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与北大青年一起学习，香港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略论-米儿火

文︱何志平赵思伽

赵思伽（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与管理）：

香港回归25年，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民生”和“民心”上都有表现。“民心”问题根植于香港殖民历史、教育以及身份认同的错误建构等诸多政治和文化因素，而“民生”问题，二十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是：“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长期以来，香港一系列深层次经济社会矛盾之所以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真处理，一在于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挤压民生问题在公共议程中的位置，也让特区政府无法有效施政；二在于，特区政府对香港经济的控制极弱，这也是政府管治能力低下的原因之一。因此，改变经济力量对比，“破除利益藩篱”是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的经济基础。

什么是香港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破解的症结在哪里？王振民教授认为，“香港原有资本主义与人们对福利社会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是香港现在面临的最深层次问题。资本主义信奉个人奋斗和低税，香港回归前，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原则上是尽可能少地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政府不会无限扩大公共福利。回归后，政府税收政策的变化，富人需要交更多的税，社会福利越来越好。这里面的一个矛盾点在于，当增加税收、增加社会福利、“劫富济贫”太过严重时，资本家就会开始考虑的“最自由”营商环境是否会改变，使得一些香港工商界的头面人物近年开始进行产业转移。

许政敏认为，香港在经济、政治、文化与民生四大领域均有深层次问题。其中，主要矛盾是香港经济基础单一导致的经济失衡，次要矛盾是泛政治化突出、文化发展滞后与民生资源分配不公。香港经济失衡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港元实行与美元联系汇率制，次要方面是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全球虚拟经济萎缩和实体经济的复兴、内地经济放缓压力的联动影响。他强调，香港问题的终极原因是港元与美元挂钩构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香港凭借与美元联系汇率制，奠定了其东南亚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埋下了外国势力通过操纵汇率干预香港经济政治稳定的导火线。而目前香港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是社会民生问题。

除了经济决定论，也有专家和议员更加重视文化认知的影响力。吴志斌认为香港深层次矛盾无论是身份认同和捍卫核心价值的问题，还是贫富悬殊、经济结构单一、产业空心化、青年无法上流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文化认知的矛盾，是殖民文化和爱国文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上的矛盾。换言之，房屋问题、贫富差距等都是文化认知矛盾的外溢。吴杰庄议员则认为，住屋、青年上游、贫富悬殊等问题并非香港独有，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缺乏主人翁心态，认为国家发展、香港发展无关自己痛痒，久而久之造成意识形态上的一种疏离感，失去了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在政界，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没有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明晰的界定，但多有相关施政纲领和政策，议员也有热烈的讨论。这其中，土地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香港市民，也制约着香港发展，在需要破解的难题中占据着关键的位置。“政府重夺土地供应主导权”是李家超政府“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第一步，也是“破解深层次矛盾”的基本步。

李家超上任特首后即成立“土地及房屋供应统筹组”及“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来统筹与土地房屋有关的工作。他指出，“现在有一个现实，我们都能看到，就是不够地、需要不断造地。为什么会不够地？涉及不同原因，虽然每届政府都很努力处理土地房屋问题，但我们的确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造地。”中央政府也很关注这个问题，例如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便提出香港要“告别㓥房及笼屋”，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也曾落区探望㓥房户。

黎栋国议员指出，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之一是土地及房屋长期供应不足，导致轮候公屋的市民需轮候时间过长，且大量市民生活环境恶劣。1956年的石硖尾大火促成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发展，香港贫富分化问题进入了政府议程。贫富分化问题不仅是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中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难题。香港目前已基本实现香港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但在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经济民生问题的依旧突出并仍将会是社会主要矛盾点。

何志平教授：

思伽同学以上的总结论述，其实就是自2003年中央提出香港要注意解决“深层次问题”以来，香港各界迄今还在争论不休的话题。最近适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我一直在整理过往于联合国、欧美社会宣扬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突破“全球化1.0”困境，开启“全球化2.0”，推促世界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稿件。今天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体，包括香港，既受益于二战后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诸多利益，又受困于其带来的问题和积存弊端、痼疾，如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剧，文化冲突升级等。当然，香港的问题更复杂一些，还夹杂了历史性、地理性以及政治经济性等多方面原因。

香港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化现代大都市。回归前，又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化城市。港英政府从1841年开埠，都对香港民生，特别是华人社会问题，置之不理，实施的是华洋分治。香港的城市定位也非常明确，经济贸易城市，只注重保护英商在广州生意的利益。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内地移民南下到港，本地人口剧增，土地房屋紧缺，教育、公众卫生等压力巨大，社会出现各种需求和问题。

1966年天星小轮加价事件酿成的骚乱及1967年的反英暴动，就是最直接的反映。1973年《麦健时报告书》的出台和新一任港督麦理浩的改革措施，香港的社会民生才算开始进行管理。但这一切，完全建立在香港这片土地和民众要为英国人创造更大化的经济利益之上。港英政府从一开始，都不断地在向港英商人让利，美其名曰“小政府大市场”。其实是殖民政府为英商辟路，充分给予他们各种专利和开发权，在香港本土赚取华人市民的血汗。甚至港英的华籍代理人，也成了本地土豪财阀和华人的贵族精英。

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为国家改革开放、联通世界充当先锋；八90年代又得益于“全球化1.0”，跃升“亚洲四小龙”。但不管利润的第一次分配，还是第二次分配，都是港英政府控制下的殖民主义、资本主义配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都是向大资本家倾斜。香港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巅峰，整个香港都被大资本家垄断了财源。香港的亿万富豪在全球排名榜高居第二，香港的贫富差距长居世界第一。所以经济学家才说，香港经济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畸形的裙带经济，一切以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垄断资本还掌控着香港的命运。高房价、低收入、贫富差距、青年难以向上流动等，不过是它的必然副产品。

回归后，香港是一个未经历“去殖民化”的社会。“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既没有与时俱进，也没有自我革命。其社会和经济诸多方面出现问题，与一脉相承、一成不变的殖民化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关系。当初“中英谈判”为实现平稳过渡而做出的一些安排，也对香港未来发展埋下隐忧。如政商精英主导的利益格局未受到触动，高级公务员队伍基本没有改变，教学教材没有更换，“二十三条”迟迟未能通过等等。至今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虽然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变化，但也是从未脱离过《麦健时报告书》。英国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历史，给香港留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和制度遗产。表面上看，那是恪守法制、规则和秩序，实质上则是一套文明价值系统。

现在，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之所以难以化解，不仅有政治架构上的互相牵制，造成施政困难；也有政府长期信奉“小政府大市场”模式，在新时代处理全新的经济和政治、社会问题挑战时，有时缺乏战略能力。再加之西方社会和反对派不断搅局和挑起事端争议，人为制造了各种困难。这些因素盘根错节，不是一朝一夕间形成，也没有单一成因，而是综合各方面缘由积聚至今天的状况，绝对不是一时三刻就能立马解决的。当下最重要的是，香港如何在新形势及新一轮“全球化2.0”即将到来之际，自我觉醒，自我改革，并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步伐，加快经济定位及角色的调整，抽丝剥茧般地一步步走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