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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显乏力的社会性视角

颇显乏力的社会性视角颇显乏力的社会性视角

《邦尼和克莱德》,无疑是好莱坞的一大经典之作。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扮演者沃伦比蒂和费唐娜薇、或是原型事件,都堪称当代美国的风靡一时之物。在那部电影中,偶像派公路杀手CP组,都拍出了一种诗歌与远方的味道,散发着电影成片的60年代所流行的“垮掉派”气质----这对雌雄大盗,宛若杰克凯鲁亚克的文学人物一样,带着对时代的忧郁和对未来的迷茫,走上放浪形骸而自我毁灭的宿命之旅。与当时美国社会思潮所吻合的那部电影,在当时将邦尼和克莱德的偶像光环进一步抛光发亮,让他们成为了一种ICON。

而在这部《劫匪》当中,导演将视角转换,从大盗一方转到了追捕者一方。不仅如此,导演还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挖掘邦尼和克莱德事件-----这一社会事件所反映出的深层次内容。相比《邦尼和克莱德》、以及由其片至今好莱坞拍摄的种种“公路劫匪”作品(如约翰尼德普主演的《公众之敌》、以及当代时空下的《天生杀人狂》),摒弃了对劫匪进行偶像化的创作思路,是不太常见的。

对大盗一方形象倾向的逆转,在电影的开头就已经得到了确立。邦尼和克莱德的汽车行驶过公路,在一片荒郊野岭之中停下,邦尼走下车,背对着镜头站在一片树林中,万籁俱寂----一个标准的“诗歌与远方”式的劫匪片运镜。但是,事实上,在第一个镜头之中,这种表面上的“诗歌与远方”已经被打破了----作为一切之始的汽车,被公路在烈日暴晒之下扬起的一片油质所遮盖,在镜头下变得轮廓模糊起来。借助这个画面,导演已经暗示了本片对于雌雄大盗传统定义的否定。而进一步来说,在随后的剧情进展中,邦尼和克莱德的形象的颠覆,被进一步地确立了----二人营救同伙越狱,同伙杀死了和蔼地与自己闲聊MLB的看守人员(此人被击毙时被俯拍的镜头强调),而邦尼和克莱德在逃走之时甚至干脆抛下了一名同伴----对于“对抗时代的侠盗”这一传统形象的彻底逆转。在这个开场之中,导演精确而简练地先暗示后明示,完成了对雌雄大盗传统形象的打破,确立了本片的基调,可称漂亮至极。

而随后,导演则逐步地展开了自己想要探讨的东西:这一社会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本质性现象。首先,在紧接着开场的第二场景中,美国政府的女性官员在和属下讨论着对策,她否决了重新启用骑警这一旧时代产物的提议(“现在可是三十年代的美国”),并且继续坚持使用自己“本时代制度化”之下的警察系统来解决这一事件。而这样去做的结果,在后续的影片中也得到了揭示:无数的警察死于邦尼的枪下,而CP组合始终逍遥法外,在当代的警察系统之上肆意起舞。而究其原因,则要体现在一个年轻警察的案例上----他按照规定先行警告,就被邦尼和克莱德先发制人击毙,子弹甚至没来得及上膛。这说明,邦尼和克莱德是一个完全不遵守当代规则的存在,他们是新时代的体系所无法掌控的东西----在杀死年轻警察的时候,邦尼翻过警察的身体让他目视自己的被杀,体现了邦尼已经脱离当代社会分子的野性和残忍;而场景最后再次用到的“被击毙的警察的俯拍”也与上述的俯拍镜头形成联系,再一次强调了邦尼和克莱德形象的扭转。因此,在导演的构思之中,邦尼和克莱德是脱离了当代文明社会的原始存在,当代的规则和观念甚至技术,都是完全无法将他们制服的---当局警察配备了车载联络(并秀给伍迪哈里森看----骑警落后于当时代的体现),但对抓捕毫无益处。对于这一层,导演利用大盗与骑警主角的用车,达成了一种暗示:在第一个场景中,导演特意用特写强调了大盗车前的车标,而电影中,导演同样多次用特写拍摄了主角的同款车标---借此构建起主角与大盗的同一性,去说明大盗与骑警同属旧时代、不属于当时代的内容。

而在两个骑警主角的追捕过程中,他们所感受到的,则是邦尼和克莱德在当代社会之下所受到的受容、以及30年代美国社会的现状本身-----这也正构成了影片的主要内容。首先,科斯特纳看到了写在水泵之上的对大盗的应援、同时旁边的女车主身着邦尼的同款服装搭配;而二人骑警小组建立完毕后,二人也先是在克莱德的故乡、以及跑过的各地区,感受到了追捧大盗本人宛如音乐巨星、身着二人同款服饰好似追逐潮流的美国普通民众对于大盗的支持。此外,在追捕的途中,导演也多次将镜头聚焦在因经济危机而走向贫穷、身无分文失去住房的美国国民。显然,导演有意地去引导观众,让他们理解邦尼和克莱德事件所反映出的社会现实:由于30年代的经济危机,美国国民陷入了物质生活的极度窘迫,从而对未来失去希望,而在绝望、对上层阶级愤怒之下的国人心态,已经从当代文明的道德观中退化,转而对违法者和杀人犯进行观念的认同和心理的追捧---正如古代的人们追捧侠盗罗宾汉那样。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造成者美国政府,电影中也给出了一定程度的展现。女性官员出场的段落中,她在施压属下、并表达对骑警主角的不屑一顾后马上堆上笑容去应对社交场合,表现了当代政客投身交际且虚伪的状态;在主角的追捕过程中,如影随形的当局警察,也掌握着窃听私人电话的权力----胡佛所领导的“革新”、对个人隐私的破坏、30年代版的棱镜门。电影里所展现的美国政府,无疑是一个侵犯国民权益、虚伪而表面化、引领着国民走向邦尼和克莱德非文明价值观的存在。而如果我们探究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成因,也可以发现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施行的大量且无节制的量化宽松,那么通货膨胀不会那样失去抑制可能性。

而主角二人组对于当时代美国社会现状的感受,也拥有着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曲线。在一开始时候,科斯特纳已经过上了一个远离追捕和杀戮的“当代生活”,但他听到的“雌雄大盗肆意杀人”的凶残事件,让他离开了那样一种工作稳定、生活富足的当代文明生活,回到了风餐露宿、性命相搏的旧时代工作之中。从这一点中,导演有意无意在暗示:科斯特纳想要去扭转美国社会在思潮上的“重返荒芜”,去尽力改变这个时代,以扼杀一切的源头--邦尼和克莱德的方式。而在随后,主角二人组也与当时的社会形成了频繁的互动:在一些瞬间,二人似乎改变了一些什么----暴打支持大盗的加油站男人让他供出情报、在酒吧教训以克莱德为王的无赖;但是,从整体来看,二人所感受到的社会状态、接收到的国民反馈,都是让他们愈发消极的-----到处都是贫穷的民众、邦尼所到之处受到偶像般的追捧、二人追查之时甚至被民众当街堵住。

对于主角二人来说,他们所感受到的,是愈发强烈的社会倒退之不可扭转,这让他们对当代规则之下的抓捕前景愈发悲观,自身行为也逐步趋于“原始化”:在一开始,科斯特纳尽量遵守着自己被文件所划定的权限,但进展缓慢,这迫使他逐步无视之,从硬闯警察封阻的道路、到在权限规定的范围之外办案、进一步到最后的“先开枪打死再说举起手来”的无视规定。也就是说,追捕的变化曲线,与主角对于当代规则的遵守程度的变化曲线,形成了反向的关联----主角的行事风格越违反当代,对邦尼和克莱德的追捕也就越有效果。这实际上正吻合了上述的“主角与大盗的同一性”:双方都是比当时代更倒退的存在,也只有主角在彻底抛弃当代的规则之后,他才能够战胜大盗。在击毙大盗的部分,导演先是安排科斯特纳与克莱德父亲的对话,强调了科斯特纳思想中“我和克莱德的不同只是偶然的影响,我的冲动杀死了犯人,克莱德的冲动则违反了法律”来强调科斯特纳对于人性被时代扭曲而全凭偶然的负面观点;随后,他说出了“自己年轻时先杀人再走流程”的旧时代心得,让大家这样做、去按照大盗的作风击毙大盗,而在随后的抓捕中,导演也用了数个“邦尼来不及拿起枪”的特写,使得邦尼与来不及塞进子弹的年轻警察形成对应---不遵守当代规则的邦尼杀死了警察,而同样不遵守的科斯特纳也杀死了邦尼。

但是,对于主角二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悲观的战果:他们试图通过追捕,来扼杀时代的逆流,但他们最终也只能通过自己身入逆流来完成工作,去承认社会文明的倒退。在结尾的部分,主角二人站在窗前,窗户中倒映出疯狂跟随大盗尸体的民众。这无疑是一个悲观性极强的构图,主角杀死了社会逆流的标志性引领存在,但却无法改变社会的思潮所向---因为这一切的根源并不是雌雄大盗,大盗只是国民的思潮之寄托,没有邦尼和克莱德还会有别人,真正的根源在于当局的所为,而这是主角无法改变的。在这样的一个镜头之下,导演也无比明确地将电影的表达落在了“对造成社会大萧条的官方当局的批判”之上。

而比较有趣的是,在电影中,导演安排了三场雨。第一场雨,发生在开头,女性官员表达着动用警察体系完成抓捕之事无比艰难。第二场雨,发生在中段,主角二人遵守着文件赋予自己的权限进行追凶,但发现自己力量有限;第三场雨,发生在高潮前,主角二人看到了克莱德对自己伙伴的虐杀。可以看到,这三场雨,都辅助性地暗示了当时社会状态的阴暗----第一场表现了当代系统在时代逆流下的无力,后两场则是主角一方对于时代逆流事实的两层直观感受。

由此可见,在电影中,导演将重点放在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之上。可以说,“时代”,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重点。而比起《邦尼和克莱德》,这样一个分析事件背后之社会现状的角度,也确实是一个有价值而又尚显稀缺的出发点。

但是,在作品中,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社会现状展示和分析失之于简单化和表面化。导演所给出来的,就是全社会对雌雄大盗的追捧行为、以及一些对于大盗的帮助。但是,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价值观上的逆流、当时国民真正的生活困境是怎么样的、当局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具体而言是什么(当局官员和警察的出场寥寥无几,缺乏详细的行为交代,似乎更像在对主角单纯地造成困扰),都是大白的空白。这直接导致,影片在主体内容上的扁平和单调,并且严重地影响了“基于事件对社会之分析”创作初衷的实现。

这个巨大的缺陷的结果是,成片的观感更像是一个老主角老当益壮的故事,一个美国版的《龙三和他的七个同党》、《老炮儿》----老化的主角生活已然风平浪静,但壮心不已,面对着装备精良的警察竞争者和百般轻视的当局高官,面对着新时代的秩序和规则,进行自己执拗的奋斗。相比于社会性更强的创作初衷,一个老炮儿的故事,显然就显得比较没有创作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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