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大义灭亲”的故事，当“道义”与“亲情”发生冲突时，有些人会为了道义而舍弃亲情。这种行为被视作一种为了维护正义而割断私情的境界，在中国古代社会一度备受人们的推崇。

一、“大义灭亲”的由来

“大义灭亲”这个典故最初源于春秋时期“卫国大夫石碏（què）设计杀君、杀子”的故事。据记载，卫国公子州吁骄傲自大，野心勃勃，总想夺取兄长卫桓公的君位。石碏的儿子石厚与州吁经常来往，石碏想要阻止，却没有成功。后来，州吁在一次出访中将卫桓公刺死，自立为君。

成为卫国国君之后，好战的州吁由于要攻打邻国而激起了民愤，无法平息。石厚便向父亲石碏请教能帮助州吁稳固君位的办法。石碏说，让州吁去朝见周天子即可，而周天子目前最信任陈国国君陈桓公，因此可以去陈国向陈桓公寻求帮助。

可是，当州吁和石厚备厚礼来到陈国找陈桓公时，陈国人却将二人抓了起来。原来，石碏早已对州吁和儿子石厚的行事感到不满，暗中差人给陈国送信，请他们帮忙除掉此二人。

对于石碏的这种行为，《左传》中的评价是：“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赞扬石碏是一个正直的人，纯粹的臣子，为了国家利益不徇私情。石碏在道义面前，能够战胜亲情，大义灭亲，这种做法得到了后人的称颂，流传千古。

二、大义灭亲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体现

在中国历史上，如石碏这样，在情与义之间舍情取义、大义灭亲的人并不是少数。战国时期，墨家有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叫腹朜（tūn），居住在秦国。有一天，他的儿子杀了人，秦国的时任国君秦惠王见他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儿子，有意饶恕其子的罪行，但腹朜却遵守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法理，诛杀了自己的儿子。又如，西汉末年，王莽在篡汉自立之前，他的儿子王获曾杀了一名官奴，王莽最终逼子自杀，给那名官奴偿命。

这种“大义灭亲”的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部分封建社会统治者的赞赏与肯定，他们将其作为治民之术，还颁布了相关法律。比如，《秦律》中规定，如果妻子发现丈夫盗窃而不告发，则与丈夫同罪。

三、“亲亲相隐”的历史渊源与现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亲情为原则的宗法制社会，亲情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孔子曾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强调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并且认为亲属包庇犯罪者不必受法律的制裁。

汉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朝廷专门下诏，以法令的形式规定，长辈窝藏或包庇晚辈，除了包庇犯死罪的晚辈的情况必须请示皇帝之外，其他的任何包庇罪都可以获得刑事赦免，而晚辈窝藏或包庇长辈，无论长辈所犯何罪，晚辈基本都可以不承担刑事责任。

南朝梁武帝（公元464年—549年）时期，一位母亲犯了死罪，其子出庭作证，当时的法官却认为这个儿子“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反而判令他流放交州（今越南中北部和中国的广西、广东地区）。到了唐代，对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包庇的规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系统，不仅直系亲属之间可以互相隐瞒罪行，还有了长辈不得告发晚辈的规定。宋元时期则基本上沿袭了唐律。到了明清时期，增加了岳父母与女婿之间、公婆与儿媳妇之间也必须相互隐瞒罪行的条文。

而在现代社会，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这种“亲亲相隐”的精神同样有所继承。我国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出庭作证是我国公民的一项义务，凡是有作证能力、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应当出庭作证，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却给了被告人的亲属一定的“作证豁免权”。这一修改在修正案草案阶段就颇受舆论好评，被誉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是现代中国在立法层面上从“大义灭亲”向“亲亲相隐”过渡的开始。

同时，我国的司法回避制度也很好地体现了“情”与“义”之间的平衡。司法回避，即司法人员因与案件或案件当事人有某种特殊关系，如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本人或者其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等，应当自行回避，不得办理该案件。这在保证审判的公平公正的同时，也避免了司法人员在“道义”与“亲情”之间做选择。

对于“情”与“义”的冲突，我国现代法律并没有强硬地要求我们挥剑断情、大义灭亲，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法律不能伤害人伦和亲情”的准则，给予了亲情一席之地。而我们要做的，则是既不能因人伦亲情而漠视法律，同时也要尽量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保全亲情。

（本文刊载于《青少年法治教育》2018年第六期·总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