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史记》这部千古绝唱，人们总会不禁提出一个问题，即司马迁为何要写《史记》？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有人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我认为这是写成该书后所达成的一个附带效果，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司马迁的著作（司马迁的著作是什么）

还有人说，司马迁因受腐刑，心中有郁结，借此书抒发愤懑。若《史记》是司马迁受腐刑后开始撰写，那么确实有此可能。但《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的创作结果，至少其父司马谈已经为《史记》的撰写打下了基础。虽然《史记》中的《今上本纪》不传，但从高帝和文帝的本纪看，其中有颇多溢美之词，那么要说司马迁撰写《史记》完全是为了发泄心中对汉室的不满则有些说不过去。

在我看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真正原因需要从《史记》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和儒家经典《春秋》中去寻找。《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司马谈与司马迁的对话，认为自周公死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死后到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也差不多五百年（有人考证过，其实不到五百年）。“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岂敢让焉！”司马迁在这里表达得很清楚了，他认为天道五百年一轮回，周公之后的圣人是孔子，孔子之后的圣人是谁？如果是他，那么他当仁不让。也就是说，司马迁立志要做继周公和孔子之后的第三位圣人。

既然要做圣人，那么就要做圣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孔子著《春秋》，司马迁的《史记》便模仿《春秋》。比如《春秋》止于鲁哀公获麟，它的最后一句话是“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己这部书“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麟止说的是公元122年，汉武帝在雍地获麟这件事，武帝因此在第二年改元为元狩。关于《史记》的截止时间，由于《史记》在流传过程中有所缺失，尤其是后人增补了部分内容，比如“褚先生曰”，所以有元狩之后的内容，这不是司马迁本意。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本文内容无关。

司马迁在史记的截止时间上模仿《春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起始时间则基本衔接《春秋》的截止时间。刚才提到《春秋》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而作为《春秋》最重要的注解的《左传》，其截止时间为鲁哀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468年，其内容提到了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的事情。《资治通鉴》起于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封为列侯，但司马光紧接着将时间线向前推了数十年，从赵氏和智氏选择继承人的事情说起，然后记录了三家联手灭智伯。这样《资治通鉴》在起始时间上基本与《左传》和《春秋》的截止时间衔接上了。

司马光编纂《通鉴》，一方面是政治上失意，借此书抒发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怀有追比圣贤的志向。

通过简单比较《史记》、《资治通鉴》和《春秋》的起止时间，可以看出，史学双璧的作者的共同点，就是希望自己的著作成为第二部《春秋》，希望自己成为比肩孔子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