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原题为“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

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中的症结

从内容上看，本土化倡议者与本土化批评者分别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争论。首先，在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上，本土化倡议者认为西方社会学知识在中国现实中常常不具备跨情境效度，因此社会学有必要实行本土化。但这个过程不意味着彻底抛弃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是在借鉴西方社会学知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境和本土经验，提出一个更具效度的、与中国现实更贴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知识体系。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认为，任何本土化倡议者所强调的本土特殊性，都必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知识框架内来加以定位。在低一级抽象层次上相互不适用的理论知识，可以在更高一级抽象层次上找到某种共同性或关联性。我认为，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双方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争辩可以简略地概括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争论。它是从知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引申出来的。

其次，在知识本体论层面上，部分本土化倡议者把社会学本土化上升到建立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话语权和民族地位与尊严，摆脱对西方学术的依附地位的高度（郑杭生，2000,2011）。他们不满于当下中国社会学的西方化，并把它看作是西方对中国的“学术殖民”的过程（张新民，2004）。而社会学本土化则是对这一过程的扭转。针对这一立场，本土化的批评者从两个方面展开反击：一方面，他们认为知识只要是客观的，就是不分国界的；另一方面，他们质疑本土化倡议者所提倡的“中国性”或“本土性”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嫌疑（赵旭东，2001；赵敦华，2007；姚传明，2011；陈映芳，2015）。我们可以把双方在这个层面上的争论简略地概括为“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的争论。

尽管并非所有的本体论倡导者和批评者都同时涉及这两个层面，但这两个层面上的争论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学本土化”议题被不断提出和争论，并非纯学理性问题，同时牵涉到学者的民族地位、尊严和权力问题，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地位分层以及民族主义情绪问题。因此，可以说社会学本土化议题的触发机制是学者对当下境况的不满，即社会学学科在恢复重建过程中经历了“移植西方社会学知识”的阶段以后未能如期走向“后移植时代”，依然难以摆脱对西方社会学知识的依赖，中国学者依然是世界学术共同体中的“二等公民”。

面对这种状况，本土化倡议者呼吁，不要把西方社会学知识生搬硬套到中国情境中，而要从理论层面上总结、提炼和概括中国经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但是，本土化倡议者在提出合理目标的同时，却对中国社会学发展令人不满意的现状做了错误的归因，认为中国学者只知道照搬西方的理论，跟着西方学者依样画葫芦，亦步亦趋，缺乏符合中国情境的问题意识。

其实，这种对西方学术的依附性和“食洋不化”现象只是部分中国学者缺乏知识创新力的结果。换言之，正因为自身知识创新力不足，所以才要去模仿西方成功的学术经验和理论，其中一些人则出现了“生搬硬套”的情况。这里的症结不在于学习西方，而在于如何学习西方。“食洋不化”作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模仿方式的确是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向西方学习错了。西方的学术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学者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知识增长规律的学术精神以及体现这种精神的学术制度。如今，这种学术精神以及体现这种精神的学术制度已经国际化了。之所以它会国际化，就是因为学术实践证明它“管用”和有效。“食洋不化”者在学习西方学术的过程中，恰恰违背了西方学术精神。他们之所以出现“生搬硬套”和“食洋不化”，根源在于自身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正因为知识创新力不足，才会去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生搬硬套”者和“食洋不化”者的做法貌似西方化，其实骨子里是违背西方学术精神的。

作为本土化的批评者，普遍主义者虽然揭示了本土化辩护话语的内在张力，并抨击了本土化立场背后的“东方主义”立场（赵旭东，2001；陈映芳，2015），同时也借助知识体系的“内在原理”与“桥接原理”（以及附加条件）的关系来说明本土化倡议者的相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站不住脚（姚传明，2011），但是他们未能进一步揭示中国社会学发展落后于西方的根源。他们在否证了社会学本土化动议的同时，却未能教导人们如何避免学术界“食洋不化”现象的发生。

不论是本土化的倡议者（林南例外，见林南，1986），还是本土化的批评者，大都忽略了国内经验研究中的另外一个局限性：“食土不化”（王宁，2006）。它指的是虽然我们有能力对国内现实提供大量的经验描述资料，却没有能力把这些经验资料上升为理论，缺乏对资料进行理论化加工、提炼和升华的能力。这一现象反映了我们抽象思维能力、思辨能力、概念化能力或理论化能力的不足。于是大量的经验资料未被有效利用，有的甚至被闲置。这不是说经验描述性研究毫无价值，而是说，如果不能从经验描述层面上升到理论知识层面，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就出不来。

社会学本土化的目标是要提供有效度的理论知识，从而更贴切地来解释中国情境。但“食土不化”和“食洋不化”均构成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食洋不化”之所以是障碍，是因为它形成的“知识”缺乏跨情境效度。“食土不化”之所以也是障碍，是因为它无法上升为理论知识。而“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均是由知识创新力不足所造成的。

事实上，有关社会学本土化的呼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创新力，应该早就可以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本土化）了。但问题是我们迄今还在为此继续呼吁。这说明我们为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所提出的“药方”并不对症。事实上，在国内的社会学研究中，不论是“西学依附”/“食洋不化”，还是“食土不化”，均是由更深层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所引起的。所以，关于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必须从中国的知识创新力何以不足的角度来分析。这才是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症结所在。只要解决了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社会学的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这个角度看，绕开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去讨论如何提升民族的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根本是南辕北辙。只有我们提高了知识创新力，才能真正获得学术领域的民族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这里，知识创新力是因，民族地位、尊严和话语权是果。一言以蔽之，社会学本土化的症结，在于如何解决知识创新力不足的问题。

解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出路：一个制度主义的视角

前文已经提到，不论是本土化倡议者，还是本土化批评者，大都未能揭示中国社会学何以在国际学术界沦为“二流”的深层根源。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说明“西学依附”/“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的深层根源。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成效之所以不彰，不在于我们的决心不强和态度不坚，而在于我们的能力不够，更具体地说，在于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不足。而知识创新力不足，源于我们的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不健全。

什么是知识创新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先界定什么是知识。这里所说的知识，不是实践性、经验性、常识性或缄默性知识，而是那些有经验证据作为基础的、按照符合效度和信度规则而形成的、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化知识。简单地说，知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方面，它必须是正确的或有效度的，可区别于谬误、偏见和谎言；另一方面，它必须是经过思维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化或理论化知识，可区别于常识或描述性经验知识。

知识创新力是指我们具有在存量知识基础上不断提出增量知识的能力。它是我们所具有的不断为人类增加新知识的能力。知识一旦形成，就转化成存量知识。因此，知识是否是新的，必须与存量知识进行对比，才能知道所提出的知识是不是新知识。因此，知识生产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不同。物质产品可以不断重复进行生产，但知识生产则不能重复，必须不断创新。当然，知识的生产存在一个从试探和提出假说到不断验证和确认的过程，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概括起来，知识创新力包括三个基本能力：第一，确保知识正确，从而对现实具有解释力的能力（效度化能力）；第二，理论化能力或对田野资料进行理论提升的能力；第三，学术问题的形成能力，或与存量知识进行“对话”的能力（通过梳理存量知识而找到增加新知识的贡献点）。我们之所以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呼吁”了几十年而仍觉未达目标，就是因为在这三种能力上存在一定的欠缺。“食洋不化”源于第一个能力的欠缺，“食土不化”源于第二个能力的欠缺，第三个能力的欠缺则引发学术领域的大量简单重复劳动。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我们的知识创新力呢？知识创新力可以分别体现在微观上的个体能力和宏观上的学术共同体的总体能力上。我在这里讨论的是后者。就宏观的角度看，学术共同体的总体性知识创新力是学术制度和学术文化的产物。不同的学术制度与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知识创新力。接下来，我将从学术制度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国内学界知识创新力不足的根源，并说明提升知识创新力的出路。

1.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有助于避免简单重复劳动现象，因而对于知识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学术共同体形成了相关的学术研究规范，例如引用他人的观点要注明出处，论文写作要有“文献回顾”部分，等等。这些做法可使读者既了解作者之前的学者的贡献，又了解作者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知识推进点所在，从而确保学术共同体尽可能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并使知识在整体上呈现出累积性和不断推进的状态。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不太重视知识产权，相反，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共享知识产权的习惯。许多学者沿袭“述而不作”的传统，创新动力不足。时至今日，国内依然有一部分学者和一些学术刊物编辑对论文中的“文献回顾”的必要性表示质疑，同时“明抄”或“暗抄”现象依然存在，简单重复劳动比比皆是。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以及相关的研究规范的薄弱，使得我们始终搞不清知识创新的起点在哪里。同时，由于重复前人观点的论文也可以发表，许多人就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创新。此外,重量轻质、重形式轻实质内容的量化考核和学术评价制度的盛行，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这种倾向。

2.学术批评制度

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难免因个人疏忽、能力不足或价值偏见产生失误或错误。问题不在于知识产出是否出错，而在于有没有机制来纠错。发挥这种纠错功能的制度，就是学术批评制度。它有助于促进知识的效度，因为它不但让各种错误、缺陷和偏见被揭示出来，而且会强化学者的自律。那种“生拉硬扯”、“生搬硬套”、“食洋不化”的做法，均是学术批评制度所要克服的。

在国内，学术批评不能说没有，但学术批评制度和文化肯定是不健全的。以书评为例，在西方国家，每出版一本学术著作，往往会在学术刊物上出现数量不等的书评。这种书评制度的存在不但能使质量不高的学术著作遭受批评，而且也可以促进作者自律，保障成果质量。但是在中国，书评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化的学术批评制度。而我们看到的书评文章，多半是缺乏批评精神的“吹捧式”文章。就刊物来说，即使学者要批评某种观点，多半不敢指名道姓，只能笼统地概括所要批评的论点。学术批评制度和文化的缺席使得学者缺乏足够的自律。

3.学术发表制度

学术发表制度担负了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创新以及研究质量是否达标进行把关的功能。以学术期刊发表制度为例，绝大多数国际学术刊物都采取了由学术同行进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尽管这一制度也存在一定问题，但相较而言是一种效果较好的制度。学术论文是否有知识贡献、所贡献的知识是否有效度、学术研究和写作是否合乎规范是匿名评审人必须把关的。就实证研究来说，有关方法和方法论的讨论也成为学术评审必不可少的内容。在这样的学术评审制度中，那种“食洋不化”、“食土不化”、缺乏新意、缺乏效度或信度的论文往往难以获得通过。

就国内的情况来说，中国的顶级社会学学术杂志已经成功地采纳了国际通行的学术同行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如《社会学研究》、《社会》和《中国社会科学》。但是，还有许多学术期刊没有采纳这一制度。尽管资深编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文章的质量进行把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同行间的双向匿名评审制度未在国内学术刊物普及是导致国内知识生产过程中出现许多简单重复劳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4.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是学者培养抽象思维能力或理论化能力的重要途径。西方的教育制度不但以传承知识为目标，而且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批评能力、概念化能力和思辨能力。受过这种教育模式系统训练的学者，不但可以在研究西方社会领域时显示出知识创新能力，也可以在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时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力。例如，魏昂德和孔飞力关于中国研究的著述就是中国学者频频引用的经典。

在国内，我们的教育制度尽管进步很快，但客观上没有充分承担起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批评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功能。另外，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学者们常常遵循着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实用理性”，重视知识之用，而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目的性”动机以及追求“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终极追问精神。它也是妨碍我们理论思维能力提升的一个原因。我们整体抽象思维能力和理论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了许多“食土不化”的现象。

社会学本土化既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来反对西方的“特殊”，也不是让中国社会学共同体“自说自话”、“自拉自唱”，而是要提出对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有解释力、有效度、可被世界社会学同行所理解和接受、在世界的客观知识体系中占据某种位置的理论知识。理论知识一旦对中国形成贴切的解释力，就一定会有中国特色（即本土化）。中国现实作为研究对象和中国学者作为研究者都具有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一定会体现在学术成果上。导致社会学本土化目标难以实现的原因恰恰是本土化的学术制度与文化不健全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创新力不足。要实现社会学本土化，不但不能拒绝那些在国际上已经成熟且通行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反而必须强化它们。我们所批评的“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等现象，恰恰是我们自身的知识创新力不足所引起的。而知识创新力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学术制度与文化上与国际接轨得不够。同时，一些已经从西方模仿来的学术制度，也被我们自身的与之不兼容的文化所扭曲，并因此发生变形和功能错位。

结论与讨论

社会学本土化争论所关注的是西方知识在中国是否具有跨情境效度以及中国如何在世界上获得学术地位、尊严和话语权。在争论中，本土化倡议者和本土化批评者在知识的效度目标上并没有歧异。双方的分歧在于，本土化倡议者否定了西方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或适用性），而本土化批评者则肯定了“普遍”理论（包括某些西方理论）在追加附加条件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可以获得跨情境效度。双方的另外一个争论在于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土化倡导者认为，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有伤民族尊严。而普遍主义信奉者则指出，只要能获得客观知识，就不要追问是“谁”提出的知识。

在我看来，双方在第一个层面上的争论最终可以达成共识，因为双方在知识效度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双方在第二个层面上的争论很难会有结果。要解决问题，必须把“中国对西方的学术依附好不好”的问题转换成“中国何以会陷入对西方的学术依附”的问题。事实上，“学术依附地位”是我们的知识创新力不足的后果，而知识创新力不足则源于某些本土文化妨碍了我们与国际所通行的学术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充分接轨。因此，社会学本土化的实质在于如何提升知识创新力的问题。只要知识创新力提高了，社会学本土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知识创新力正是学术制度与文化的产物。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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