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殊不知有的人念了彼此一辈子，相守在一起的时间却不过寥寥。

而待到双方阴阳两隔，其中一人为了追寻伴侣在人世间留下的记忆，竟也阅读起了那些曾令她晦涩难懂的书籍，守在彼此温存过的小屋久久不肯离去。

许鹿希的简历（许鹿希还在吗）

而那个人，正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爱妻——许鹿希。

2000年11月，新华社记者操风琴来到许鹿希居住的小屋，邀请对方去参加报告会的时候，这位见惯了人间百态的记者也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与附近的高楼大厦不同的是，这间仅有60平米的老房子，依旧保持着上世纪70年代的样子：

在未经装饰的水泥地板上，井然有序地摆放着邓稼先生前惯用的办公桌和五斗橱柜，而在那面略微斑驳的白灰墙壁上，裸露的电线和水管层层叠叠。

墙壁上那副由张爱萍将军亲笔题写的“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墨宝在这种“简陋”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兀。

看着记者诧异的眼光，许鹿希却不以为然，甚至还指着角落里那张陈旧的单人布沙发调侃道：“瞧，这可是被杨振宁、于敏等科研大佬坐过的沙发呢，这应该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了吧！”

听了这番话，记者也忍俊不禁，而后看着沙发下早已松懈的弹簧，心里却又有些心酸，便询问许鹿希：“这些年来，您难道从没想过搬离这个地方吗？”

听了记者的问题，许鹿希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随后，她抚摸着办公桌上那尊被摩挲过无数次的邓稼先的半身塑像，坚定地表示“要说在这世间哪里还能找到我先生的气息，那一定是这间承载着我们所有回忆的房子里吧！”

正如许鹿希所说的那样，这间老房子不仅见证了这对伉俪多年的相爱相守，更见证了时代楷模——邓稼先的人生历程。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的一个翰墨世家。

他的先祖是清代著名的碑学大师邓石如，而父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邓以蛰，与“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先生关系匪浅。

在这种书香门第中长大的邓稼先，自小熟读四书五经，身上隐隐有了父辈们“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

按理说，照这样的培养方式，邓稼先长大后应当会像他的父亲般，走向文化艺术的道路。

但是，一切好似命中注定般，偏偏指引着邓稼先走上了科研的道路。而这一切最直接的外在因素，便是1937年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上开启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些野蛮的暴徒在这里烧杀强掳，无恶不作，华夏大地陷入了一片黑暗。而邓稼先所居住的小村庄也没能幸免于难。

为了奴役华夏子孙，日寇们还对中国人民进行了“精神强奸”，规定只要日本哨兵经过，中国人都得哈腰行礼。如此厚颜无耻的行为，分明是在对国人进行精神摧残与藐视。

自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邓稼先自然对这种行为不屑一顾。很多次，他出门的时候，宁肯绕个远路，也不愿在日寇面前点头哈腰。

甚至在后来，被这群强盗的野蛮行径惹火了的邓稼先，还会跑到学校的操场上，把那枚高高挂起的日本旗狠狠地扯下来，扔在地上踩个稀烂。

父亲看着儿子的种种行为，心里很是复杂。一方面，他很高兴儿子小小年纪就有一颗勇敢炙热的爱国之心。

但是乱世险恶，他也害怕儿子会因此遭遇祸事。为了引导邓稼先，一日，邓以蛰专门抽出时间，与他进行思想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邓以蛰并没有直接借着自己家长的身份指责邓稼先的行为是否过激，而是极有耐心地询问他：“儿子，你想过将来要从事什么工作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询问，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的邓稼先，脱口而出道：“我听说鲁迅先生为了救亡图存，在26岁的时候弃医从文。我想，为了祖国的振兴，我应该去当个文学家吧！”

然而，听了儿子的话后，邓以蛰却是摇了摇头，表示：“时代不同，国家的需求就不同。你可知国难当头，最能解救万民于水火的，应该是科学啊！”听了教导，邓稼先久久缓不过神来。

而后，他似乎领悟到了什么，郑重地点头说道：“父亲，我明白了！我以后一定不负您的寄托，定会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至死不渝。”

那年，邓稼先年仅16岁。或许很多人会以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少年的玩笑话。但是，邓稼先却是用自己的一生去兑现了这个诺言。

树立人生目标后，邓稼先在学习中不仅在数理化上下了一番苦功夫，像是英语、哲学等文科项目也从未落下。

而在多日苦学后，1941年，邓稼先凭借着优异的理科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科研学子。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被誉为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传奇。从建校以来，这所人才辈出的老校不仅培养出了172位优秀院士，就连著名的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梁思成、林徽因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都是这所学校的师生。

而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邓稼先不仅在学业上进步神速，思想层面也得了极大的开拓。

1946年的夏天，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并被北大受聘为物理系的助教，负责大一新生的指导工作。而就在这里，他竟意外邂逅了儿时的玩伴—许鹿希。

如果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初次问候是从一句“这位个妹妹我曾经见过”开始的，那么说起邓稼先与许鹿希的相逢，应当充斥着理科生之间的浪漫。

当时，作为北大医学院大一新生的许鹿希看着台上那个年轻的物理助教，心里不由悸动了一下。恍惚间，她想起两人似乎早就见过面了。

和邓稼先家庭情况类似的是，许鹿希也是出生在一个名门世家。她的父亲许德珩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在五四运动期间领导了多场爱国救亡运动，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人士。

而从法国留学归来后，更是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许鹿希的母亲劳君展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她不仅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女学生，还是位无畏的妇女权益保护者，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创造了不可比拟的影响力。

许鹿希比邓稼先小4岁。而在两人年幼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均在北大任职，居住的地方也很近，两家来往甚密。和人们认知中不同的是，邓稼先在年幼的时候十分调皮。

有一次，许鹿希的母亲劳君展带女儿来邓家串门，看见邓稼先双手抓着门框，像是在荡秋千似地把自己荡得老高。

当即，劳君展就忍俊不禁：“这么个调皮的男娃，不知道长大了谁肯嫁给他做媳妇呢！”

都说世事无常，想必那时的劳君展绝对想不到，多年以后，和这个调皮的小男孩举案齐眉的，竟然是她身旁的宝贝女儿！

与父母研究领域不同的是，从小许鹿希就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医学心。而经过刻苦的学习，许鹿希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成为了一名医学生。

根据教学安排，作为一名医学生，物理是该专业必不可缺的科目之一。只是，许鹿希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门课上竟会遇到这位多年未见的大哥哥。

当然，在教学期间，邓稼先也认出了这位邻家妹妹。但或许是在感情上太过迟钝，两人的再度相逢并未擦出过多的火花。

后来，许鹿希因为对物理科目有些吃力，便时常请教邓稼先这位高材生来家中辅导功课。

经过你来我往的课后辅导，两个年轻人才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情愫，并成为了男女朋友。

然而，尽管已经成为了情侣，两人的关系却始终不能进一发展。第一个原因是当时许鹿希还没毕业，双方父母是断不可能让两人结婚的；而第二个原因是，心怀大志的邓稼先，在那段时期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打算。

尽管在国内，凭借着丰富的专业技能，邓稼先是当之无愧的新起之秀。深有远见的邓稼先清楚，要想学习到更先进的科学知识，自己必须得去国外一趟。

于是，在新中国解放前夕，当洞察国内形势的好友告诉邓稼先“中国天快要亮了！”的时候，邓稼先却只是微笑着说：

“我想我应该去美国留学。等祖国建设需要人的时候，学成归来的我至少也能尽点绵薄之力！”

1947年的秋天，通过赴美研究生考试的邓稼先，告别了家人和女友，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

而为了能早日学有所成，当时在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的邓稼先简直是日夜不休，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就修够了学分，并在短短的一年内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

那时的他，年仅26岁。因年纪远远小于同期的博士生，邓稼先也被人调侃为“娃娃博士”。

取得博士学位后，导师德尔哈尔教授十分看重他，提出想带着他一起去英国继续深造的建议。而美国政府为了留住这个物理人才，更是开了丰厚的条件。

面对重重诱惑，一心想着报效祖国的邓稼先通通拒绝了。1950年8月29日，归心似箭的邓稼先便毅然决然地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投入了他日思夜想的祖国的怀抱。

当时，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邓稼先从美国带回了什么好东西。这位朴素的科研工作者只是淡淡地说道：“除了一脑袋的物理知识外，恐怕就是几双拿来送给我父亲的、中国目前还生产不了的尼龙袜子吧。”

在场的宾客听后皆哈哈大笑。众人皆以为邓稼先的这番话不过是为了活跃气氛罢了，殊不知他的言语句句属实而又饱含对新中国的期许。

1950年10月，留学归来的邓稼先被安排进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物理研究员，前途可期。

当然，作为他的伴侣，许鹿希在事业上也没闲着。1953年，从北大医学院毕业后，工作突出的许鹿希承担起了指导博士生毕业的工作。

而在指导毕业生之余，致力于人体解剖学和神经解剖学上的她，不仅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研室里混的风生水起，后来更是在60年代与同事合作翻译了神经解剖学的经典之作--《人类神经解剖学》，为我国的神经解剖领域做出了巨大了贡献。

1953年，在双方家庭的祝福下，这对志同道合的青梅竹马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成为了令人艳羡的伉俪夫妻。结婚5年内，两人不仅恩爱依旧，还诞下了2个爱情的结晶。

儿女双全，爱人作伴。许鹿希以为，自己和丈夫将会一直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殊不知，这份幸福真的太过短暂了。

1951年10月，居里夫人的女婿约里奥在与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进行会谈后，十分严肃地对杨承宗表示：

‘’请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席，如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首先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而在6年后，苏联为了维持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核垄断地位，在中苏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表明，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当然，中方也得提供相应的人员支持。

当时，负责寻觅造弹人才的是核工业副部长钱三强。为了寻找合适的技术人才，钱三强琢磨了很久。

在他认为，有资格加入到这个项目中的人，除了得具备丰富的物理知识，还得有卓越的外交能力以及极强的政治觉悟。

而就在他苦思冥想的时候，当时就任院内副学术秘书的邓稼先进入了他的视线。

首先，邓稼先本人以及他的父母都是党员；其次，他还具有留学背景，且在美国政府开出的如此优厚的条件下依旧选择回归祖国，说明他也有极高的政治觉悟。

而根据钱三强的观察，邓稼先多年来始终背着一个陈旧的布包上下班，说明他是一个极其质朴的知识分子。凭着这些判断，34岁的邓稼先便成为此次项目的首选。

而事实正如钱三强所预料的那样，1958年8月，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以后，邓稼先不仅在原子弹事业中与苏方配合默契，甚至到了后来中苏交恶。

苏方“撤资走人”后，邓稼先靠着手下30多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依旧不辱使命，将这场振兴中华的科研攻坚战打的格外漂亮！

多年以后，世人皆知，邓稼先的“造弹”之路是从钱三强一句“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你有没有兴趣参加”，邓稼先的一句应答“我愿意”开始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答应下这项艰巨任务的夜晚，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内心有多么复杂。

临危受命的邓稼先在接到任务后，在第一时间内心自然是欣喜的。毕竟学以致用、为国效力，这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

但是，想到自己一旦开始工作，不仅自己从此得在外界销声匿迹，就连妻儿和父母他也无暇顾及。想到这里，他便对妻子无比愧疚。

而看着满面愁容的丈夫，许鹿希的内心也隐约有了些不安。终于，在两人长久的沉默后，她不禁询问丈夫：“你要调到哪里？干什么工作？”面对妻子的询问，根据保密条例，邓稼先却只能三缄其口，仅用一句“不知道”作答。

而后，望着妻子红红的眼眶，邓稼先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十分坚定地说道：“我只能说，我这一生哪怕是为了这件事死了，也值了！”

话说到这里，即便邓稼先什么也没透露，许鹿希也意识到，他要去干的这件事，是一项极其隐秘、极其危险，但又极其伟大的事业。

在那晚，懂事的许鹿希不再追问丈夫究竟要去干什么了，而是紧紧抱着他，柔声说道：“想干什么，你就去干吧，我支持你！你尽管放心，孩子们和老人家，我肯定会照顾稳妥的。”

也正是从哪天开始，结婚仅5年的邓稼先夫妇，开始了长达28年的交错生活。事实上，在这28年间，邓稼先和许鹿希并非是见不上面的。

至少从1958年到1972年，邓稼先再调往四川省之前，其所在的工作单位与他们的住宅不过隔着一站公交的距离。

然而，出于保密协议，在这14年间，许鹿希并不清楚丈夫的工作地点究竟在哪里。

而每次在家的附近无意间遇见邓稼先的同事时，那些同事也总会笑嘻嘻地和她打马虎眼，掩饰他们在附近工作的事实。

每当回忆起那段“遮遮掩掩”的时光时，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理论研究所信息室的主任竺家亨总会感慨道：

“那个时候我还是跟在老邓身边的大学生哩。每次老邓给我们这些毛头小子讲完中子理论课程，时间差不多就到了半夜的11点。按照惯例，我们这些学生都要轮流护送邓老回师娘所在的宿舍楼休息。

当时守门的大爷总是在晚上10点锁宿舍楼，以致于我们每次都得钻铁丝网回去。每每到了这种时候，老邓总会和我们嘻嘻哈哈地玩闹起来。仿佛他也变回了那个无拘无束的毛头小子。”

而在言语中，竺家亨将这位伟大的“两弹元勋”称之为“老邓”，实则并非是他一人如此称呼，而是邓稼先所在的二机部九院的全体人员一贯的作风。

尽管在邓稼先面前，这群刚毕业的大学生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均资历尚浅，但是谦逊随和的邓稼先却总是要求他们喊自己为“老邓”。

不仅如此，每次妻子塞给他什么吃食，邓稼先也总会大方地分发给每一位同事。

“这可是我们九所的传统！”谈论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的所所长李德元的脸上总是会浮现出得意的表情。仿佛他从邓稼先口袋中掏糖吃情景还发生在昨日。

因为丈夫常年“神出鬼没”，从30岁开始，许鹿希就得一个人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邓稼先刚进入九所工作的时候，两个孩子一个不过2岁，另一个也才4岁。

而当时婆婆身体也不大好，经常卧病在床需要照顾。就这样，许鹿希一边照顾着一家老小，一边还得继续教研室的工作。

对于许鹿希来说，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家事并不是最难捱的东西，外人对夫妇俩的婚变流言才是她最大的煎熬。

因为邓稼先经常不在身边，街坊邻里对多年来独守空房的许鹿希有了各种闲言碎语，更有甚者还造谣莫不是邓稼先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才不愿和他们母子住在一块。

而在1972年后，因工作需要，邓稼先被调往四川省梓潼，这些流言就变得越发猖獗了。

而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深知丈夫秉性的许鹿希，既无法也不能说出丈夫的所在地。

几番折磨后，她也就不再做过多的解释了。出于保密起见，她不得不将所有想来家中做客的同事拒之门外。

每次熬不下去的时候，许鹿希的脑海中总是会回想起两人还团聚在一起的画面。

事实上，和所有的新婚夫妇一样，1953年刚结婚的邓稼先和许鹿希，也曾有过一段十分甜蜜胶着的美好时光。当时，他们居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

每日上下班，许鹿希都要乘坐30路公交车。因为公交站距离宿舍楼有点远，每次去搭乘公交的路上，邓稼先总是会骑着他那辆陈旧的自行车，载着妻子去赶公交。

在两人所有的约会场所中，邓稼先最喜欢的就是颐和园了。因为在那里，两人不仅能爬上万寿山欣赏昆明湖的美景，还能欣赏到邓稼先最喜欢的丁香花，还有许鹿希偏爱的菊花。

而等到两人有了孩子后，邓稼先这份赤子之心还体现在了对孩子的教育上。在教导孩子方面，邓稼先采取的是散养的策略。

除了在基本的为人处世、爱国教育上，在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为了解放孩子们的天性，他能花上一下午的时间与儿子抓蛐蛐，也会在除夕夜与孩子们比赛放烟花。

每次回忆起那些其乐融融的画面，许鹿希总会感慨道：“他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气的人，总是在不经意间为家人创造幸福感。

他的内心像水晶一般，纯洁而又美好。”而如此纯洁的心，大概就是所谓的赤子之心吧！

事实上，邓稼先的这份赤子之心还体现在了与同事的相处中。在工作之余，他不仅会忙里偷闲观看中国女排比赛，还会在工作取得进展的时候，带领大家去打个牙祭或是跑到戏院去听戏剧。

而如此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在衣食住行上却也从不挑剔。有次在工地上和同事们露天就餐的时候，聊到忘情处，就连饭盒里的饭菜被鸡给叼走了都浑然不知。如此不拘一格、勤劳朴素的科学家，当真是国之幸运！

而这位丈夫用科研人精力最充沛的28年来守护国家，他的妻子用青春中最宝贵的28年来守护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运呢？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罗布泊的上空，一朵遮天蔽日的蘑菇云撼动了整个华夏大地。

随着这声惊天的巨响，中国继苏、美、英、法后，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导弹的国家。香港《新晚报》更是将这一天描述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

尽管当时许鹿希并不能肯定这一天究竟是谁创造的，但是在后来，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严济慈与父亲许德珩的心照不宣的谈话中，她却隐约察觉出了这里面或许有丈夫的手笔。

回想起丈夫之前对她说的那句“我这一生哪怕是为了这件事死了，也值了”，许鹿希这才真正意识到邓稼先这句话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而在距离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短短两年零八个月之后，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在邓稼先和于敏等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的努力奋斗中，中国第一颗氢弹也爆炸成功。

从此中国国防科研领再次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中国人的脊梁骨也从此挺立了起来。

而为了实现这次挺立，邓稼先远离亲属，度过28年的隐姓埋名的生活；他带领着手下30多个大学生，参与了32次核试验。

甚至在“降落伞事故”中亲自进去禁区内检查未被正常引爆的核弹碎片；他用自己的身体与时间赛跑，最终被核辐射所害，肝脏破损，骨髓异样，甚至还患上了令人痛不欲生的直肠癌。

然而，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疾病缠身的邓稼先为了安慰同事们，却依旧乐呵呵地开着自己的玩笑，将自己比喻为强弩之末。

而后，在大伙此起彼伏的笑声中，谦虚低调的他却又十分严谨地更正道：“不好意思啊，强弩这个比喻应该是不恰当的。”

1985年7月31日，在完成最后一场核试验后，再也无法强撑病体的邓稼先终于“乖乖”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

然后这次，他要久居的住所，并非是两人结婚生子的温暖小家，而是冰冷的北京301医院的病房。

而许鹿希与阔别多年的丈夫重逢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不再是那个能笑嘻嘻地与儿子斗蛐蛐的强健男子，而是躺在病床上，每过一个小时都要用一支杜冷丁来缓解病痛的孱弱患者。

望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丈夫，饶是扛过了28年的生活压力的许鹿希也不禁哭出了声。

望着哭成花的妻子，邓稼先动容道：“从决定踏上这条路开始，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

但却不知竟会来到这么快！只是这些年来，实在是苦了希希了！”说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而在邓稼先拖着病体，在床上拼命完成了那份对中国核发展意义重大的《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的三个月后，1986年6月24日，各大媒体都开始争相报道邓稼先在两弹事业中的突出贡献。

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在这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中，有一位科学家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竟然默默无闻了大半辈子。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血小板彻底崩溃，抢救无效，病逝在了充斥着消毒水味的病房里，享年62岁。最终，他还是没能回到他魂牵梦绕了大辈子的小家。

而在他去世之前，除了表示自己为了中国核事业一生无悔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我们的工作要奔世界先进水平！”

在邓稼先走后的很多年里，许鹿希仿佛活成了另一个“邓稼先”：无数个夜晚，她总会躺在邓稼先生前最爱的那张沙发上安然入眠；

58岁时，为了完成丈夫的夙愿，医学出身的她竟然也捧起了那些深奥的物理书籍，读着那些晦涩难懂的原子弹知识，而后一字一句地将丈夫留下的笔记校对成稿，将其制作为科普读物。

2022年，这位为了留住丈夫的气息，坚持居住在老宅的女人已经94岁了。每到菊花盛开的季节，许鹿希的心情总是会变很好。

因为在那些阳光照耀的秋日里，她仿佛看见了那个曾带着她到颐和园赏花的人，在完成了祖国交给他的任务后，终于平安健康地回到了她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