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极端强调文学艺术的超功利特性。但在古代中国，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文学艺术向来是国家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与主流政治合作乃至主导主流政治的侧面，要远远大于疏离、叛逆的侧面。就此而言，说中国文学是一种制度性文学、中国艺术是一种制度性艺术，与此密切相关的美学是一种既被制度规划同时又为现实政治提供理想指引的学科，诚不为过。

在传统中国，美和艺术的政治性，直接造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审美化。美不仅为现实政治涂上了诗意的光晕，而且代表着国家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一个风雅的中国正是因此而起的。就历史真实而言，这种充满“美治主义”色彩的国家理想是否真正实现过，不好做出定评，但它却为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具历史魅力的侧面，也能为当今的文化强国战略带来诸多启示。

那么，在传统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如何介入政治，或者说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首先，按照历史家设定的上古圣王谱系，中国早期政治的形成史，就是自然向美的生成史。其中，伏羲氏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自然立法，即通过象天法地，将无序的自然归纳整理成图式性存在（八卦），从而实现天文向人文的转渡。伏羲之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是把着装视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此后，接续这种人文命脉的最伟大的创造是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

在中国历史中，礼乐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美学和艺术问题。其中，礼追求的政治有序性、人的行为的雅化、礼仪的庄严，无一不是以美作为目标。乐在表现形式上指称诗、乐、舞，在价值取向上涉及快乐、幸福、和谐等社会或人生目标，审美的意味更加浓厚。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礼乐，虽然以政治或伦理面目出现，但审美化的人文精神依然构成了它的灵魂。

值得注意的是，自先秦始，中国历代思想者一方面崇尚周制，推崇礼乐，另一方面则强化政治的强制性。这种“两手抓”的策略，在政治的理想价值和现实选择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平衡。但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家为了治世急务而采取的政治强制，从来没有减损礼乐或审美政治的崇高价值。在中国历史中，以尚文为特色的周制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为残酷的现实注入了诗意本质，并提供了理想方向。

周制之所以被认为是尚文的，原因在于它在诸多治国方略中选择了礼乐。那么，在心灵的精微与天地的广大之间，礼乐如何存在？按《周礼》、《仪礼》等文献，它有着内在的饱满性和充实性。礼与乐作为张与弛、理与情两种相互制衡的力量，共同塑造了一幅和谐社会的理想图景。礼乐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概念，既具有内在的深邃性和饱满性，又具有外在的弥漫性和上升性。如果说审美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灵魂，那么诗、礼、乐、舞等则是它的践履和展开形式。或者说，从美到礼乐、再到诗、礼、乐、舞，构成了传统中国的立国精神或建国模式的精髓。

当然，后世学者在界定美和艺术之于传统中国的价值时，一般持一种工具主义立场，认为文学艺术的价值在于“润色鸿业”，即为现实政治服务。体与用、本与末乃至古与今、雅与俗的统一，正表明美和艺术，或者一种崇尚风雅的精神，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整体贯通和普遍有效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强调美和艺术之于中国传统政治的价值，都无法回避它在现实实践中遇到的巨大困难。比如，春秋时期极力推行周治的孔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但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减损美和艺术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重大价值。这是因为，人类爱美的天性就是爱理想的天性。美和艺术因为理想性而进一步显现为超越性，这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高度，使制度设计具备人类视野，并因此在与其他政治制度比较中显现出优越性。正是因此，自西周以降，维系中国文明没有发生重大断裂的力量并不是政治的强制，而是具有审美和艺术特质的礼乐教化。

中国古典美学关注的对象绝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而是有着关于天下国家的广远视野。中国文学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愉悦性情，而是具有为政治注入诗意又在理想层面引领政治的双重功能。自周公制礼作乐始，关于美和艺术的制度性建构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顶层设计，并生成一种“美治主义”色彩浓郁的国家观念。在当代社会，这种由美孕育的国风，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以及强化“中国梦”的感召力，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光明网记者李姝昱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