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起，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杨华在10多个省市驻村调查超过800天，并将历次调查记录的随笔集结成《陌生的熟人》一书出版。

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许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在一些地方，农村中年妇女很在乎自己的形象，涂脂抹粉，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利落，做完农活之后去购物K歌，与人们对留守妇女的印象不同，她们喜欢留在农村，活得潇洒自在。再比如，北方农民每天雷打不动地观看《新闻联播》，感到国家大事与自己息息相关，而南方农民觉得看新闻还不如看电视剧，“中央新闻（离我们）太远了，不实用”。

在《陌生的熟人》出版之际，杨华接受界面文化专访，讲述了他在农村调查期间的观察与看法。以一个在地的深入的视角为我们描画了今天中国城市化的侧面景观，包括新一代农民工竞争关系与情感关系的变化，老年农民人生终极价值的竞争和空虚，农村婚姻的困难如何影响了农村女性地位，农村留守女性如何团结、维权甚至影响村庄决策，手机、互联网和城市文化如何深刻改变了农村生活等话题。

《陌生的熟人：理解21世纪的乡土中国》杨华 著新民说·广西师大出版社 2021-01

他认为，过往的村庄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社会关系生产单位，赋予了农民情感、价值、荣誉等获得感体验。但在城镇化进程之中，原有较为固定且长期的系统被打破，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且这种陌生化随着80后90后农民工回乡意愿的减弱而日益强化，在很多农村地区，连年夜晚也无法把家族聚齐了。

村民的人际关系和精神世界都在发生变化，价值遭遇危机，竞争攀比加剧——农村的竞争与城市不同，“是面对面的、在场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逸的，故而也非常激烈，对于落后者来说也是非常残酷的，”杨华在采访中说。

走向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中国农村

界面文化：费孝通曾提出“乡土中国”来解释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网络，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村终将从乡土社会（礼俗社会和熟人社会）演变为城市社会（法理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但这两种状态可能都无法准确描述当今的中国农村，这是你提出“陌生的熟人”的出发点吗？

杨华：2000年以前中国农村虽然有青壮年外出务工，但属于少数，农民的生活面向在村庄内部，外出赚钱是为了更好地在村里生活。因此，农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仍然保留完整，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讲究人情、面子、血缘、亲情等等，思维和行为的乡土特殊主义逻辑痕迹较重。

在2000年后，尤其是在取消农业税费以后，过去被农业税束缚在土地上的青壮年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农民家庭劳动力分工从之前的夫妻性别分工转变为“半工半耕”的代际分工，即年轻夫妇外出务工获取务工收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获取农业剩余。如果说第一代外出务工的60后、70后农民的逻辑还是回到农村生活和进行劳动力再生产，那么80后、9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目的很清晰，那就是离开农村、在城市定居生活。

以往我们所说的人情味实际是在村庄总体性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密集交往中能够有人情、亲情、情感、价值、荣誉等获得感体验，但在今天，农民的社会关系从总体性社会关系向分割式社会关系转变，也就意味着熟人的陌生化。农民的利益关系脱离了村庄转而在务工单位构建，这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所在。在这里，他们与同事构建的是一种利益关系，利益关系主要又是竞争性关系。农民的情感关系也从村庄收缩到了家庭。即便是邻里关系、堂兄弟关系，也因为缺乏除人情之外的社会交往而变得不再熟悉，缺少共同的话题，交往就纯粹变成了为维系仪式性关系的差事，村庄里的人就变成了“陌生的熟人”。

界面文化：《陌生的熟人》一书提到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指的是农村青年大量外出务工造成村庄主体缺失。这种“无主体”的状况在今天是怎样的？

杨华：这几年农村的“无主体”状况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过去外出务工农民工至少还会在过年的时候回到村里来，使得农村过年还很热闹，包括集体放烟花、宗祠祭祖、湾村唱戏等仪式性活动还能开展起来，农民的各种社会交往也能持续。但调查发现，近年来农村过年也呈现出了“无主体”状态。

表层原因有两个：第一，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农民工不仅自己在城镇过年，还将父母也带过去了。在城镇过年，既减少了他们的人情开支，也减轻了社会交往负担。第二，异地婚增多，越来越多的异地婚家庭会到女方娘家过年，这既打破了出嫁女不回娘家过年的传统习俗，也加剧了村庄的“无主体”状态，一些家族吃年夜饭人都聚不齐。

当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村庄社会关系的去总体性，年轻一辈对村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在乎，越来越能够逃逸村庄社会关系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关系行为。

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竞争激烈而残酷

界面文化：不仅仅是在农村，我们也会听到城市居民也在抱怨邻里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可以说半熟人社会化其实也发生在中国的城市里？

杨华：过去城市里的单位也具有较强的熟人社会特质，单位里的社会关系也是总体性的。单位里既有利益竞争也有情感交流、互帮互助，是典型的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于一体的共同体。但随着单位的解体或变革，城市里这种相互熟悉进而变得亲密的感觉不复存在，成为了几代人的记忆。

城市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过去单位楼栋变小区，居住在小区里的陌生人之间既无仪式关系，也无竞争关系，更无情感关系，同楼层的人偶尔才有点头之交。二是工作单位本身更多是利益竞争性关系，缺乏情感性关系和仪式性关系。单位剥离了过去的衣食住行医等福利后，无论是政府单位还是企事业单位，为了出绩效而增设各种项目激励单位员工，使得员工之间竞争性的一面越来越强，情感性的一面则越来越弱。就高校而言，各种人才计划、学术头衔、基金项目的设立，使教师们削尖了脑袋往里钻，合作的同事变成了竞争的对手，哪还有熟人社会的亲密和情感可言。

界面文化：城市里的这种竞争压力很容易被发现，你书中也提到了农村中“自己人认同圈”的缩窄，农村社会似乎也以一套自己的逻辑在竞争？

杨华：在经典的熟人社会里，血缘地缘关系较强，村民之间竞争较少，或至少不能有台面上的竞争。在村庄层面也禁止仪式性的竞争，比如酒席人情这些方面不能有竞争，否则村庄就会乱套，就难以整合起来一致行动。

随着血缘地缘关系淡化或瓦解，村庄抑制搭便车、越轨者的能力减弱，农村家庭之间的竞争开始凸显出来。农民的竞争是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竞争，同时也是“自己人”的竞争。村庄熟人社会有信息透明、对称的特点，相互之间一丁点的差别都很容易被察觉，也容易激发为改变差距的比较和竞争。同一血缘地缘关系内部的“自己人”之间在起点上是平等的，甚至在血缘基因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彼此对于“不一样”就很敏感。相较于城市社会陌生人之间的比较和竞争，村庄熟人社会内部的竞争是面对面的、在场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逃逸的，故而也非常激烈，对于落后者来说也是非常残酷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指出，历史感和当地感是村民意义感的来源，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农民的基础价值，当年轻一代已经不将其视作必然的任务时，老一辈就会面对普遍的无力感、无根感和焦虑感，同时他们又丧失权威，老人自杀的现象较为普遍。你如何看待农村中发生的有关终极价值的转变？

杨华：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不问终极问题，但丧失了终极价值就会出现问题。农村生活中有两套价值体系，一套是社会性价值，是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和竞争中获得的意义感，也就是平常所说的面子问题。另一套是本体性价值，这是涉及到农民活着的终极意义的问题——在过去，这套价值体系主要表现在传宗接代和完成人生任务上。本体性价值对社会性价值有规范、制约和决定作用。农民要在生活中体面、遵守规范，更重要的是要有传宗接代的终极体验，如此人生才是完整的，才算是实现了自我。

现在农村的问题在于，新一代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在转型或者说在丧失，而社会性价值凸显，也就是比较和竞争的一面加剧，农村竞争的标的包括酒席档次、人情礼金、建房买房、小孩读书、婚姻彩礼等，认为只有在这些方面胜过人家或者至少不差，才算是获得体面，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这些给每一个农民家庭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农民没有了终极意义的追求之后，对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就会被推向极端。

手机如何影响了农民的生活？

界面文化：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此前曾提到一个观察，近年进入农村调研时，村民的眼神越来越呆滞和麻木。你在调研中对村民精神状态的直观感受是什么？

杨华：当前农村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有精神压力的中年人，一类是负担不重的老年人。这两类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再是呆滞和麻木，而较为积极健康。

农村中年人的精神压力主要在于子代的婚姻问题。由于农村适婚性别比非常高，男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极度不平等，农村婚姻的成本不断推高。在当前有些农村地区，年轻男子要结婚，不仅要建房或在城镇买房，还要准备高额彩礼，一些地方的彩礼达到二三十万元之多，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了中年的父代身上。对于父代而言，这种精神压力反过来也是动力，他们在自己有劳动能力的时候极力为子代的婚姻奔波，是农村最积极上进、勤劳苦作的一个群体。他们越是积极上进，家庭财富的积累就越多，他们的子代在婚姻市场上就越有竞争力，也就越有结婚的可能。

所谓负担不重的老年人，是指那些完成了子代婚姻的人生任务、家庭债务已还完但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他们的年龄在六七十岁，能够自食其力，不需要子代赡养，不用看子女脸色，甚至还能通过劳作为子代家庭输入资源。加上国家在养老、医保上给了农村老年人很好的保障，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后，因此他们生活较为自主、自由和悠闲。

界面文化：贺雪峰还有一个说法是“城市消费文化的殖民”——农村被置于一个有关城市的光怪陆离的影像世界之中，而他们的生活世界还是停留在原处，荧幕上那个世界和他们是无关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在《乡土中国再认识》中指出，乡土社会变迁导致农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甚至有些畸形。当今农村的消费闲暇是缺乏主体性的、是外来的。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杨华：乡村生活的数字化给乡村带来巨大的影响。首先，农民的文化闲暇转向了手机，农村中老年人不仅普遍沉浸于抖音小视频之中，还拍小视频上传，在村庄熟人圈子中传播，形成了新的网络社群。不仅老人自己看抖音，他们带孙辈的方式也是让孙辈看儿童版的抖音，孙辈不哭不闹，他们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可以看到，一两岁的小孩都握着手机在看抖音，农村中小学生则主要是玩手机游戏。

其次，农民的消费生活转向了手机。过去认为五六十岁及以上农民的消费应该在本地零售市场，他们不会被电商围猎。他们确实很少用淘宝、京东，但他们知道拼多多。一件20块钱的花棉袄是本地赶集买不到的，小视频的视觉冲击以及足够便宜的网络购物也激发了老年农民。

最后，农民的社会认知来源于手机。农村年轻妇女对育婴、教育小孩的认知来源于小视频和公众号，所谓“科学育儿”成为新一代年轻女性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她们越来越多与传统育儿方式产生冲突，也就是与公婆产生冲突。

留守妇女主导社会交往，影响村庄决策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也提到，农村女性地位近年有所提高，“一场革命正在发生”。以往围绕男性组成亲族关系和熟人生活的情况，越来越转变为由妇女按照自身的逻辑建构关系网络。你如何看待当今农村女性的角色和地位？

杨华：农村女性社会地位提升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包括：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对老式婆婆的打压；分田到户时农村妇女分到自己的土地；妇女对家庭经济贡献能力增强；年轻妇女文化程度提高；年轻妇女走出村庄、外出务工；离婚在农村的负面评价降低；农村适婚性别比高，适婚妇女在婚姻市场上占优势；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小家庭利益的独立性增强；年轻妇女主体意识提高，等等。

以至于“妇女当家”在当前农村成为普遍的现象。农村老年人、年轻男子在年轻妇女面前都小心翼翼，因为稍微伺候不好，年轻妇女就离婚走人，婆家辛苦半辈子出的彩礼就打水漂了。

农村女性地位提升最大的表现就是，她们作为独立的人格主体参与社会交往，不仅主导了家庭的人情往来和关系网络构建，还在村庄空心化的背景下主导了村庄社会交往。在家庭参与村庄决策的过程中，无论年轻男子是否外出，妇女的意见是决定性的，妇女不仅有“搅局”、扰乱村庄决策的能力，还能够组织起来提出自己需求和维护自身的权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广场舞队向村委会提出修广场的需求建议，以及驱赶广场上的小摊小贩等。在家庭中，农村女性赡养、照看娘家父母也越来越成为趋势，出嫁女开始有分割娘家财产的权利。总之，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年轻妇女的地位越来越高，男女在家庭和社会中越来越平等。

界面文化：你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农村妇女追求时髦、涂脂抹粉，喜欢当下的生活，村庄能满足他们交往、精神、闲暇的需求，因此更愿意留在村庄。这可能与很多人对于农村留守女性的想象不同。

杨华：农村留守妇女之所以会被外界看成是弱势群体，是被欺压、侵权的对象，主要源于外在的个体主义的视角。该视角将农民看成是孤立的个体，将留守妇女看成是无依无靠的弱小个体，当将这些孤立的个体放置在传统男权主导的社会和家庭结构之中时，会自然地认为她们会被这样的结构所欺压，她们的权利包括土地权利、财产权利、生命权利等会受到侵害，侵害的主体包括公婆、邻里、家族、地方势力、基层政府等。

我们在深入调研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甚至不是我们想象的弱势群体，她们是嵌入在村庄熟人社会之中的，与在村的其他人既有先付性关系，也可以构建更加紧密的社会联系。虽然我们前面说农村血缘地缘关系在淡化和解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熟人社会完全不存在了。村庄熟人社会依然一定程度上存在，依然是个体赖以生活和生存的资源。留守妇女可以在村庄中利用“熟悉”这一资源构建自己的生活圈子，包括广场舞队、小姐妹群体等，在其中留守妇女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保护以及伸张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