开，分街道、居委会（村委会）和家庭户三层进行概率抽样。。

②“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问卷询问了被访者现在及14岁时家庭的阶级认同情况：“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您认为在您14岁时，您的家庭处在哪个等级上？”。我们将前一个问题作为对子代阶层的测量，将后一个问题作为对父代阶层的测量。问卷使用了10分量表，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我们把1、2、3层合并作为下层，把4、5、6、7层合并作为中层，把8、9、10层合并作为上层。

③绝对流动率=子代阶层和父代阶层不一样人数/总人数x100%。

④当子代阶层和父代阶层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相互独立时，就实现了完全流动，因为个体流动到任意一类阶层位置上的发生比完全是由子代阶层的边缘分布所决定的，我们称之为“完全流动模型”。但是，我们要借助卡方检验来判断实际观察到的阶层流动模式与完全流动模型之间的差异是否可归结为仅仅由抽样误差所导致。而通过卡方检验，我们拒绝子代阶层和父代阶层统计上相互独立的零假设，实际观察到的阶层流动模式与完全流动模型之间的差异不可归结为仅仅由抽样误差所导致，而是由阶层流动的系统性差异导致的。

⑤相异指数测量的是为使两类阶层的流出（流入）比例分布达到相同所需重新划分的人数比例。

⑥流入百分比记录的是阶层获得（子代阶层）相同的人分别来自哪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反映的是人们流入特定社会阶层的情况。流出百分比记录的是阶层出身（父代阶层）相同的人分别获得了哪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反映的是人们流出特定阶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