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理论学术的旗帜和灵魂。在中华思想史研究领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重要、最紧迫的就是始终高扬唯物史观旗帜，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一

一以贯之地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贯穿到中华思想史研究的全过程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就没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称赞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认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异彩纷呈、硕果累累，但思想史研究在回应重大时代关切、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学派方面，离国家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

当前，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上，处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关键时期。打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思想史研究创新体系，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这是中华思想史研究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力的根本保证。中华思想史研究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一，在中华思想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立场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根本上讲，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研究思想史。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能够看清历史上的思想家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著述的，就能辨清思想史上的是非曲直、先进落后。

开展中华思想史研究，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必须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各个时代的思想，将研究主体放在人民群众身上、将研究重点放在真正代表人民大众的进步思想上，撰写出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思想史，书写一部无愧于时代、人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第二，在中华思想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唯物史观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观点构成的科学体系，生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是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用这些基本观点分析中华思想史，就会搞清楚中华思想史上的各个流派、各种观点是从哪来的，为什么人说话，说什么样的话，起什么样的作用。

唯物史观清楚地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历史真正动因与历史活动主体（个人、阶级、人民群众）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的辩证关系，为把握人类思想运动的轨迹和逻辑提供了有效的认识视野，为研究编撰中华思想史开启了科学之门。

第三，在中华思想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

唯物史观既是科学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世界观，又是正确分析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论。经济分析、阶级分析、利益分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分析方法。用这个基本方法分析中华思想史，就能够分清不同思想的所属阵营，精华是什么，糟粕又是什么。一切社会问题，包括思想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都发端于经济，经济原因是最根本的原因，要从经济入手来分析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要分清思想站在谁的经济需求上为谁发声；这就从经济分析进入阶级分析，阶级分析也就是分析思想背后的阶级利益需要。一切阶级意识都是阶级利益所决定，由阶级分析进入利益分析，就能把唯物史观分析方法真正贯彻到中华思想史的研究中，把中华思想史发展的主线索搞清楚、搞透彻。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

演变一般规律原理，

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演进历史全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演变发展的一般规律（以下简称“五形态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分析说明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分析认识社会历史问题，就是坚持一切从社会存在出发来说明社会问题。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最根本的社会存在就是生产方式的存在，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存在。社会发展史说到底就是社会形态发展史。一切都要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而必须从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形态出发来认识人类社会现象，而不是相反，这是唯物史观的不可违背的根本原理。

有人称马克思从来没讲过“五形态说”，企图否定社会形态演变的普遍规律，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深刻剖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而收获的重要理论硕果，是对人类历史观的伟大贡献。马克思虽然没有就社会形态问题撰写过专著，但围绕这一问题留下了大量论述。马克思在1851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社会形态”概念是为了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根据日本学者大野节夫的考证，“形态”（Formation）一词是马克思从当时的地质学术话语中借用的，该词在当时的地质学中用以表示在地壳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先后形成的不同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不同的历史层次、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样态、不同的历史时代构成的。

随着历史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历史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出版，对原始社会提供了详尽的研究材料，这使马克思对原始社会有了明确的科学界定，这一科学认识集中反映在1880年到1881年他对《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最后，恩格斯利用马克思批语，经过研究，于1884年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清晰勾画出人类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历史进程。这说明，“五形态说”内在地包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社会发展形态的科学分期认识中，构成了系统的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进程最普通的规律。

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抽象概括。要用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理论这个正确的“一般抽象”，来指导分析中国特色社会形态的演变规律，分析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概括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历史和中国道路发展的特殊性，而不是把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发展道路人为地编造为中国王权更替史或才子佳人史。

中国社会形态演进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再按照人类社会形态的一般发展规律，独立自主地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将中国变为受西方剥削压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特殊情况决定其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实现跨越性发展，经过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社会形态和中国道路的独特历史。只有从社会形态演进层面予以理论剖析，才能认清中国社会形态历史和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岁月更替，人世沧桑。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变一般规律原理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理论光彩；相反，它依然以其宏大的世界视野、科学的理论价值，对当今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依然是中华思想史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

积极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精华，

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为中华思想的发展理出一条清晰、明确的脉络和主线，挖掘出中华思想的精华，结合当今时代特点实现创造性结合、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是中华思想史研究编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中华思想史的创新研究。学习历史理应学习思想史，研究历史必须研究思想史。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思想史，难以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难以全面把握当代中华民族的初心、抱负和梦想，难以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高度，充分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在价值，为研究编纂中华思想史提供了理论指南：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不朽灵魂。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思想就是中华民族的“魂”。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责任，注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刚健有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追求，这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所倡导的大一统、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理念，牢固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内在动力。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精神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思想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思想滋养。

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对于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意义，提炼出了许多关于安邦济世、治国理政的优秀思想。这些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执好政，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借鉴。要解决今日中国和世界面临的许多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今天创造和发展的思想智慧，而且需要运用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历史上储存的思想智慧，使之造福中国、造福人类。

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

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优良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有益处。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素以道德教化为特色而闻名于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必须确立反映全国人民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第五，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营养。

马克思主义是解救中国、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如果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汲取养分、汲取精华，就会成为形而上的空中楼阁，在中国的大地上发挥不了现实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同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流”。中华优秀传统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养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思想。

四

编撰《中华思想通史》，构建中华思想史

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重要论述，探索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内因和思想动力，推出真正代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水平，深刻反映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学术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2014年决定启动大项学术创新工程《中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通史》项目的基本任务就是编撰一部《通史》，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通史》上溯远古、下迄当今，其目的与使命就是全面收集整理中华思想史全部资料而集中华思想著述之大成，科学揭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思想变迁和发展历程，挖掘、总结、概括、弘扬中华优秀思想精髓要义和核心基因，揭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源与流，展现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图强的思想源泉、精神基因和道德遵循。

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是中华思想通史的学科基础和学术根基。每个学派都有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规定性特征。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同样有其本质性的特征，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自五四运动以来，经过近百年的奋斗，李大钊、郭沫若、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辈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编撰中国思想史，形成并确立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编纂《通史》、构建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历史责任赋予了我们这一代新人。《通史》项目不仅要撰写一部中华思想史的扛鼎之作，更要构建一个中华思想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学科创新体系，这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创新工程。对此，我们要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与强烈的使命担当。

《通史》项目启动以来，在项目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编纂了上亿字的《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目前已到了收尾阶段。一部翔实、可靠的资料长编，会为撰写出一部高质量的《中华思想通史》提供资料保障。第二，撰写了《中华思想通史·绪论》。自2015年12月2日以来，《绪论》写作组召开了近30次编写工作会议，“几历寒暑、数易其稿”，付出了极大心血。《绪论》是《通史》的灵魂和锁钥。各编、各卷无论是资料长编的编纂，还是《通史》提纲的拟定，乃至《通史》正本的写作，都要将思想认识、撰写内容和写作方法统一到《绪论》上来。第三，编撰了《中国社会形态史纲》。以《绪论》第三章“中国社会形态历史演进与发展道路”为基础编撰的《中国社会形态史纲》单独成册，率先出版，并作为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共同推出的文科教材。第四，拟定了《中华思想通史》正本提纲。正本提纲是《通史》的纲领，拟定系统、完备、规范的正本提纲，对于统一作者的写作思路，推进下一步《通史》的正式撰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五，连续成功召开了五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出版了3集《中华思想史研究集刊》，即将出版第4集。第六，成立了中华思想史研究院。在天津市滨海新区党委指导和支持下正式挂牌成立了中华思想史研究院，将成为中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和传播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我们要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下，提炼出在遵从人类发展普遍规律基础上中国社会形态发展的独特历史和发展道路，梳理出中华思想演变的清晰脉络，挖掘出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与中华思想发展的深层互动关系，努力发现中华思想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展现新时代中国史学独特的科学价值和人文精神，在与国际学术平等对话的过程中，努力塑造和形成思想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奋力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华思想史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无愧于历史与时代的思想贡献。

（本文是第五 届中华思想史高峰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王伟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南开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