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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默邨简介李士群(丁默邨简历)

丁默邨简介李士群(丁默邨简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个普通的夜晚里,天上月色朦胧,十里洋场上却是华音靡靡,于霓虹闪烁之中,在“仙月歌舞厅”的角落里,两位30岁左右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丁默邨简介李士群(丁默邨简历)左边一位中等身材,目光炯炯的男人,名叫中村功,他的身份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另外一位则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风度翩翩,斯文有礼,名叫西里龙夫,他的身份是日本《读卖新闻》社的高级记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一个普通的夜晚里,天上月色朦胧,十里洋场上却是华音靡靡,于霓虹闪烁之中,在“仙月歌舞厅”的角落里,两位30岁左右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坐在一起谈笑风生。

丁默邨简介李士群(丁默邨简历)

丁默邨简介李士群(丁默邨简历)

左边一位中等身材,目光炯炯的男人,名叫中村功,他的身份是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顾问。

另外一位则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风度翩翩,斯文有礼,名叫西里龙夫,他的身份是日本《读卖新闻》社的高级记者。

他们不时低头,刻意压低声音,谈论起东京和上海的最新情况。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两位日本人是日共和中共的双料党员,专门负责日军情报的搜集工作,并且不断将情报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

以上是《智者无敌》这部谍战剧中的片段,但却不是编剧的天马行空,胡编乱造,事实上真有其人。

而剧里“中村功”的历史原型,就是著名的日本籍中共党员中西功。

那么,中西功作为一个日本政府高层官员,身居少将要职,为何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又是怎么转变自己信仰的?后来的命运如何呢?咱们详细慢慢道来。

1910年,中西功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多气郡一户贫苦农家,从小性格内向,比较沉默寡言,不过长大以后,练就了犀利的好口才。

由于他天资聪颖,并且学习勤奋,19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日本公费留学资格,开始前往中国上海。

1929年的中国,当时正处于社会动荡之中。中西功刚到上海时,对中国也一无所知,而此时的中日关系则是暗流汹涌,随时都有可能爆发战争冲突。

当时的上海虹口,已经成为了日本租界,当然也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乐园,在那胡同里居住着大约几万日本侨民,因此一批中日双语并用的学校也应运而生。

中西功到中国留学的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也就是日本爱知大学的前身,表面上是日本在中国开办的文化交流机构,实际上是日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间谍培训基地。

当时的东亚同文书院校长,就是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而这所学校也凭借上海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严格训练,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后来都成为日本各机构的精英阶层。

同时,也同样诞生了一批热爱中国的日本友好人士,而中西功就是其中之一,这还要归功于一个名叫王学文的中国老师。

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旧照

王学文,江苏徐州人,1910年前往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同文书院,随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师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

1921年,王学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放弃了博士论文答辩,动身回国参加和领导革命活动,由于精通中日两国语言,知识渊博,也被东亚同文书院聘请为老师。

正是在王学文的影响下,中西功、白井行幸等其他进步同学开始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也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中西功也是贫苦农家子弟,自然就联系到日本国内的巨大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立志要改变日本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1930年,中西功与同学们建立了意味着同中国团结斗争的秘密革命组织,并多次一起参加了校内外的革命斗争和学生运动。

而当时的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西功等人都认为日本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也应该要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1931年1月,中西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担任东亚同文书院团支部组织委员。

随着“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军方要求同文书院的同学参加战争,中西功发动同学们开展了“不参加战斗,要求回国”的学生运动,并取得了胜利。

中西功

而正是在回国途中,中西功在船上结识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尾崎秀实,对外的公开身份是《朝日新闻》常驻上海的特派员,但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成员,同时也是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员,与德国人佐尔格合作,负责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送给莫斯科。

两人相遇相知,一路攀谈下来,中西功的信念和勇气,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让尾崎秀实颇为赏识,觉得这个中西功同学日后必有大用,

回到日本后,中西功开始为尾崎秀实代写文章,以及联络革命同志,参加东京无产阶级研究所革命活动时,两人都先后被捕,但是由于证据不足,不久后又被释放。

因为一起经受过炼狱的考验,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越,友谊更加密切,革命情谊也更加深厚。

1933年9月,佐尔格奉命前往东京搜集日本战争动向的情报,在尾崎秀实的帮助下,那些在上海一起工作的日本革命同仁,也被尾崎秀实重新组织起来,陆续潜伏到日本的一些重要军政部门。

这也就是后来二战时期苏联著名谍报组织“拉姆赛”小组,日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声名显赫的“佐尔格”情报小组。

中西功在上海居住的寓所,位于虹口山阴路124弄28号,看上去就是一座毫不起眼的三层小楼,它的隔壁弄堂口是鲁迅故居,街对面则是瞿秋白的故居,相比起它们的名声来,这座小楼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但是,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决定着第二世界大战最终命运的情报,正是从这座小楼里传出去的。

在上海期间,中西功经常一个人行色匆忙走在弄堂里,出入这座小楼里办公,把搜集到的情报传到上一级手里,最终由中共上海情报科负责人吴纪光上报到延安。

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中西功成为了大连满铁总社调查部工作,这个“满铁”也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

中西功主要是从事中国伪满经济和华北农村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他还利用职务之便,秘密联络满洲、华北、上海等地的原东亚同文书院的革命同学发展情报组织。

1937年6月,尾崎秀实成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兼私人秘书,成功打入日本政府高层之后,已经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

一个月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开始,而尾崎秀实向佐尔格提供的高层战略情报,也源源不断地开始送往莫斯科。

同时,尾崎秀实也把自己掌握的许多有关日本对华战争的军事情报,通过中西功的手里发往延安。

尾崎秀实

1938年5月,因为日本情报组织的重心开始转到上海,为了搜集更有利的秘密情报,中西功通过自己的努力,调任到“满铁”上海事务所任调查室主任。

同年,中西功与中共党组织的重新取得了联系,并随后毅然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利用“调查主任”这个身份,中西功与西里龙夫开始配合无间,并肩奋战,组织培训了一批中共情报人员,并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

组长名叫郑文道,化名“程和生”,负责直接与中西功进行联络接洽,这个情报小组由当时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潘汉年领导,并在中共上海情报科吴纪光指导下,负责对日本战略情报的侦查。

从1938年到1941年,这个“特别调查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搜集了一系列具有战略价值的情报,日军的重要行动还未经发起,延安方面就能提前得到可靠情报。

这其中包括汪精卫秘密访日,“梅机关”的设立,日本方面收买丁默邨,举行“大扫荡”等重要行动计划。

还有尾崎秀实从东京获取“御前会议”决定等重要情报,也要通过上海转发给延安,这个情报小组无疑就像插入日军高层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军兵分三路全面入侵苏联,希特勒希望得到盟友日本的支持,立即开始进攻苏联,一举拿下这块“肥肉”。

因此,当时日本军方内部对于围绕“北进”还是“南下”这个重大抉择,各部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时之间难以定论。

1941年8月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开会,做出了“今年不向苏联宣战”的决定,这也意味着日军今后可能将要“南下”的信号。

“南下”则表示日本将要侵占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的大片地区,即有可能对美国发动战争,为了进一步搞清准确的日期,中西功返回了日本。

郑文道

回国后,中西功马上给尾崎秀实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可是没人接,这让他有些不安。

隔了一段时间后,中西功再一次拨打了电话,接听的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中西功匆忙谎称打错了,随后挂掉了电话。

之后,中西功又给尾崎秀实的助手打了一个电话,从助手支支吾吾的声音里,中西功当即判断,尾崎秀实可能出事了!!

幸亏当时助手并没有听出中西功的声音,也不知道他是谁,不然很快他也要被抓捕。

其实,早在中西功回日本的前一周,东京的“佐尔格”情报小组两位负责人尾崎秀实和佐尔格,就已经被日本间谍组织“特高课”秘密逮捕,这也是特高课历史上一次光荣的战绩。

这无疑让中西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到底是马上离开东京避险,还是继续打探情报呢?让他开始左右为难。

经过深思熟虑,中西功并没有选择放弃,决定还是继续留下,并以找朋友的名义大胆独闯日本军方的报道部。

他知道那些记者喜欢高谈阔论,互相吹嘘各自的采访成果,这往往能够获得真实的情报,于是决定采用最初级的鉴别手法,坐在记者旁边听小道消息再做判断。

果然,中西功混进记者群里后,听到他们都在议论日本陆军在大连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认为这是这是即将针对苏联开战的前奏。

然而,中西功毕竟是特工出身,与记者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因为这次日本演习的核心是在大连进行的滩头登陆演习。

如果日军攻打苏联的话,根本不需要进行滩头登陆的演习,这很有可能是日军的一个幌子,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南下”的判断。

为了最终确定南下还是北进,中西功需要更确切的证据。恰好这时遇到了一个朋友的姐夫,这人当时担任日军通讯参谋,知道大量军方内部的绝密信息。

他只知道中西功是满铁的特务头目,此时并不知道中西功的真实身份。当然,尾崎秀实和佐尔格被捕后,受尽严刑逼供,也没有暴露中西功的任何信息。

两人见面后相谈甚欢,酒过三巡后都有了一些醉意,这位通讯参谋在中西功的刻意引导下,透露了许多机密,如“大连演习”的具体情况,日美谈判的截止日期等等,这让中西功收获颇丰。

中西功全家福

第二天,中西功马上就离开了日本,回到了上海开始查寻满铁密档,并经过多次的分析和论证后,最后做出了自己的准确判断。

中西功认为,日美两国之间谈判一旦破裂,日本军方将会直接对美国宣战,极有可能是在12月1日至12月15日之间,而12月8日这天的可能性最大。

随后,中西功立刻把这条情报发给了延安,同时也被转送到了莫斯科。

而在潘汉年的授意下,上海军统的秘密机关也得知了这条消息,很快就转发到了重庆,并马上通知了美国政府。

可惜,罗斯福并不相信,认为这是中国想拖美国“下水”的假情报,中国方面的情报工作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战略情报。

当然,罗斯福很快被打脸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迎来了历史拐点。

中西功也因为准确预报了日美开战的日期,让他在世界情报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2年初,中西功收到化名“白川次郎”从东京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向西去”。意思就是让他迅速撤退,因为他的频繁活动已经引起了特高课特务的重点关注。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西功也察觉到有日本特务正秘密监视自己的迹象,知道自己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但仍选择继续坚持工作。

“特别调查班”里的同志都劝告中西功设法撤退,但中西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心里有些不甘心,好不容易耗尽心血在日本特务机关经营了一个庞大组织,一旦撤退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再也拿不到情报了。

因此,中西功还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故意给特高课的特务设置了重重障碍,试图扰乱他妈的的注意力,而在秘密搜索和追捕的危险情况下,他仍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情报。

1942年6月12日夜晚,中西功迈着匆忙的脚步,一如往日回到了熟悉的寓所,刚一进门,两条手臂立即被两个特高课的特务死死摁住,随即被捕。

第二天,西里龙夫也在南京被捕。随后,特高课的特务开始大肆追捕“特别调查班”情报小组成员,先后多达二十余人被缉拿入狱。

中间为西里龙夫,右边为中西功

而负责与中西功联络的组长郑文道,也在7月29日不幸被捕,但在特务押解途中,他毅然选择了跳车自杀。

自此,这个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组成的庞大谍报网络被公之于众,同时也震惊了日本政府高层,东条英机大怒,亲自签署命令,把中西功押解回日本审讯。

很快,中西功就被引渡到东京警视厅,随即被关押进东京都内的巢鸭监狱,开始接受漫长的审讯和让人绝望的酷刑。

在东京警视厅审讯期间,中西功大义凛然,对审讯人员侃侃而谈,承认了自己是出于信仰向中共提供情报的事实。

同时,他也铿锵有力地陈述了自己的信念和意志,用扎实的共产主义理论知识把他们问得哑口无言,竟然无人应答。

随后,中西功结合日本社会阶级尖锐矛盾的实际情况,对所有人表示:“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实现日本人民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幸福,实现世界和平和中日和平·······”。

面对这种从未接触过的社会思想理论,当时审讯他的法官和警察们都听傻了,这些从小在军国主义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对于中西功的胸襟与情怀都极为佩服,大家开始都以能听到他在审讯中的发言为幸。

最后,中西功还对他们一再强调:“再过三年之后,日本将会战败投降,然后我就会大模大样的从这里走出去!”

由于被困在狱中,中西功无所事事,就向监狱方提出想写书,准备全凭自己的记忆,编写《中国共产党史》,其理由是不久后将离开这个世界,想把从中国共产党那里学到的东西留给后人。

中西功的著作

这让审讯人员大感意外,也非常好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竟然破天荒答应了中西功的请求。

后来,中西功仍然被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因为日本特高课高层也对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感兴趣,因此并没有立即执行,觉得让他写完了再处决也不迟。

却没想到,中西功却越写越多,还点名要求同样被判死刑的西里龙夫来帮助他一块来完成,做一些整理资料的工作。

就这样,两人一直写到1945年8月15日,那个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书都签完了,他们竟然还没有写完,日本监狱方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上了当。

在恼羞成怒之下,监狱方仍然蛮横地判处他无期徒刑,不过,麦克阿瑟在战后就接管了日本政府,中西功随后被当作“政治犯”释放了。

这一切正如中西功当年所言,三年后,他大模大样的走出了监狱。

对此,笔者也只能感叹:论口才的能力,以及自身知识涵养的重要性!不过,中西功刚进监狱时,还是在狱中也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当时,中西功刚刚入狱,与他同处一室的是一名日本教师,被打得鼻青脸肿,出于同情和安慰,中西功就和他交流了起来。

几天后,两人渐渐相互熟悉了,中西功也对他产生了信任。这名教师出狱时,中西功就写了一张纸条让他带出去。

但令他没想到,这名教师却是特高课故意安排的特务。

随后,根据中西功这张纸条上的信息,日本特高课顺藤摸瓜抓捕一批日本共产党地下组织,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

因此,中西功出狱后,虽然名声在外,被公认为是日本共产党的理论权威,但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组织对他并不信任。

不过,中西功也懒得与他们交往,觉得日本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的兴趣,有些瞧不上他们,不屑与他们为伍。

正因为他的高傲,有些固执坚持理想主义的大旗,更不愿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高层打交道,后来的中西功被开除党籍达5年之久。

当时上海中共局的负责人潘汉年

1960年,中西功结合他本人亲身经历的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思想进行了重新审视,撰写了一系列价值很高的理论书籍,在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共产主义学习热潮。

1973年8月8日中,日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论权威中西功先生,不幸因病辞世,就此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62岁。

据他的夫人中西方子回忆:即使弥留之际,中西功最后怀念的仍然是在上海的地下斗争的岁月,有些遗憾的对夫人说:“如果可以,我真想再去看看,看看上海那些熟悉的街道,以及街上那些欢呼胜利的人们········。”

中西功曾经在自己的回忆录这样写道:“正是共产主义拥有更为高尚的精神追求,更加坚定不移的精神信仰,才让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力量变得强大无比,也让全体党员具有极其高的政治水平,最终产生了毛泽东这样的伟大的领导者,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指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都无懈可击·······。”

或许,这就是中西功先生当初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初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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