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织成了一张张庞大而复杂的关系网，或血缘、或地缘、或姻亲，人与人多多少少会有蛛丝马迹的关联，要么沾亲带故，要么非亲即故，因彼此熟悉，就彼此关照，大家可以通过“熟人”织就的网络，沟通关系、打通关节、解困排忧，同时也可以寻找捷径、超越规则、营私舞弊，甚至徇情枉法。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遇到难办的事，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亲朋好友可以打通“关系”，这样的思维“惯性”几乎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子女入托入学、求职就业，甚至到求医看病等等，有“熟人”不仅可以优先，还可以优惠。有人把“熟人社会”也称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很多习而不察的“潜规则”，便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人们一方面痛恨各种关系带来的权力寻租，一方面又渴求，甚至“窃喜”自己也拥有各种各样的“熟人”脉络。究其根源，“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是“人治”超越“法治”，人们办事多凭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的深浅程度，因“熟悉”而模糊了责、权、利的界线，在公共事务中公权私用、任人唯亲、特权寻租、徇私舞弊也就见怪不怪。在现实生活中，越封闭的区域“熟人社会”的特征越为明显。比如在一个县城，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互“认识”，遇到“麻烦”，总能拐弯抹角地找到“关系”，同乡、同学、同事、战友、邻居、姻亲，或者是一起开过会、吃过饭、散过步，抬头不见低头见，于是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超越规则、办成事情也就顺理成章。

“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大大弱化了“法治”的功能，它以“关系”代替“规则”，以“熟人”的情面代替了法律的威严，使得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在“人情”的左右中常常倾斜。特别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将亲情、交情、友情这些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公共权力的行使中来，淡化了竞争激励，引发了腐败泛滥，导致整个社会风气败坏。因此，“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社会秩序的瓦解、市场竞争的摧残、法制社会的腐蚀。

正因为传统的“熟人社会”存在种种弊端，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很多专家学者呼吁，要尽快实现“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何谓“陌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作了这样的描述：“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运行规则之上，人们相互间的很多关系被“货币化”，淡漠了“熟人”间关系的作用，强化了社会分工的职能作用，我们在慢慢地进入“陌生人社会”。

随着“熟人社会”的消褪，我们常常会有几分怅惘，回忆与怀念“熟人社会”的那种邻里温情，焦虑“陌生人社会”的互不信任。诸如家长会叮嘱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大街上陌生人倒下不要扶”；幼儿园的老师会教育孩子：“千万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银行会提示：“不要给陌生人汇款”；社区会提醒：“陌生人搭讪轻易别理睬”等等。“陌生人社会”的到来，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冷落了人间真情，遗失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大家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另一方面又不断抱怨人性的冷漠；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另一方面又人人自危，提醒亲朋好友少管闲事。这样一种纠结的社会心态提示我们，当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候，我们必须全方位地构建“法治社会”。

一个国家的法制，是这个国家道德风尚发展方向的强制性保障，也是规范和引导这个国家公民的社会道德基础，要瓦解盘根错节的“熟人社会”，最重要的措施是在整个社会营造浓厚的法制文化，培育全社会的规则意识，为“法治”开辟越来越多的空间，让人们适应“陌生人社会”中的法制化生存，让有效运行的社会规则排斥人情纠葛、人情垄断、徇私舞弊，摒弃拉关系、走后门等繁琐环节，给整个社会提供法治保障，让人们都在法治的环境下工作与生活，消除人们羡慕、寻求、构建“熟人社会“的惯性心理。

当然，“法治社会”不是简单的“陌生人社会”，它并不必然伴随冷漠无情，更不排斥人间真情。如果说“熟人社会”人们更多地通过道德来实现自律和他律，通过关系互帮互助，而“法治社会”则凭借“法制”的中立、公正、权威承载社会成员之间最广泛的信任，让人人生活的幸福、安全而有尊严。我们要既发挥传统文化中德性自律的优势，又要积极推进依法行事的自觉，真正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科学文明的发展。

作者单位：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