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和两汉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还处于自发阶段，除了辞赋文学之外，其他的文学还未从政治议论文、历史学中独立出来。而辞赋文学的出现、传播，开始影响中国士大夫的文学创作趋向，到了汉朝后期开始出现了独立的文学作品，例如《古诗十九首》，这些作品已经脱离了乐府而存在，是比较早期的文人诗歌。而中国的文人文学的成熟，最终还是在曹魏时期到来，其标志就是建安文学的出现。

一，建安文学出现的背景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时间从196年到220年。实际上，建安文学是整个汉末魏初的文学，时间可以扩大到了从184年到240年，前后大约60年。自从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后，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因而建安文学不属于两汉文学的范畴了，建安的文学集团基本围绕在“三曹”身边，因而是属于魏晋文学的范围。

从184年开始，天下大乱，出现了黄巾之乱、董卓之乱、牧守混战、三国对峙等，加上天灾不断、瘟疫横行，使得中原的人口大量减少。这个时代的文人们目睹了社会的巨大变迁，百姓的流离失所，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于是开始用笔写下一些丧乱之作，如曹操的《蒿里行》《薤露行》、曹植的《说疫气》《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等。

曹操在黄巾之乱中崛起，逐渐成为了割据一方的诸侯，最终统一了北方。因以曹操身边的文学之士都如同曹操一样，渴望建功立业，许多抒发心中豪迈之情的作品也就涌现了。这些作品豪气千里，慷慨激昂，也就是所谓的“建安风骨”。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曹操的《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白马篇》等。

曹操在北方建立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也就广招人才，唯才是举，逐渐在曹氏父子身边集中了一大群文人学士。他们一起讨论文章，和睦相处，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

汉末的动荡让汉朝迅速崩溃，这也导致汉朝确立的儒学独尊的文化现象被打破了。道教、佛教等思想迅速传播，人们的思想也趋向了自由。过去的文学只是经学的附庸，如今文学也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独立发展出来。就如该时期的辞赋文学来说看，已经从西汉的大赋沿边成为了抒情写意的小赋，文学性进一步增强了。

二，建安文学的核心——三曹

曹操，是建安文学的开创者。他的诗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丧乱诗，反映了黄巾之乱以来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军阀战乱不断的局面，如《蒿里行》《薤露行》； 第二类抒发了自己的渴望建功立业、一统天下的雄心大志，代表作有《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 以上两种诗歌都慷慨悲凉，历史价值也非常之高，简直就是汉魏之交的社会百科全书，形容为“诗史”也一点不过分。第三类为游仙诗，通过游仙诗的哲学性来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心和价值观，这一部分的文学价值比较低。

曹操的文章，在《三国志》中记载有《上杂物疏》《军谯令》《整齐风俗令》《明罚令》《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这些作品基本代表了曹操的政治行为和思想，但是未必是曹操亲自动笔，极有可能是幕僚所写，因而不能说是曹操的文学作品。 唯有《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自己写的，该文观点明确、语言简朴，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气度。

曹植是曹氏集团中最有文采的人物，取得文学成就非常高。他的诗歌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在220年之前，主要抒写自己的人生抱负，充满慷慨激昂情调，和曹操的诗风较为接近，主要代表作有《送应氏》《白马篇》《杂诗·仆夫早严驾》等。 220年后，曹丕继位，曹植受到限制监督，从此郁郁不得志，该时期的作品大多通过“美人香草”的比拟手法写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美女篇》《七哀》《杂诗》等。

曹植在辞赋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222年，曹植被改封为鄄城王。去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洛神赋》。该赋描摹了一位美丽多情的洛水女神宓妃，虚构了向之求爱的故事，但是最终宣告失败。实际上，这里的宓妃代指魏文帝曹丕，而自己求爱失败就是映射自己政治上的失败。这首 《洛神赋》语言优美，神采奕奕，成为了魏晋时期辞赋文学的代表作。此外，曹植还写下了《幽思赋》《登台赋》《闲居赋》《芙蓉赋》等辞赋作品。

曹丕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不如曹操和曹植，他 的诗篇最出名是《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该诗通过“思妇”的口吻，写出了东汉末年的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和夫妻分别的怨愤和惆怅。在辞赋方面，曹丕一共创作了28篇，大多是抒情和咏物的行情小赋，如《校猎赋》《寡妇赋》、《出妇赋》、《登台赋》等，不过没有千古名篇。

曹丕的文学贡献主要在文学理论上。他写下的《典论》22篇是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可惜全书大概在宋代亡佚，今仅存《自叙》、《论文》两篇。该文从整体上评价了建安七子的文风和得失。他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认为文人的气质决定了文章的风格；肯定了文学的历史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同时批判了中国普遍存在的“文人相轻”的现象。 曹丕的《论文》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围绕在“三曹”身边的文人团体

曹丕在《论文》中将提到了当时比较出名的七个人，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就是所谓的“建安七子”。实际上，孔融并非曹氏集团人物，他不属于建安文学的范畴，将孔融换成蔡琰更加合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人的成就。

王粲，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山东微山县人），少有才名，为学者蔡邕赏识。后来因为董卓之乱而南下依靠刘表，但是未能得到重用。208年，曹操南征，王粲于是投靠曹操，得到重用。 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诗歌代表作为《七哀诗》，反映了汉末的社会苦难。而他辞赋上的代表作为《登楼赋》，表达了自己思念家乡的心情和郁郁不得志的郁闷，是当时抒情小赋中难得的优秀作品。

陈琳，是七子是比较年长之人。在董卓之乱时，陈琳避难冀州，入袁绍幕府。后来被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于是成为了曹氏集团人物。217年，他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他的诗作代表为《饮马长城窟行》，通过自夫妻对话的方式写出了秦始皇的暴政； 其散文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代表有《为袁绍檄豫州文》。他辞赋作品有《神武赋》《武军赋》等，盛赞曹操军容之盛，文学价值不高。

徐干，北海郡剧县（山东寿光）人，自幼勤奋好学，有很好的文学基础。他曾经多次推却曹操的邀请，过着极贫寒清苦的生活。后来看到曹操有统一全国的希望，于是应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转五官将文学。徐干的五言诗，其风格和《古诗十九首》接近，很多是羁旅思妇之词，但是总体水平不高。徐干的辞赋作品有《玄猿赋》《漏卮赋》《橘赋》《圆扇赋》等，其成就比较高，和王粲一起作为魏之“赋首”而加标举。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开封）人。他原本隐居于深山，后来被曹操逼迫而投入其帐下。他的诗歌和辞赋作品都不怎么出色，不过擅长写写军国书檄文，代表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应玚 （yáng），字德琏，汝南南顿人，他和其弟应璩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文人。后来他和曹植、曹丕等结交，被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平侯庶子、将军府文学等。应玚擅长写辞赋，主要反映汉魏之交的战乱，代表作有《灵河赋》《愍骥赋》《征赋》和《公宴赋》等。

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人，他博学有才，警悟辩捷，选为丞相掾属，交好魏文帝和曹植兄弟。后来因为在宴席上平视王妃甄氏，被贬为小吏。刘桢擅长于写诗，其风格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喻，在当时负有盛名，代表作有《赠从弟》。

蔡琰，本字昭姬，又叫做蔡文姬，是曹魏时期著名的女诗人，是东汉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之女。蔡邕在汉末之乱中被南匈奴左贤王所掳，生育两个孩子。后来曹操花重金赎回，嫁给董祀 。蔡琰的《悲愤诗》两首，一首为五言体，一首为骚体，是当时长诗领域的杰作，可以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媲美。她写的《胡笳十八拍》是中国古乐府琴曲歌辞，可惜原文早散佚，现存的《胡笳十八拍》是唐人的伪作。蔡琰的文学成就胜过七子中的大部分人，可惜因为自己是女子而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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