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文瑞

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经济学包括历史、统计和理论三大块，如果让他重新开始，他将首选历史（《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9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管理学完全可以参照熊彼特的思路，从历史角度认知管理。但是，相应的研究在国内目前非常稀少。

《管理学报》“煮茶问道·本土管理研究论坛”2018年第7期和第8期期这组文章围绕历史研究与管理研究的关系展开。总共包括一篇主打文章和四篇评论文章。本公众号在转载的时候，为了照顾到大家在手机上的阅读习惯，删掉了相关的参考文献。请在引用的时候，以正式发表的纸质版为准。

刘文瑞以史学思维为题，讨论了管理研究中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张力，进而对史学思维在管理研究中的作用进行讨论，并对史学用于管理的误区加以探析。曾宪聚则从认知、价值与审美、想象力三个角度，深化了史学思维的管理学意义。龚会莲从批评工具主义入手，讨论了历史感对工具理性的救济问题。曹祖毅则对“张力”概念展开阐释，对理论和实践的张力关系有着创造性发挥。孙新波则在与刘文商榷的同时，提出了建构企业实践与管理研究关系的三条思维路径。个人相信，这种讨论会使管理学界方兴未艾的历史热得以拓展和深化。

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中国传统史学以经世致用见长，历史上的文人强调的是天下家国，而不是第欧根尼式的以学求真。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试图走出这种求用对史学造成的扭曲，但史学的科学化却消解了学者的现实担当。而经世致用的现代发挥，则又同科学化的求真相抵牾。这些悖论和冲突造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漩涡，也由此而吸引着学林高手。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领域的学术突破。

史学思维和管理研究

刘文瑞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管理思想家詹姆士·马奇曾经尖锐而富有洞见地指出：“美国管理学教育的理性成分过多，急需增加几分愚蠢。”当然，他并不否定明智的理性，他强调的，是在理性之内和理性之外保持某种平衡。这种平衡，表现为“除了喜欢生活中的效率或者效力之外，还喜欢生活中的美和雅”。马奇还曾说过：“如果我们只在不被辜负的时候去信任，只在有所回报的时候去爱，只在学有所用的时候去学习，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为人的本质特征。”而历史给人们展现的图景，往往富有这种“愚蠢”或者“非理性”，饱含不可理喻之美和蠢笨至极之雅。因此，站在史学的立场上讨论管理问题，是一件令人兴味盎然却在多数时候劳而无功的事情。本文试图从马奇立论的角度，给各位同仁竖立起一个蠢笨标靶，谈谈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意义。

何谓史学思维？概要来说，就是在时空维度中关于情境的思辨以及由此达成的某种共识，但这种领悟很难概念化。大体上，在古代，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在近代，就是兰克史学力图还原客观历史真实的科学化努力；到了当代，则是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和克罗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诠释。不论古今，认知历史的关键在于对情境的把握。陈寅恪有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馀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这段话尽管在史学界已经人所共知，但对史学领域之外还有重申的必要。尤其在管理与情境的关系认知上，陈寅恪之言富有启迪性。

一、管理研究的历史轨迹

上世纪60年代，英国的C.P.斯诺发表了《两种文化》，他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文学认为科学乐观、浅薄，没有意识到人类处境的危险；科学认为文学短视、反智，缺乏远见，不关心自己同胞的福祉。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即便是没有冲突的互相尊重，也不过是礼貌的隔阂。文学家对科学家的尊重来自于不懂科学却能看到神力的巫术式敬畏，而科学家对文学家的尊重来自于对不了解的邻居打照面时手指碰一下帽檐的致礼。

从两种文化的角度看，管理也存在着类似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在管理领域正面效应显著。许多文章和专著，往往只看到科学和人文的对抗，而没有看到科学和人文的协同。考察管理思想史，不难看出，尽管科学与人文互不待见，互相排斥，然而其实际效应却更多地表现为两种文化挤压下的研究进展。正如草原上的羊因为有狼的存在而活得更健壮那样，思想也一样，在对立的、不同观点的对抗中产生张力，推动着思想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创新。工业化以来的管理学研究，二者交替行进。从欧文和巴贝奇开始，欧文偏向人文，而巴贝奇立足科学。早期管理学创始人泰罗崇拜科学，数学至上；而与泰罗齐名的法约尔则注重经验，且排斥数学。现代管理学奠基人巴纳德有着十足的人文范儿，而接续巴纳德进行管理行为研究的西蒙则是科学奇才；巴纳德以充满人文气息的社会协作观念创新了组织理论，西蒙则以有限理性的提出巩固了科学研究的底盘。一直到当代的学院派，把推崇科学的实证研究推向极致，而被学院派排斥的德鲁克则推进了管理理论的人文一面。

对此如果再进一步展开，还可发现，即便在微观层面和具体领域，两种倾向对抗的张力也无处不在。例如，战略管理有不同的求解思路，明显偏向人文的钱德勒的历史化，明茨伯格的手艺化，同明显偏向科学的波特的数据化、模型化形成各有市场的影响力。早在科学管理时期，尽管泰罗以“秒表骑士”著称，而且有数学高手巴思的无条件拥戴，但人文倾向明显的甘特则不时以人文异端冲击科学正统。即便是泰罗的朋友们，数学优先的吉尔布雷斯和人文优先的埃默森也在平分秋色。霍桑实验中，人文倾向明显的梅奥不断追问人类的根本问题，而实验中的中立设计和科学倾向又不断给人文追问给出科学解答。霍桑实验之后，对实验结果的科学质疑和人文传承，充分反映出这种挤压带来的学术丛林式进化，科学和人文互相纠缠共生，既有排斥，又有互助。具体到组织学习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不难看出阿吉里斯的模型化和圣吉的禅悟化相反相成。在心理研究领域，卢因以场论和团体力学弘扬科学对管理的作用机制，斯金纳以行为主义摈弃不可捉摸的人文黑箱；而麦格雷戈以特有的人文敏感主张Y理论，马斯洛更以人本心理学的优心态管理对管理科学化提出挑战。这些，都属于两种文化在管理研究中的互相挤压表现。管理学由此得到发展。学界无需害怕这种挤压，甚至还要欢迎这种对抗，没有意见的抗衡和挤压，就没有思想的火花，更没有学科的发展和创新。总体上看，在西方，尽管人文化研究和科学化研究互相抨击，互不服气，但大体能够形成平衡态势。尽管学院派似乎占据优势，但学院之外有德鲁克的光彩照耀，学院之内有马奇、沙因的另类光芒，大致可以互为镜鉴。

中国当代的管理研究，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起步的，因之带有浓郁的“三个面向”色彩（借用邓小平给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这一背景下，视本土文化为落后渊薮的观点比较流行。在80年代以来的管理学构建过程中，整体趋势是科学化和现代化优先，而人文思考搁后。90年代以来，在整个中国社科领域形成文化反思的同时，管理研究在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路上突飞猛进，不仅在自然科学基金领域取得一席之地，而且有徐淑英等一批深受西方学术熏陶的学者助力，推进中国管理的实证研究。整个学科向数理方向和工程方向靠拢，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但毋庸讳言的是，管理学中的人文成分越来越淡化。在这种情况下，伴随当局对文化自信和中国话语的强调，伴随中国社科界对传统文化的弘扬，管理研究领域再度重视人文因素，这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不过，是否有可能热得过头导致发烧，还有待持续观察。

二、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贡献

管理研究在科学和人文的挤压中得到发展，而史学思维属于人文范畴。人文思维和科学思维，有同有异。再进一步，即便在人文领域，稍有学术浸淫就不难发现，人文在古代融为一体，而在现代细分的文史哲各科，思维也有相应差别。

史学思维的特点是：不是从假设出发，而是从史料出发。所以，史学思维具有鲜明的特色，出于历史的不可复制本质，这种特色主要表现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排斥和对证伪主义的接纳。同哲学培养人的下意识理性、文学唤醒人的下意识激情相比，史学培养的是人的下意识经验。所以，具有史学基础的人，往往以经验主义奠基；而具有着哲学基础的人，往往以理性主义开道；文学素养较高的人，则以情感和直觉垫底。在传统的文史哲领域，文以想象力见长，史以占证据见长，哲以搭架构见长。在对传统典籍《道德经》的研读中，可以充分看出这种差异。从事文学研究者，往往喜欢《庄子》胜过《老子》，在潜意识里把文辞和想象力放在结构之上。而从事史学研究者，则往往注重老子对古今成败存亡的总结归纳，在潜意识里把历史大势放在辩证思维之上。从事哲学研究者，则往往更为热衷老子的有对之学和强弱转化之术，在潜意识里把不可言的终极之道放在可言之事之上。不同的人读《道德经》，会读出不同的味道。哲学读法会被它高度抽象且富有辩证思想的文句所折服，史学读法则会被它洞见历史且对兴衰大势的明察秋毫所吸引。

近代严复看到了从史学角度读《道德经》与哲学角度的不同，他从老子曾经是周王室史官这一事实出发。点评《道德经》时说：“吾尝谓老子为柱下史，又享高年，故其得道，全由历史之术。读执古御今二语，益信。”严复所说的执古御今二语，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道德经》第十四章）。这两句，可以看作对古今成败存亡祸福强弱的法则性总结，它的本质是史学的。

在近代以前，文史哲不分家，使其共性掩盖了内在的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所以，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人文的共性。但在古代和中世纪，西方和中国的学术走向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希腊之后的西方学术，由哲学统领而走向神学；春秋之后的中国学术，由史学统领而走向治术。

管理学在近代诞生，欧美管理学的出现，直接源于大机器工业和贸易立国的需要。所以，欧美的管理研究，是从成本和效率切入的，即便对人的重视，也具有工具色彩，研究方式和路径具有浓厚的工程特点。这种倾向，即便是在强调人本、重视文化的研究者那里也很明显。

如果我们回到传统的人文思想角度看史学，暂且先不管文史哲的内部分化，那么，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贡献，恰恰是经验和理性、科学和人文二者的互相制衡。

从遗传学角度看，动物只有生物性遗传，而人类有社会性遗传。解释生物性遗传靠科学，解释社会性遗传靠人文。而历史学的研究在人文领域具有代表性，它所表现的是社会性遗传。

管理研究靠科学和人文两翼，两翼即对立又统一。注意，这种对立统一不同于某些公式化的表述，它是指相对而成的挤兑，是一种互相牵引、互相矫正、互相制衡的张力，而不是简单的互相依存和互相转化。或许，科学与人文的缠绕挤压，正是社会遗传的双螺旋结构。在中国传统的表达中，所谓“塞翁失马”的祸福转化，没有相互挤兑的含义，而“矛盾互击”的竞争压力，才是激发研究的对立状态。

管理研究的科学方面是必要的，没有科学，没有理性计算，就没有管理。但如果仅仅发展其科学方面，就有可能走偏。现代管理学具有实证取代思辨、知识取代意识、科学取代哲学的倾向。而史学思维，恰恰可以矫正工程思维的还原论倾向，回到事物的整体论本质；可以矫正科学方法的线性思维倾向，尽力反映事物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可以矫正理性判断中的决定论倾向，揭示事物发展演变的不确定性。

如果没有科学的一面，那么，所谓管理研究，不是走向神学，就是走向权术。但如果没有人文的一面，所谓管理研究，就会虚置人性，乃至忽略社会。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管理研究有从实证到循证的变化迹象。循证不排除实证，而且同历史紧密相关。历史研究中的孤证不立、多重证据等等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遏制实证之失。

从知识角度看，波兰尼把知识分为显性和隐性两大类。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可表述，属于格式化的符号系统。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可体验领悟，属于非格式化的意念系统。凡是科学知识，必定是显性的；凡是人文知识，则在显性中包含隐性，其价值由隐性知识决定。史学思维可以在发现和体验管理的隐性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隐性知识在技术层面为“秘诀”，在认知层面为心智。借用麦克利兰的“冰山模型”一词，我们不难看到，在管理知识中，科学部分（尤其是技术）在水面上，可考核衡量；人文部分在水面下，不可衡量；最核心部分在无意识层次，当事人自己都难以觉察。

按照野中郁次郎的观点，创新来自于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转化。野中描述为SECI模型：群体化（Socialization）→外显化（Externalization）→联结化（Combination）→内隐化（Internalization）。史学思维发掘隐性知识，科学实证考察显性知识。科学和人文的平衡与对接，不但决定着管理水平，而且直接影响创新能力。

在理念层面，科学可以做到search，而史学则反推科学要求其进一步做到research；在实践层面，科学可以做到view，而史学则反推科学要求其进一步做到review。以武林小说为例，金庸笔下的诸多高手，对少林七十二绝技趋之若鹜，然而武术之强和佛性之善在练功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此消彼长，修炼不当则反受其害。史学的意义，恰似《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在《无相劫指谱》旁边放一部《法华经》，在《般若掌法》旁边放一部《杂阿含经》，以佛法的慈善之念，化解武功的杀生戾气。单纯从武术的技能角度看，这种善念修行丝毫无助于功力的提升，而从武术的愿景角度看，这种善念修行正是武学的根本所在。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意义，可以仿此类推。也正是马奇所说的：“为了更好地在行动中发现目标、助长有趣目标的发展，我们显然需要了解一下明智的愚蠢。我们现在所做的许许多多的蠢事当中，哪些可以带来有吸引力的价值观结果？”（同前，第51页）为了明白“明智的愚蠢”，可以继续以马奇的话回应史学无用的话题：“学术知识不能用来解决具体环境下的具体问题，除非生搬硬套，但是，在新的或者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当管理者面临意外问题或者未知问题的时候，学术知识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学术知识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对策。”

另外还要指出，关于管理学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争论，关于管理的普遍规律和地方情境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过去学界曾经争论过多次的长期话题。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派与人文派有过多次交锋。民国早期“新青年”和“学衡派”之争（以胡适和梅光迪为代表），科学派与玄学派之争（以丁文江和张君劢为代表），都值得从学术角度认真回顾反思，为今天的管理研究提供参照。即便在今日已经有了学科细分的知识框架下，由宏观的人文与科学的张力，到分科的史学经验、哲学建构和文学激情，对管理研究无不带有类似于史学传统的平衡效应。

三、史学的前车之鉴和用于管理研究之误

历史研究在中国有着古老的传统，但到了近现代，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也受到西学东渐的冲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关于传统史学（古代史学）对管理研究的价值，笔者写过相关文章可供参考，这里从略。然而关于近现代史学与古代史学的不同，及其这种不同对管理研究的影响，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值得在此讨论。

史学在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轨迹，有正路，有弯路。正路是受近代学术大势的影响，向科学化方向发展。从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倡导疑古思潮，清算中国古史，到傅斯年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这一路径的代表。

实际上，中国古史研究到了清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西方近代科学思潮的倾向，乾嘉学派的朴学，以考据见长。重小学，通训诂，精校勘，严考证，在整理古代资料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朴学在求真求实上的努力，已经在消解传统史学的价值导向影响及其地位（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就是一个明证，其用意在于把神圣的经降格为实录的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近代的革命家往往批判清代考据学者躲进学术小天地而不关心社会民生，但也正是考据学的发展，使中国史学有了内生的科学化追求。发展到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思潮，已经出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深度考问，对传统史料的全面质疑，与西学传入中国带来的科学思潮结合，用实证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路径下，兰克史学兴起，传统史学的价值观念被清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有“中国的兰克”之称的傅斯年。

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后来创办中研院史语所，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有筚路褴褛之功。傅氏最有名的语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其史学思想最通俗的表达就是“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比较学术化的说法就是：“史学便是史料学。”他对中研院史语所的要求是：“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今译兰克）、莫母森（今译蒙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

傅斯年称：“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在设定史语所的旨趣时，傅斯年明确把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区分开来：“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的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这种科学化的史学，其进步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人们在高度肯定其积极意义时，往往会忘记任何进步都要付出某种代价。史学科学化，意味着传统史学中的价值导向被消解，道义伦理被排斥。而中国传统的以史为鉴，论史知世，由史得悟，从史生智，大半会在科学光芒下销声匿迹。这种史学用于管理研究，难免有所偏向，注重实证而反对思辨。实际上，历史就是观念史，历史就是思想史。把历史科学化，那种以实证方式从历史资料中寻找管理奥妙的努力，不过是给管理研究增加了一些历史数据而已。尤其值得重视的问题在于，西方的社会演变过程中，科学、神学、文学、艺术各司其职。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兰克史学的兴起，在西方不会替代基督教伦理和信仰的地位。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以科学决定人生观的呼喊。当今有些学者以计量史学解释管理问题，就类似于用多巴胺的生化反应解释爱情问题。其中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关注和研究。

如果说，史学的科学化尽管有副作用，毕竟还是正路，那么，史学的政治化，就是副作用更大的弯路。从晚清到民国再到共和国，受政治需要的带动，史学向实用、影射和比附方向的发展，就是这一方向。

晚清时期，康有为以公羊学的比附方式，为维新寻找历史证据，孔子成为改制的先驱。到了章太炎，则以古文经学的研究为排满革命服务。这一路径，到民国时期已经蔚成风气。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在学术语言中渗透了现实需要。虽然这一讨论的政治倾向和实用追求明显，但大体上还能在学术范围内说事。尽管如此，已经出现了“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公式剪裁和套用中国史料。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史家和著作都多少带有论在史先的痕迹，例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号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是出于“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是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鸡鸣不已”（《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即便如学界评价很高的吴晗的《朱元璋传》、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也带有明显的影射民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色彩。至于政治领袖推崇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专门为政治服务的史论文章，则政治已经压倒了学术。这条道路的最终走向，以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发表于《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最为典型，其效果以“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的方式走向极端。值得警惕的是，许多学养丰厚、造诣非凡的著名学者，如吴晗、翦伯赞、郭沫若、杨荣国等人，不但未能避开这一弯路，反而在这条弯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殉难于政治。

这种政治化的史学，在管理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有两个方向，一是狭义的借鉴、简单的比附和低档的类推；二是在实证领域以非科学方式排斥科学。

虽然有文革的前车之鉴，但当下的管理研究领域运用史学，似乎并未从前鉴中汲取多少教训，甚至还在前仆后继。主要的表现有：（1）对历史现象按照传统方式归类概括，借以说明《神农本草经》优于现代植物分类，四库典藏优于现代图书馆。（2）根据需要剪裁史料，寻求符合自己意图的史实验证相关假说，对某一观点和见解寻求史料的正反馈支持，而对负反馈视而不见，导致历史真的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3）按照现实发掘故事，叙述历史以证明当下的合理性。（4）用混沌的整体对抗逻辑分析，用模糊的说明替代清晰界定，用阴阳五行式的结构体系替代元素周期表式的科学体系。最常见的，是在历史资料中简单套用某一成功经验，狭义理解以史为鉴，或者在思维上回归古代，如用阴阳概念说明管理中的某些现象，用《易经》说明管理中的各种情境变化等。

不论是以科学化方式运用史学，还是以政治化方式运用史学，所有这些，都背离了史学思维。研究者并没有形成史学思维，而是用科学思维、政治思维（或者神学思维）对待历史资料，为现实服务。所以，它们在管理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不但不能与技术性研究形成人文方面的挤压张力，而且还会助长技术性研究中的偏失。就科学化而言，是在历史资料中寻找相关元素，运用现代方法进行所谓的实证研究，其最积极的作用也不过是扩大了实验范围和实验数据，不可能对实验体系产生警醒和校正效应。就政治化而言，是以历史故事阐明当下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为现实提供正强化解释，其最积极的效应也不过是增强了迷茫中的信念，不可能为现实提供批判性思辨。

笔者认为，史学思维对管理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增长研究主体的见识与智力，以史学的熏陶观察和论证管理实务。有些人尽管不从事史学，但却具备了史学思维（如管理学界熟知的德鲁克、马奇等人，国内其实也有类似迹象，但称名道姓有可能引偏讨论方向，暂且不提）。那些不具备史学思维而试图把历史知识用于管理研究者，多数走了弯路或者偏道。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笔者以史学功底从事管理研究，歪打正着，几十年的积累，反而有一些学术上的收获。当人们都看重科技和现代性时，笔者曾呼吁从文化与传统研究中获取管理的洞见。但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以文化与传统解读管理问题时，笔者又忧虑管理学界因此而发烧感冒。对此，不妨将自己的期望和担心坦诚在此，以引起同仁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