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原是卫国庶出的国君后裔，最初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战国时魏国魏武侯时期）府上做事。公叔痤知道他的才干，但并未及时推荐。到他重病不起时，魏惠王前来看望公叔痤，问道：“您如果不幸去世，国家大事该如何处置？”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商鞅，虽然年纪轻，却有奇才，希望国君把国家交给他来治理，并且信任他。”魏惠王默然不语。公叔痤又说：“如果您不采纳我的建议，那就必须杀掉他，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答应后离开。公叔痤又召见商鞅，深怀歉意地说：“我必须先忠于君主，再照顾属下，所以先为国君出谋划策，再把详情告诉你。你赶快逃走吧！”商鞅回答：“国君不听从您的意见重用我，又怎会听从您的意见杀我呢？”他最后还是没有逃走。魏惠王离开公叔痤以后，对左右近臣说：“公叔痤病入膏肓，真是太可悲了！他先让我把国家交给商鞅去治理，一会儿又劝我杀了他，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了吗？”商鞅到了秦国，靠着一位叫景监的宠臣推荐，见到秦孝公，并向秦孝公陈述自己富国强兵的办法，孝公十分高兴，便和他一起商讨国事。

商鞅想实行变法，秦国的民众都不赞同。商鞅对秦孝公说：对于普通的民众，不能和他们商议创业的计划，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利益。讲论至高道德的人，与凡夫俗子没有共同语言；想成大业的人不与一般人商议。所以圣贤之人只要能够强国，就不必拘泥于旧的传统。”大夫甘龙（秦献公、秦孝公时期秦国的大臣，是反对商鞅变法的世族领袖）反驳说：“这样不对，依照旧的章程来治理，官员才能熟悉规矩而百姓才会安定不乱。”商鞅说：“普通人安于旧习，有学问的人却往往陷于其所知的范围不能自拔。这两种人，让他们做官守法还可以，但不能和他们商讨在旧的章程之外开创大业的事。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愚笨的人只会受犯规政策的限制，贤德的人因时而变更礼制，无能的人则死守成法。”秦孝公说：“说得好！”

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内容和意义）

于是，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制定变法的条令。商鞅下令百姓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不告发奸谋的人处以斩刑，告发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秘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予同等处罚。立有军功的人，分别按标准授予爵位。进行私斗的人，分别按情节轻重处以大小不等的刑罚。努力从事正业，在耕田纺织上获的粮食和布帛丰收的，免除本人赋役。从事工商以及因懒惰而贫困的，一经举报，便全家收为奴隶。宗室中没有经过军功论定的人，不能享有宗族的地位。条令申请了尊卑地位和爵禄等级，并分别按等级差别分配田地、住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没有功劳的人虽然富有也不能显耀。

法令已详细制定但尚未公布，商鞅怕百姓们不相信，便在国都的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桩，征求能将木桩搬到北门的人，悬赏黄金十两。百姓们感到这件事情很古怪，没有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搬过去的赏黄金五十两。”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把木桩搬到北门，商鞅果然下令赏给他黄金五十两，以示令出必行的决心。接下来，商鞅才在全国颁布变法法令。

法令实行一年后，秦国百姓到国都大讲新法使民不便的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令。商鞅说：“法令不能推行就在于上层人带头犯法。”由于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可以施加刑罚，于是便将太子的一个老师公子虔处以刑罚，在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黥刑。从此以后秦国人开始小心翼翼遵守法令。

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出现了路不拾遗、三无盗贼。百姓勇于为国作战，不敢私自格斗，城乡秩序井然，当初那些诉说新法不便的人，有些反过来称赞新法的好处。商鞅说：“这些都是扰乱新法的人。”便把他们全部迁移到边疆。此后，再也没有谁敢议论新法了。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