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思想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作，集中展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张力的思考。贝尔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经济体系、政治和文化的分裂事实，断言资本主义文化式微，无力承担缓和其他两者之间结构性张力的任务。他深信西方文化“将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归到对神圣的发掘”，这将其推向了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

虚无主义与现代分裂

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发掘始于20世纪中叶流行于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倾向。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使得社会可能彻底瓦解的消极情绪在西方社会广为流传。在贝尔看来，“虚无主义”背后的理论设想是“宗教天启式”（Apocalyptic）社会变革观念，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基督教对“世界末日”的理解，后经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灭亡教训的反思得到强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开篇导言中，贝尔辨识了两种虚无主义样式：其一是尼采式的“虚无主义”。贝尔分析认为，尼采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就刻画了一种作为“理论人”楷模的苏格拉底形象：他习惯通过引导性对话，不断修正对话者观念中的错误，以追求真理。苏格拉底“发现自己的最大快乐在于揭露事物的过程，并从中证实自己的力量”。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的能力，其特点是通过程序控制、操作包括人类文明在内的一切事物。其二是约瑟夫·康拉德式的“虚无主义”。康拉德在小说《特务》中试图呈现一种“文明”与“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冲动和返祖根源”之间的深刻矛盾。“文明”象征着社会从黑暗走向光明。在此过程中，无政府主义和那些返归黑暗的破坏势力，总会以某种方式尝试冲破“文明”，将社会重新带入“愚昧”中。在贝尔看来，这就是虚无主义的本质性暴力：“无意义的行动（the senseless act）——疯狂。”虚无主义一旦被具象化、实践化，其破坏力将会投射到现代社会，从而引发一系列极具威胁力的恐怖活动。这不仅是一种不满现存社会运行结构之消极情绪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反叛。就此而言，康拉德式“虚无主义”对“无意义行为”的追求，是作为反对所有传统习俗的文化产物。两种虚无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快速瓦解的可能性，而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性后果，更是加速了虚无主义在西方社会的传播。除此之外，虚无主义还受到德国哲学“社会整体观”的理论影响：社会是一个围绕某种抽象化、内在化原则的有机整体。这种社会整体观的理论构想源于黑格尔对“精神”的意志论论述，其最新理论呈现是当代美国社会学奠基人塔尔克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Grant Theory），主张借助一组高度抽象化、规范化、普遍化且彼此关联的概念实现社会的统一化。

贝尔承认，就资本主义社会当前情形而言，确实存在着分裂的可能性。然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否会依照虚无主义和“社会整体论”所设想的那样，快速完成社会整体层面的变革？对于这一问题，贝尔认为，从文化视角来看，包括各种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规范和价值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构成性要素，并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部翻转，特别是那些风俗习惯和约定俗成的传统。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变革从时间维度来看要更为缓慢，其进程远比那些天启式观念、宗教所标榜的夸张式变革更为复杂。因此，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思考，立足点应当是现代社会分裂的事实，而非一种社会整体观的理论构建。

面向人类生存境遇的反思

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分裂的情景下，如何解读“文化”？贝尔认为，对文化的理解，本质上是一种面对人类生存条件和困境，指向人类生存意义的理论反思。对此，贝尔从文化范围、文化功能以及文化指向三重维度，发展了一种别样的“文化视界”。

目前，关于“什么是文化”的疑问尚未达成普遍共识，以下两种文化定义具有较大影响力：第一种是以爱德华·泰勒为代表的人类学视角，将“文化”视为某种既定社会形态中所有成员的生活行径，即文化作为一个复杂整体，包含了成员的所有社会属性。第二种定义文化的方式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他认为文化是教化、培育人类优秀品质的工具，“是对完美的研究，是对和谐之完美、普遍之完美，以及那些包含成为某种事物而非拥有某种事物之完美的追求，也是研究一种涵盖心灵与精神之内在条件，而非境遇之外在背景的完美”。这是阿诺德基于文化视角对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思考。

然而，泰勒等人的文化定义虽具有某些合理性，但没有表达出对人类生存境遇与困惑的真实思考。基于此，贝尔借用了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批判学说，主张“文化，特别是在此书中，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的定义，即将任何‘生活方式’界定为文化，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将文化限定在优雅之形态和高雅艺术中”，并进一步强调“我所谓的文化指的是象征形式的领域，在本书讨论的范围内，狭义上而言更多的是‘表现的象征主义’；体现在绘画、诗歌、小说中的这些努力或由祷念、礼拜和仪式中所表现的宗教主义，都试图以某种想象形式去探索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所在”。贝尔视野中的文化不再是那些呈现在人类社会形式（如艺术、宗教、神话等）中的具体内容，而是一种人类为应对多重生存困境所形成的客观化产物，它指向人类生存意义。

按照其对文化范围的界定，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分裂事实，贝尔认为，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文化的如下功能，即“对社会、团体和个人来说，文化是一个维持认同/身份（identity）的连续性过程”。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先后经历了由“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不同的社会发展形态，这种转变一方面加速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也就是说，人类相应地历经了手工攫取自然资源的时代、以人与机器为关系纽带而改造自然的时代，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时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生命意义的来源已从上帝、宇宙等外在存在者，转移到人的主观创造，即生命意义从一种“被赋予”人类的状态，转变成一种人类主动赋予其他事物以意义的状态。贝尔注意到，这种变化虽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在人与自然、社会和他者的问题上带来了新困难：现代文化无力承载表达人类生存意义的使命。可以说，我们在享受着“祛魅”世界带来的便捷的同时，也承担着“认同/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带来的各种精神困扰。贝尔希望通过重新划定文化范围，遵循象征形式表达人类生存意义的内生逻辑，将继承而来的诸如美学观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各种社会性要素重新整合到一起，使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保持一种“稳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感知领域，也是情绪与道德的领域，更是力图统筹这些情感的智识领域”。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及到贝尔文化观的本体论要旨，即文化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境遇展开的理论反思，是一种不断探求生命意义的解释活动。

在贝尔看来，现代人的“认同危机”最终指向了一种对人类生存、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思考，它本质上是“一种对原始问题的回溯。这是一些围绕着所有时代、所有地区和所有人类的原始问题，它一方面源自人类处境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人类不断追求达到彼岸而带来的张力”。对于贝尔这样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而言，他始终坚信，文化在内容而非形式上具有的“回溯”倾向，能够对人类生存境遇作出一种情感与智识的回应，因为“文化的原理就是一种不断回到（不在形式上，而是在关心的问题上）源于人类生存之有限性而产生的核心特征的过程”。因此，文化是能“为人类在其生命进行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而提供一套恰当解释的尝试”。

综上，贝尔思想成熟时期的致思取向是尝试借助对“文化”概念的重新梳理与整合，分析并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系统性张力。然而，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并不显著，这正是哈贝马斯批判贝尔，并将之划归为“新保守主义”阵营的原因所在。但无论如何，贝尔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是分析独到而富有启发意义的，他所建构的“文化视界”实则印证了他作为当代思想家体现出来的一种反思人类生存境况与未来走向的人文关怀。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