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水浒》，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梁山首领宋江及其手下各路英雄造反诏安的故事，但宋江这个人物的性格又是矛盾复杂的，因此如何把握宋江这个形象对理解水浒精神有着直接的影响。金圣叹曾点评说：

读此一部书者, 亦读一百七人传最易, 读宋江传最难也。盖此书写一百七人处, 皆直笔也, 好即真好, 劣即真劣。若写宋江则不然。骤读之而全好, 再读之而好劣参半,又再读之而好不胜劣, 又卒读之而全劣无好矣。

他认为越读水浒便越觉得宋江越劣，这姑且算是他的个人感受，但是他认为读宋江最难，这确实无可争议，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便产生不同的结论，这也是为什么水浒直至今日每被谈起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原因。

在二十世纪初许多研究者结合自己所处时代对宋江形象进行牵强附会的解读，例如燕南尚生曾从命名释义中解读 ”宋是宋朝的宋，江是江山的江，公是私的对立面，明是暗的对立面“。他认为施耐庵的作品是破除私见，发明公理，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国拯救黑暗中的百姓。《小说丛话》中则提到“不拘于世俗，而独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使后世倡其说者，可援《水浒》以为证，岂不谓智乎？”虽然角度新奇，但究其根本则是在不贴实际地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宣传。

也有学者试图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如《小说小话》中提到“古来无真正完全之人格，小说虽属理想，亦自有分际，若过求完善，便属拙笔，宋江人格虽不纯，自能生观者崇拜之心”，瓤庵在《瓤庵漫笔》中提到宋江则说“其佳处即写社会中无一完全人物，非阅历世情，冷眼旁观，不易得此真相”。这些学者指责那些将主人公写成“天人”的作者，而水浒的成功在于作者遍尝世间冷暖，这种见解也对作品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五四运动以后，受到许多进步思想的熏陶，研究者开始利用现代意识和审美来对《水浒》进行系统分析，这些学者喜欢将宋江与变革社会的政治实践结合在一起，将梁山起义视为平民革命和向皇帝索要人权，也表达成追求平等自由之意。但由于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宣传革命，许多言辞也有夸大之嫌，无法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意识形态上确定了马列毛指挥的主导思想，因此许多研究者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宋江这个人物形象，但是由于这个时期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存在差异，加上宋江思想又颇为丰富复杂，对他的评价依旧有很大的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杰出的领袖，优秀的组织家和军事战略家。冯雪峰认为“宋江能够成为大家信服的领袖因为他是及时雨，是群众心中的呼保义，是取不义之财的劫富济贫者，展现了强大的革命性和正义性”，谭丕模认为“宋江有才能、有热情、有决心、有力量，整治军纪，替天行道”，马蹄疾认为“宋江的三打祝家庄、三败高俅展现了重义气有谋略的特点是一个有胆识的领袖”。

另一种意见认为宋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诱骗梁山好汉投奔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投降派，是葬送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张政烺认为“宋江对宋代皇帝有忠义，至死不忘诏安，随时打算投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才”，李恩普认为“宋江背叛农民起义军，镇压其他起义军，应对其进行无情鞭挞，严肃批判”，李永先认为“宋江只是借助水泊暂时避难，骨子里的地主阶级思想从未动摇过”。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江在自己的人生中既展现了革命的一面又展示了妥协的一面。李希凡认为“在《水浒》中，宋江既有斗争性又有妥协性，书中的起义军的壮大与人民的强烈拥戴是与宋江为人的谦逊友爱是分不开的”，杨柳认为“宋江领导梁山伯革命是进步行为，对统治阶级的妥协则是他最大的过错”。

这三种意见针分相对，不过客观来说，第一种意见主要集中于宋江招安前的反贪除暴基本无视后续的招安之举，第二种意见则急于批判宋江的招安思想，也抹杀了前期的功绩，第三种意见试图从阶级，教养等方面阐述宋江的革命性与软弱性并存的思想，则相对稳妥全面一些。

通过上述各研究者的评论可以看出千百年来宋江的形象是多么曲折崎岖，究其原因在于两点，其一在于宋江的形象是和政治功利主义紧紧关联的，其二在于宋江的思想性格自身存在着多面性和矛盾性。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一定要立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展开分析，片面强调阶级性斗争性的言论则无疑是机械教条的。

笔者认为：宋江劫富济贫，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热情，有能力，有决心，着实可以赢得百姓的热爱 ，但是站在梁山军士的角度来看则不然。底层士兵与梁山首领待遇差距过大且晋升机制受阻，与家人聚少离多，难以看到未来的曙光，长期落草为寇定然不是长久之计。宋江的招安也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考虑而选择的出路，最大的过错就在于宋江的底气不足，怕自己抬价太高致使朝廷放弃招安武力解决，因此在只得到了朝廷的空头支票后就立刻出兵镇压其他的起义军，等到战胜回来后，弟兄们已经没剩几人能够享受朝廷的奖赏了，致使起义军彻底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