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语言学的认同研究经过了从结构观到建构观的范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跨学科范畴的“认同”，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延伸形成了与之有关的概念群——语言认同、语言身份认同、语言身份建构、语言身份识别、语言身份选择等系列术语。受建构主义影响，社会语言学中的“认同”概念实指语言身份认同。语言身份认同与语言态度、语言偏好等关系密切，但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研究范畴。辨析语言身份认同的概念范畴，可确保语言身份认同研究的独立存在价值，对社会语言学语言认同研究的接续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认同； 语言价值判断； 语言态度； 建构主义

作者简介：姚欣，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海外华人。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回族汉语变体与身份认同互动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9YJC74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引言

认同问题是人类社会独有的复杂问题，也是一个跨学科、持久性的研究问题，涉及语言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或学术研究视角可以引申出关于认同的不同研究范式和研究焦点。就我国语言学领域的通识而言，语言认同研究可归为少数族裔的国家通用语和民族语认同(周庆生2005；王远新2009；黄行2012、2016；瞿霭堂、劲松2017；张谡2018)、流动人口的方言和普通话认同(董洁2014；付义荣2015)、海外华人华侨的语言认同(王爱平2006；曲卫国2005)、外语学习者的语言文化认同(秦晨2012；高一虹2008)等，这四大类别的研究形成了诸如语言认同、语言身份认同、语言身份建构、语言身份识别等系列术语。这些术语的出现是语言认同研究丰富性的体现，使我们看到了语言认同研究的不同历史、不同层面，以及出现的新转型———从结构观到建构观(高一虹2008)，但同时也反映了学者们对语言认同的理解与认识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歧见，出现了语言认同的泛化。如“采用语用学的视角来研究宏观层面的语言认同，将话语分析对身份概念的研究结果推广应用在各类语言认同研究上，得出的结论常显偏颇，也难以揭示语言认同概念自身的内涵和特点，最终可能导致这一概念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方小兵2018a：29)。基于语言认同的研究历史以及这一问题在社会发展以及人的自我认知中的作用，我们辨析了语言认同的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概念，以期对当下语言认同研究有所裨益。

2. 语言认同研究的历史阶段

社会语言学对语言认同的研究经历了由隐到显几个阶段性的发展：最先是语言变异研究中蕴含的语言认同；其次是从社会心理学引入了语言认同理论；再次是互动社会语言学将语言认同确立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2.1 语言变异研究蕴含的语言认同研究

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认同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Labov语言变异研究之中。Labov试图建立语音变体和社会因素的对应关系，并揭示具有社会意义的语音变体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和认同。比如，Labov(1966)在《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分层》中揭示了/r/音具有区别语言使用者社会背景(阶层)的作用。具体而言，Labov通过长期深入观察，发现纽约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明晰元音后的/r/具有社会意义，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地位较高的纽约人会在正式场合使用/r/音，以凸显自己的身份。为验证这一现象，他选择了纽约市3家高、中、低消费层的百货公司Saks、Macy’s和S.Klein，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调查。通过数据收集和定量分析，他发现消费层次较低的S.Klein商场员工大部分不发/r/音，而消费层次较高的两家商场Saks和Macy’s的员工发/r/音的概率大。这项调查表明，不同档次百货公司的员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了解/r/音代表的社会含义，并对之产生了价值判断，他们明确自己的身份以及面对不同社会身份的对象该使用什么样的变体。该实验间接体现了纽约市不同阶层对语言和身份关系结构的差异性理解以及他们的身份认同。

Labov的研究虽是变异研究，但深刻地影响了一批语言学研究者，他们投身实践，通过各类案例研究，试图证实语言变体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必不可少地涉及到语言变体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及其身份认同问题，所以，与语言身份有关的语言认同成为西方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所包含的内容之一。

2.2 社会心理学理论介入语言认同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心理学一系列认同理论引入到社会语言学之中，为解决当时少数族裔区域性的语言变异这一热点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其中比较著名的理论包括Tajfel(1981)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和Giles(1981)提出的民族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identitytheory)。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强调个人主观上的群体身份，即“每一个体都有多个主观归属的社会范畴，如国家、种族、党派等，由此标定的身份就是‘社会认同’，它与‘个体认同’组成自我的概念”(高一虹，等2008：20)。这一认同理论具有“群体内”和“群体外”以及“个人”和“群体”的二元对立结构。这一理论具有结构主义的鲜明时代特征，是一种经典理论，对社会语言学解决区域性群体的语言和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一方面得到了现实的验证，如Eckert(1989)在底特律市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郊区高中生使用两种语言变体，这两种变体的使用者分别对应着两种社会家庭，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为之后语言认同理论的不断发展并形成多个派生理论奠定了基础。如Tumer的“自我归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theory)、Brewer的“最佳特性理论”(optimaldistinctivetheory)、Worchel的“多维模式理论”(multidimensionalmodel)、Gaertner等的“群体内认同模式理论(intergroupidentitymodel)都受到其影响(高一虹2008：20)。

Giles的民族语言认同理论是一套检测民族语言活力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第一，语言使用者(群体)的地位，特别是指社会经济地位；第二，人口特征，特指数量、人口密度以及群体内成员的结构；第三，结构支持，比如群体语言在教育、官方机构的使用情况。这套标准涉及了客观和主观两部分内容，客观标准即上述检测标准；主观标准指具有多重社会身份的民族语言使用者如何认识自己在族群内和族群外的身份，以及如何维持自己的语言和身份认同是民族语言认同。这一理论为研究西方少数民族、族裔和弱势群体的语言活力、语言身份认同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社会语言学专门性的语言认同研究

20世纪80年代，Gumperz(1982)出版的《语言与社会认同》一书，标志着语言身份认同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的专项研究。不同于之前的语言认同是包含在其他研究范式之内的，且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对立)特点，Gumperz的认同理论认为民族、群体和社会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建立和维系的；如同性别、民族、阶层这样的社会概念是个体、群体在不断交际互动中形成的(高一虹，等2008：22)。表现在实际研究中就是聚焦于微观的交际情景，分析交际的互动空间所产生的认同。我们认为，Gumperz的认同理论继承了之前认同理论结构性的一面，因为稳定的社会结构和语言文化环境对个体和群体的语言和认同形成深刻影响，但他的认同理论又具有建构主义的苗头，因为这种“互动”观念承认了人的语言身份的多重性和可塑造性，这为后来社会语言学语言身份建构主义的发展铺垫了道路。如LePage&Tabouret-Keller(1985)认为语言行为即认同行为，是一种建构性的认同观。他们认为认同行为不仅仅是主观的，也是在与他人不断互动中而逐步建构的，个人通过社会互动及语码的转换、混用呈现认同的复杂性及多维性等特点。

可以说，语言认同研究的几个阶段，是由隐到显、由附属到独立研究的过程，也是由结构主义语言认同观逐步向建构主义语言认同观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语言身份始终是其中的内核。那么语言认同和语言身份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分析此问题，便于明晰语言认同的本质，也便于把握语言认同研究的未来走势。

3. 语言认同研究存在的偏差

语言认同包涵“语言”和“认同”一对内涵丰富的概念，单一的界定很难完全涵盖语言、认同的层次性和内容的多样性，所以人们从不同视角理解语言与认同的内涵和相互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因各种因素，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与歧见，需要我们对之进行辨析。

3.1 认同概念的语际差异

认同的语际差异是指不同语言对认同的认识存在概念上的偏差。英文的认同(identity)，从词源看源于拉丁文idem，表示相同的、同一的意思。后发展为多义词identity。《牛津高阶英汉双语词典》的identity有3个义项：第一，表示身份；本身；本体。第二，表示特征；特有的感觉(或信仰)。第三，表示同一性；相同；一致。其中第二个义项在词典中解释为“民族/文化/个人/群体特性的认同感”。我们认为前两个义项将人的身份和认同感联系在一起，人在社会上具有多少种身份，就会产生多少身份认同。因此，从西方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语言认同”实际上指语言身份认同，强调的是社会中的人的语言身份。

汉语认同的涵义与英文显著不同。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认同有两个义项：第一，“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第二，“承认；认可”。很明显，汉语中的认同带有情感色彩，具有更丰富的主观意味，而鲜有提及认同和身份的关系。中英文认同内涵上的差异容易造成中外学者对认同概念理解上的偏差。

3.2 语言认同概念使用中的泛化

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语言认同实质是指语言身份认同。这一内涵适用西方社会语言学诸多流派的认同研究，也可以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认同研究起借鉴作用，特别是帮助重新确立被泛化了的语言认同概念。因为国内一些学者在运用“语言认同”概念时，将它泛化地理解为语言情感、语言态度或者一种语言选择(方小兵2018a)，割裂了语言认同和语言身份之间的同一性。这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将“语言认同”理解为语言喜好或情感。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是受汉语“认同”概念具有情感色彩的影响，认为人对某种语言的喜爱和正面评价即是对语言的“认同”。如描述语言学习时认为“语言学习与学习者对该语言的认同程度有很深刻的联系”“随着学习的深入或者所学语言的转变，学习者对该语言的认同会因个人的差异而呈现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发展，有些加深对该语言的认同，有些则减弱了对该语言的认同，甚至转向其他语言社团”。上引这种认识是把学习者对语言的认可所产生的一种亲近感，或者说语言情感看成了语言认同。所以，作者提出“提升外国学习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认同度，有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张瑛2014：409)。作者所言的这种“语言认同”与“语言身份认同”相去甚远，对“语言认同”在理解上出现了偏差。

第二，模糊了语言认同与语言态度的范畴界限。部分语言学者将语言认同和语言态度、语言价值判断杂糅在一起，认为语言态度即为语言认同，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其一，认为语言认同的本质表现为语言态度或语言价值判断。如“语言认同是对语言价值的评价、对语言使用和发展的看法和态度”“在具体的民族社会生活中，常常表现为一定的语言观念和语言态度”(王丽梅、周国炎2017：29)。再如语言认同“属于语言态度范畴”“反映的是人们对自己或者他人语言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和所持有的肯定性评价”，其内容包括对某种语言感到亲切而承认，具有使用该语言的意愿(王莉、崔凤霞2009：266)。这一观点将语言认同、语言态度和语言价值观等概念杂糅在一起，甚或认为几者之间是等同关系。我们不能否认这三者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如语言身份认同的主体也可以对自己的不同身份产生不同的认知和价值判断，即便认同主体对部分身份的评价不高、态度不够积极，但也无法完全抹去该主体的某种特定的语言身份。另外，语言身份认同的程度，也跟语言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关联。正因为认同主体比较清晰地认识了自己的多重身份，产生不同的价值判断，才能出现不同的认同度。其二，认为语言态度和语言认同是包含关系或因果关系。前者认为语言态度是语言认同的一部分，后者认为语言态度会产生语言认同。如有学者认为：“语言态度的不同使得语言使用者做出不同的语言选择，产生了不同身份认同”(张浩2015：42)。这种观点割裂了认同和身份的同一性关系，身份认同并非由语言选择决定的，尽管主体对语言的态度消极，但是却没有办法摆脱其(性别、肤色等)身份特征。

可以说，语言认同实际上是语言身份认同，和语言态度、语言情感和语言价值观这些术语关系紧密，相互影响，但是各概念存在其界限和范畴。只有在明确这些概念范畴的基础上进行社会语言学研究，才能确保研究的严谨性，有利于学科的建设发展。

4. 语言认同研究的新趋势

语言认同的内涵实指语言身份认同，语言身份认同的研究要不断向前推进，就需要新的研究视角。采用建构理论解释语言身份认同问题逐渐成为新的趋势，如社会语言学的变异学派(Eckert2012：94)和互动学派(徐大明2010：176)均采用建构理论研究语言身份认同问题。而且建构理论的引入，可成为国内外社会语言学研究各类新兴群体的比较有效的方法。因为人的身份是多样的，个体的身份也会随自身发展不断建构和改变。人在发展的过程中，会因环境和自身的因素对语言产生不同的认识和价值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语言价值观、语言态度以及语言情感。人的特定语言身份会影响人的语言态度，语言态度也会在语言身份建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般情况下，语言身份建构所形成的认同与语言态度正相关，但新兴群体语言身份建构与语言态度的关系较为复杂。如近年新兴的进城务工人员的语言身份认同(董洁2014；何丽2015；方小兵2018b)或国际移民的语言身份认同(姚欣2017；曹佳2018)常存在这种情况。进城务工人员一般指来自全国乡镇、农牧区域的非城市户口人口。他们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直接面临着语言和身份的转换问题，不论是在家乡使用的方言土语、地方口音还是少数民族语言都和城市使用的标准音(一般指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差距甚远；过去在家乡的言语社区和群体中形成的一套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方式也不能满足城市生活的需求。为了适应城市的生活、取得不断发展的机会，进城务工人员就需要建构自己作为城市务工人员的新身份。例如，来京务工的徐某是一个在地铁站口卖早餐的小摊贩，平日里为拉近和客人的感情，作为南方人的他在和客人交流时会特别使用北京口音；当言语交际中谈论到家乡美食时，他会很自然的转换到家乡口音，并且在词汇选择上体现出正面的情感色彩，语音风格和语义色彩发生变化(董洁2014)。徐某在对话中使用普通话和北京口音，是他有意识地想要建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流动性的身份的体现。他在积极建构自己作为城市务工人员身份的同时，也保有作为外乡人的身份和认同，其语言态度会随着言语交际的变化而改变。从这一案例可见，语言身份认同和语言态度是相关的概念，他们的关系可以表述为：语言态度是浅层的，可以改变的，可以根据语境和社交需求等因素调整的；语言认同是建构的、深层次的，是各种外在社会因素和个人主观能动性结合的产物。这将在之后的系列文章中详细介绍。

当然，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语言身份认同，较为适合研究新兴群体，而它是否也适用于研究传统的社区群体，这些将作为新方向和新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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