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记载秦始皇坑儒

司马迁史记中所言及“坑方士”事件，更有可能，是从《说苑·反质》中一条类似小说的野史记录中得到启发。根据这条野史描述，逃跑的侯生被抓后，还挺大义凛然，敢于当面斥责秦始皇的暴虐，洋洋数百言，宁死不屈……

我们要知道，司马迁首先是个文学大家，然后才是一个史学家。为了叙述生动，他很有可能把秦始皇活埋术士当作一条戏肉放进书里。而《史记》书中扶苏所谓劝谏中出现的儒生形象，那很可能就不是他写作的初衷了。而且，我们这位太史公之所以非常戏剧性描写秦始皇受术士欺骗的情节，也不是空穴来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史学家，其实都爱搞影射——司马迁当时的顶头老板汉武帝，也正五迷三道，天天和一帮方士骗子混在一起，整日幻想自己能得道升天永远活着……

到了光武中兴后的东汉，儒士卫宏也爱编故事，实地考察验证一般，他把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作为坑儒大戏的发生地点——大家看啊，“坑儒谷”有了，被活埋人数也从四百多上升到七百多了，连地点、人物、受难者详细身份都文学性地做实了，细节添加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秦始皇的“罪行”证据确凿，故事也栩栩如生。而且，继之而后的班彪、班固父子和家中女史学家曹大家（家，此处读音为gu），撰写汉书的时候更目的鲜明，大暴始皇帝暴政，萃取出秦始皇“燔书坑儒”四个字，并写于《汉书·地理志》中。从此，经过日后演变，就固定为“焚书坑儒”，作为一个专有文化词语留存下来。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史记》原文没有这段，乃后世儒生掐头去尾硬塞进去的内容，目的就在于彰显秦始皇的“坑儒”。

古书造假，一点也不奇怪，时下版本的《史记》，乃东汉明帝时代版本,那么多官方史学家和儒生心领神会，都会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在书里面塞入自己的私货。所以，他们删改司马迁的文章，一点也不稀奇。

秦始皇暴虐吗？很暴虐。

秦始皇很变态吗？很变态。

秦始皇穷奢极欲吗？真的很穷奢极欲。

但有些事情，比如“坑儒”，他确实没有做过，我们也不能人云亦云，就斩钉截铁说他做过，以此证明他的坏，他的恶。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君王，秦始皇是伟大的；当作为专制主义之上的帝王，他出于对文化的天然恐惧，秦始皇无疑又是狭隘的。

在司马迁所有著作中，除了借扶苏之口说那些被杀的人“皆诵法孔子”，他从来就没有说过秦始皇“坑儒”这件事儿。而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他还讲明了秦始皇是活埋方士（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如果我们以当时人的眼光看待侯生、卢生这些高级骗子，他们大吃大骗，敢把始皇帝骗得如痴如醉，没事儿又拐带无数金银财宝逃跑，跑之前还把皇帝苦主儿诽谤一顿，以秦法之严，杀了一些骗子们的徒子徒孙，其实还真不是特别过份的事情。

那么，“坑方士”，如何变成了“坑儒”？“焚书坑儒”这个典故成语，是如何形成的呢？

形成的过程，在汉代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早，应该和代秦而起的汉朝君臣把秦始皇树立成反面典型的大批判运动有关。

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大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举措，其实秦始皇“以吏为师、严禁私学”同出一辙，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同样的专制，同样的霸道，同样都是帝王文化专制政策。但到了后世，秦始皇“焚书坑儒”却成为文化摧残罪行，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成了尊重文化的举动。显然，这是汉代君臣合力造假和故意导引的结果。

“焚书坑儒”这个专业名词的出现，也是出自一本伪书，即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上缴的夹带私货的伪《古文尚书》。更可笑的是，这本伪书逐渐演变，还有了假冒孔安国自己写的《古文尚书前序》，正是在这篇伪造的序言中，第一次出现了原始的“焚书坑儒”四个字：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这篇假冒孔安国所写的序言作者又是谁呢？这个人出现就更晚一些了，乃魏晋之交的大儒士郑冲。

郑冲这个人，在曹魏最后两代皇帝曹髦、曹奂手下都干过，官拜太保。晋武帝司马炎搞假禅让，他明里暗中出力不少，还以身作则，率群官向司马炎劝进。受禅后，官拜晋朝太傅，又成为新朝重臣。如果真按儒家伦理角度审视，此人人品也不怎么样。他之所以伪造《古文尚书前序》，肯定是以儒学继承人自居，恨和尚憎及袈裟，不惜删改史说，造假作伪，目的就想通过大肆抨击秦始皇而提高儒教地位，弘显儒宗。

秦朝灭亡后，两汉递嬗，后世儒者不惜偷梁换柱，把被秦始皇活埋掉的方士加工转换成儒生，然后再把被焚的各种书籍模糊统一成儒家经典，无非是要渲染儒家子弟前赴后继、不惜以身殉教的那种荣光。以死亡维护正义，以肉身格挡强权刀刃，最终就在于以这种编造的类似宗教性的悲壮事迹，宣扬儒家思想的不可磨灭性和艰苦卓绝。

其实，回究这个故事，即使“诸生”不是术士学徒真是儒生，他们的表现也非常懦弱， “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 这些书呆子们互相攀引指诉，没有一点浩然正气和凛然献身的意思。

即使秦始皇在历史上没坑过儒生，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对于儒家学说，确确实实，一直采取抛弃和轻视的态度。

秦国，最初崛起于西北边陲，所以，根在中原的儒家思想，对秦国统治者们一直以来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从今天角度看，在社会流动性极差、人民对土地依赖极强的当时中国，儒家思想其实是独特的、不二的政治生活的稳定剂。

孔孟之道，一直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理论要求人民各安其道，竭力构筑社会德行的“仁”，努力维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礼”。而秦王朝的统治者呢，特别是统一之后，无论的是帝王还是大臣们，太过功利，太过自我膨胀，根本没有注意到儒学的可利用价值，他们顽固固守打天下过程中的法家实用主义，所以，他们就不能与时俱进。其结局，肯定就会在很短时间内面对专制独裁帝国大坝崩溃后空前的“礼崩乐坏”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