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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立足中国社会形态演变 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王伟光:立足中国社会形态演变 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基础的特征不尽相同,与之相符的上层建筑亦表现出相应差异,由此

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经济基础的特征不尽相同,与之相符的上层建筑亦表现出相应差异,由此,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依次并将最终经历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将经由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也称之为“五种社会形态说”。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演变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反对和纠正历史唯心主义,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短时间内仓促提出的。这一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岁月,经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深入思考和科学研究。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初期,马克思就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五种所有制形式构想的雏形。在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分析了历史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差异而出现的五种社会所有制形式: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伴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在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后建立的共产主义所有制。1851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形态”(Gesellschaformation)这一概念,书中写道:“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日本学者大野节夫认为,“形态(Formation)”这一概念应该是马克思从地质学术语中借鉴过来的。地质学中用“形态”一词,表示在地壳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先后形成的不同岩层单位。马克思将人类社会比拟为具体的岩层形态,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层次和不同社会样态构成的。其后,马克思又数次提及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讲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将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可以看出,从1846年到1867年的二十余年中,马克思基本完成了关于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等概念的界定,但对“古代”社会之前存在的社会形态的描述并不十分精准。虽然马克思肯定“古代”社会之前还有一个社会形态,但他对这一社会形态的概括却只是初步提到“亚细亚”的社会样态。马克思所指“古代”的社会显然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社会,但“亚细亚”是什么社会形态,其属性是什么,马克思意指原始社会,却尚未明确其科学定义。其后,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877年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出版,为原始社会的研究提供了详尽材料。马克思在对此书的摘要和批语中,对原始社会作了进一步研究和科学界定。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以马克思对《古代社会》的批语为基础,继续深入研究,于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清晰准确地勾勒出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历史进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的理论,构成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基础。

除五种社会形态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提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此,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分别对应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和产品经济社会。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经济形态理论”,即“三种社会形态说”。

从本质上看,“三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依据社会经济形态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划分,也是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划分社会发展形态的观点。总的来看,马克思对第一阶段的划分——“人的依赖关系”,实质上是对自然经济社会特点的概括,涵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这一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生产的直接目的就是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求。所以,为克服生产工具落后带来的困难,个人必然会依赖他人和社会组织,如原始社会的个人必须依赖于群体,奴隶社会的奴隶必须依附于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帮工必然依附于师傅。第二阶段——“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实质上是指商品经济社会。这一时期,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产品交换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目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商品,成为“物化的时代”。这一时期,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即商品依赖关系,人依赖于商品。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成为商品、货币、资本的奴隶。第三阶段——“个人全面发展”,也就是产品经济社会。在这一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丰富、充足的物质财富,旧的分工和私有制已被消灭,人们摆脱了物及外部关系的束缚,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外部条件,真正成为物的主人、人自身的主人和社会关系的主人,真正实现了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预见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不论“三种社会形态说”还是“五种社会形态说”,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都体现了唯物史观最根本、最核心的要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不论用“三种社会形态说”还是用“五种社会形态说”来划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其根本依据都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都是分析社会形态演变的正确结论,两者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两者是相互包容的。那些制造二者对立,企图以“三种社会形态说”否定“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言论,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原貌,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

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期,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对同一对象,按照特定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划分。例如,以阶级斗争为线索,可以划分为阶级社会、阶级过渡社会和非阶级社会;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的低级形式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和高级形式的公有制社会。但是,任何的科学划分都应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都要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判定标准,根据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考察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五种社会形态说”是马克思对社会形态划分的主线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明确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是对社会形态发展一般规律的概括,是对社会发展本质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抽象概括。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从多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一种总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总的历史规律。它虽源于实际,但并不等于全部的历史实际;更不是机械教条,不等于说明每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都必须完整地、依次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实际上,至今为止还有很多民族和国家也没有从头至尾地、完整地依次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我们必须科学辩证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正确认识其一般性与特殊性。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以整体的历史眼光审视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和过程而产生的科学认识,他们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出发,抽象概括了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由低级走向高级的五个历史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现实的发展情况并不是单一的、直线的、绝对的,更不是没有特殊性、偶然性的。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不否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不否定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也不否定可能出现的某些历史倒退等偶然情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不满足于对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不排斥和否定一些民族、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特例和偶然情况,反而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民族、国家符合一般规律的特殊发展道路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将主要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研究之上。随着实践的发展,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进而提出了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性的问题。

通过研究东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直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走上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一般来说,像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但像俄国等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原理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某些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也不排除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依据各自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实际选择特殊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但是,不论国家制度与道路的选择如何特殊,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可以跨越,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决不能跨越。归根到底,社会形态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由这种矛盾运动决定的客观环境,以及在客观条件下由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出来的主观条件。这一思想是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要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须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非但不是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否定,而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丰富并深化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三、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

研究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历史,既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梳理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清晰脉络;又要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实际,概括提炼出在普遍规律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中国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封建社会晚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随之产生并缓慢发展。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能在此基础上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

近代,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瓜分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不允许中国继续按照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独立自主地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将中国变为受其剥削与压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既不能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旧路,也不能直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而必须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只有从社会形态演进层面予以剖析,才能认清中国社会形态演进和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当然也绝对不能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而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的科学性,进而否定中国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终将向更高社会形态过渡的必然性。

四、认清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危害性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否定“五种社会形态说”、否定唯物史观的错误倾向。具体表现在:有的不承认人类历史发展会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不承认“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五种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凭空臆造出来的,并非科学真理;有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称“五种社会形态说”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而是列宁、斯大林等后人编造出来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图制造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对立、矛盾的假象;有的则使用抽象承认、具体否定的伎俩,表面上承认“五种社会形态说”,但具体到判断我国历史与现状时,则说中国并没有完整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否定唯物史观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就等于否定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些理论和观点触动了资本主义最敏感的神经,直接撼动了资本主义立命存在的根基。所以,资本主义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以此变相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从不讳言资本主义社会是亘古不变的“千年王国”,将资本主义视为永不灭亡、长青永驻的存在;而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说成是虚无缥缈、不可实现的臆想,将其出现视为过眼云烟,从而达到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摧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追求的目的。

其次,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就等于否定一切历史进步性,就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历史进步学说。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人类历史总体是向上、向前、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尽管有暂时的倒退,但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

最后,否定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就等于否定社会革命的伟大意义,从而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严重束缚经济基础的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之时,社会革命就将到来。社会革命表现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推翻代表落后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形态。当然社会革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也就是狭义的社会革命,即改革,指在不改变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前提下,通过调整和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环节,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社会革命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阶级利益的。维持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的一切反动阶级总是贬低、否定、反对社会革命。

当前,资产阶级及其政客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具体表现为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等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更有甚者直接高喊“资本主义万岁”,不承认资本主义会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认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才算“修成正果”。须知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前有封建社会,后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新的社会形态因素——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孕育产生,未来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可以把一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发展比作人类个体的生命历程:胎儿在母体中孕育、降生,经过儿童、少年、青年、壮年,直至死亡。作为人类历史的某个社会形态也必然会经历由生到死的过程,这是不可推翻的历史铁律。

除此之外,目前还存在一些历史读物、展览和影视作品,往往只从唯美主义的角度出发展示历史人物和历代文物,罗列王权更替历史,将历史变成精美艺术品的展示史,变成皇亲国戚、才子佳人的个人英雄史……这样一味地“去政治化”“去阶级斗争化”“去意识形态化”,隐藏了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掩盖了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真实,抛开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抛开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严重背离了唯物史观。陈列艺术品,介绍历史文物、展示文明载体,让人们享受美的、艺术的、文明的感受和熏陶,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以往阶级社会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王权更替的历史,但其实质绝不能归结为王权更替这么简单。只有把一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实物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知,放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的必然性下认知,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态度。

结语

恩格斯指出,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前,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一切认识都是在黑暗中摸索。唯物史观从生产工具、劳动分工的发展,认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从所有制的变化,认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变化;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纵观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化,由此形成了科学的关于人类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成为认识和研究人类社会演变基本线索的认识。正是从这个基本线索入手,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的道理。

岁月交替,沧海桑田。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普遍性、科学性和理论性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南。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得出的重要理论硕果,是对人类历史观的伟大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充分认识这一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时,必须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演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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