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孝妇河畔四大文人

蒲松龄

王渔洋

赵执信

王培荀

清朝孝妇河畔四大文人，是指久负盛名的蒲松龄、王渔洋、赵执信，鲜为人知的王培荀。

孝妇河，古为陇水、笼水，得名“齐孝妇颜文姜”。河道全长近140公里，发源于博山神头。流域面积达1700多平方公里。经博山、淄川、张店、周村、邹平四区一县，分两股北行，其一进桓台县，入马踏湖，由博兴县入小清河。明清两代，其地孕育出现过众多的名人望族，文人墨客。如博山的孙廷铨、赵执信，淄川的蒲松龄、高珩、王培荀，周村的毕自严、王教，桓台的王渔洋。文学成就最高者，当属（自南而北）博山的赵执信、淄川的蒲松龄、王培荀，桓台的王渔洋。把王培荀位列三大文人之后，四大文人之中，因为以视野资料看，纵横放眼那时的孝妇河畔，王培荀可以和三大文人比肩，但基本无人可与王培荀看齐。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具有文学和史料价值的宝贵财富。其四人尽管所处具体年代不同，但他们都处于有清一朝。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名柳泉居士，又名聊斋先生。淄川区蒲家庄人。出身低微。生于1640年，卒于1715年，终年76岁。被称为短篇小说之王。被尊冠为王者，其文学地位之高不言而喻。他用近42年时间，完成其代表作《聊斋志异》。主要作品：《聊斋志异》《聊斋诗集》《聊斋俚曲》《历字文》《农桑经》《药崇书》《观象玩占》《日用俗字》等。《聊斋志异》集中代表了他的文学成就，凝聚他一生之心血。作品内容妇孺衔口，人人皆知。他曾先后在大窎桥村、苏李村、西铺村设馆授徒。应属低层知识分子。

王渔洋，桓台新城人。出身望族，名门后裔，清代高官。生于1634年，卒于1711年，享年78岁。原名王士禛，号阮亭，清初进士出身，杰出的文学与理论家。一生著述不辍，其诗、词、文、杂著卷帙浩瀚。独创“神韵说”，被尊为旗手与盟主。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以诗和诗论而享誉盛名。主要作品：《渔洋山人精华录》十卷、《渔洋山人诗集》二十二卷、《渔洋续集》十卷、《蚕尾集》十卷、《池北偶谈》二十六卷、《香祖笔记》十二卷、《居易录》三十四卷、《渔洋文略》十四卷、《带经堂诗话》三十卷、《五代诗话》十卷等。

赵执信，博山人，出身名门。生于1662年，卒于1744年，享年82岁。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老人。进士从政。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因《长生殿》之剧，革职罢官，终生未仕。属不得志高层落魄知识分子。主要著作：《饴山诗集》十九卷、《饴山文集》十二卷、《诗余》一卷、《谈龙录》一卷、《礼俗权衡》二卷。《谈龙录》集中体现了他诗歌的主要观点，主张现实主义。要求“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反对脱离实际的文学倡导。理论直指王渔洋的“神韵说”，与王渔洋的诗歌创作观点针锋相对。

王培荀，淄川区罗村镇大窎桥村人，字景淑，号雪峤。笔记体文学的集大成者，文学家。生于1783年，卒于1859年，享年77岁。出身于低层知识分子教育世家。19岁入泮，39岁成乡恩科举人，后14年六上春闱而失败。1835年（道光15年）52岁，会试落榜。适逢六年一度的挑场，以孝廉方正获大挑一等入仕。先后在四川荣昌、丰都、新津、兴文、荣县做过知县，荣县任职最长。任职前曾先后分别在博兴、长山等地设馆执教14年。其作品大部在四川任职期间，业余完成。

文学成就斐然，但仕途不顺。虽政绩卓著，但不善事上司，于1849年（道光29年）归乡。在般阳书院主讲多年。主要作品：《管见举隅》《学庸集说》《乡园忆旧录》《听雨楼随笔》《听雨楼吟社诗》《寓蜀草》《雪峤外集》《秋海唱和诗》《蜀道联辔集》《雪峤日记》《王氏家传》等十一种，累计四十九卷。尚有《四书集义》《读书续论》《雪峤闲录》等三种未正式出版，计约十七卷。总计十四种，六十六卷，达百万言之多。其代表作为《乡园忆旧录》《听雨楼随笔》。他从设馆教书，到应试入仕做官，既接触到具体的民情，又有官场处世之经历，善终于后，概为那时一般得志的中层知识分子。

王培荀祖上与蒲松龄关系良好。康熙十二年，蒲松龄33岁时，经孙蕙的妹夫王观正介绍到王氏家族授徒。其学生既有比他年龄大者，也有与他年龄相仿者。他在王家教书大约两年，并与王氏家族中的文人兄弟有唱和之作。王观正的《问心集》，蒲松龄为之作序。康熙十四年，王氏建文昌阁，蒲松龄亲笔题写“文昌阁”门匾。蒲松龄母亲去世，王观正借款帮助料理后事。康熙十四年秋，蒲松龄和王观正一道赴济南参加乡试未中。蒲王两家关系之深厚可见一斑，后生王培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先辈蒲松龄家传创作之默化。

王培荀家族和王渔洋家族，从祖上到王培荀

时期，亲缘流长，多达数代。王培荀的姥爷王兆墺是王渔洋的族孙。王培荀从小住外祖父家，耳濡目染地受到王渔洋家族文化的熏陶和整体文化素养的吸收以及赖以成长的榜样之映照。

王培荀家族和赵执信，既有直接来往，亦或有间接关系。一是王培荀的祖上王居正是岁贡生，著有《南游诗草》，赵执信为殁后的王居正撰写了墓志铭。二是赵执信是王渔洋的甥婿。三是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赵执信为蒲松龄长子蒲箬新居题写“磊轩”匾额推断，以及从蒲松龄王渔洋的交往看，幼年的王培荀也会经意或不经意地听到一些有关赵执信的褒扬之说。王培荀是个多面求知的文

人，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观阅赵执信的著述及理论主张，这便成为他后来评判扬弃的基础。

四人都曾参加过科举考试。王渔洋、赵执信、王培荀都获成功，蒲松龄终困场屋，屡试不第，而名落孙山；王渔洋、赵执信以优越的家庭生活条件备考科举，蒲松龄、王培荀则以平民的家庭出身拼搏于考场；蒲松龄落魄，王培荀有幸步入仕宦之列；王渔洋、赵执信入仕后身居高层，王培荀只做到七品芝麻官；王渔洋、赵执信都因不同的事件被罢黜，王渔洋以优越生活条件在老家安度晚年，赵执信却以游历为主，寄情于山水；蒲松龄与王培荀都曾设馆授徒以教书为

业，蒲松龄终老只为教书先生，王培荀却在教书过程中“大挑一等”步入仕途。蒲松龄几乎穷尽一生，梦想科举入仕，只得贡生，终未成功，却以《聊斋志异》蜚声文坛。王渔洋、赵执信或在仕途行进中，或在罢官后完成文学创作或诗歌理论之建树；王培荀在任利用暇时完成著作，归家后重操旧业，其及门弟子甚多，并栽育出了像毕道远、王建本等优秀人才。毕道远，清朝八大名书法家之一。周村区王村镇西铺村人，清廷高官，为官清正，治家俭朴。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清官，人称“青袍尚书”“平民尚书”。王建本，张店区南定镇崔军村人，清咸丰十年刑部主事。

王培荀或借他人之口，或用自己之笔，公允地评价三大文人。对于王渔洋，他认为“国初以来，人文蔚起，不曰‘南施北宋’即曰‘南朱北王’。”肯定王渔洋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他借吴梅村之语，道出自己的心声“故借物流连，而旨趣自见”。又以李词畹之口，点出“明季诗，庸音杂奏，故渔洋救之以清新”。渔洋诗“……萧寂淡远，音在弦外。”圣上认为“王士禛，积学工诗，在本朝诸诗人中流派较正”。他又进一步论道，渔洋的诗歌成就，“自当以圣论为定评矣”。他崇尚王渔洋“拒而不许，风骨固自卓然”的人格。“渔洋山人，和平蕴藉，机趣洋溢。”对于赵执信，既点出了他的时代贡献，

又点明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赵秋谷不喜严沧浪论诗”“赵秋谷以偏师锐进，所向摧廓”“赵秋谷谓渔洋不解比兴，持论太刻。秋谷之《弃妇词》，亦罢官后作。诗之为道，直写则无味，作者未有不知此意”“秋谷锐意求之，特以其有讥切渔洋语，欲援为左袒之助耳！”“秋谷极为击节”。他崇认李词畹“评两先生之诗甚允”。王渔洋和赵执信“二家宗派，当调停相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他评价蒲松龄“颖悟绝伦，淹贯群书。作文……清思为题，曲曲传神……白描高手也”“世人或讥其轻薄，不知嬉笑怒骂皆具救世婆心，非以口笔取快一时也”“所著《聊斋志异》，人服其才学”。字里行间，崇拜之

情溢于言表。他又语“吾淄杨旭桥明府，欲刻《聊斋诗》……欲刻而不果，并原书不还”“然先生《志异》一书，已风行天下，不必籍此以传”“蒲柳泉《志异》，搜奇索怪，几于家有其书。或德望隆海内，或诗文布遐方，人孰不知”。既说明他家有其书藏，也说明他对此书甚为关注，更说明《聊斋志异》在当时社会流传之广，对他影响之大。

茹金对王培荀的评价。茹金何许人也？字元浦，汉阴县人。1846年（清道光年间）进士，深钻唐宋明清之文学，是当时闻名的文学大家。一生为政清廉，以官并教，热衷教育，《乡园忆旧录》序的作者。

他的评价真实到位：“君，山左博雅才，生平著作等身，而仕不废学，政和之暇，雅好修辑。《听雨楼随笔》一书，于蜀中风土暨宦蜀者之题咏，志之特详，早已脍炙人口矣！近复以续刻《乡园忆旧》见惠。回环庄诵，窃叹其富丽以立言也，如适海市；其错落以叙事也，如洒珠泉；其同条而共贯也，如合洙泗之源流；其考异而辩歧也，如别淄渑之真伪。至于一邱一壑必搜其奇，一咏一游不遗其美，则又如陟三户、游四舍，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焉。昔，渔洋评诗，骚坛共仰；柳泉《志异》寰海艳称。君以绮丽之藻思，志桑梓之美盛，直合二公为一手，固不啻登山望海，极天下之大观而无憾矣！”

王培荀一生著作不凡，《听雨楼随笔》《乡园忆旧录》，可谓是内容的扩伸与相补。“《听雨楼随笔》以诗为主，人物轶事，特附见焉”。其内容主要涉及到四川的历史地理、土特物产、文物古迹、文人骚客、民俗风情等各个方面，主要记述了康熙到道光年间四川发生的事件。《乡园忆旧录》则“不以诗为主，人物、山水、事迹，有得即书，诗特点染生色，故不必全录”。以记述山东为主，尤其是王培荀家乡周围邻县的人物、事件、山湖景色等。“正史外，野史及杂录皆可备采”。时间跨度上到明朝中叶，下至清道光年间。其二书是研究四川和山东那个时代的珍贵历史资料，具有不能或缺和无法替代的资料和文学价值。

王培荀在艺术成就上不仅“直合二公为一手”，而是揉合三大文人之长，兼收并蓄，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在材料搜集和使用方面，明显

地受到王渔洋和蒲松龄的影响和创造方法的使用。《听雨楼随笔》自序中说：“昔吾乡渔洋先生有《蜀道驿程记》。”而他著述了《听雨楼随笔》，内容各具特色。渔洋的《池北偶谈》，先说明其地理方位，再说明其书名的来历；王培荀的《听雨楼随笔》，先介绍听雨楼的地理环境，再说明书名的形成。王渔洋的《池北偶谈》，把“儿辈从旁记录”“散在箧中”的文稿编辑整理成册；王培荀对《听雨楼随笔》《乡园忆旧录》的编纂，则是“每于市间得断简残编，或燕会晤谈，偶闻佳章及轶事，录而藏之”。因“久于外者闻乡音则喜，或绘其山川，携诸箧笥，以示不忘”。后集整汇总。“蒲柳泉《志异》，搜奇索怪”，而王培荀的书中，既有奇，亦有怪，不过分量不同而已。通过得、晤、偶闻等语，不难看出他们相似的创作道路。从其业余创作的角度而

论，王培荀的勤奋，已超越三大文人；从创作质量和数量比较，也有独到之处。素材来源于社会，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书籍的简整，又形成于书，回到社会、民间，成为观赏和借鉴的妙笔。

邵襄在《听雨楼随笔》序中，对王培荀的学问及创作作了精到的概述：“上览诸子百家，兼穷搜齐鲁燕赵间之宿耆轶事……与其风土之异者，笔而书之，藏诸行箧。”茹金在《乡园忆旧录》序中亦赞誉有加：“必搜其奇，不遗其美。”值得注意与研究的是，王渔洋是家内收集于“箧中”，王培荀之“箧”，则是行走过程中随身携带。无论王培荀说蒲松龄“搜奇”，还是邵襄、茹金说王培荀是“穷搜”与“搜其奇”，都见证了王培荀在创作过程中的潜心、艰辛与深广。他以前辈为榜样，认真执着地付出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事业。他的作品，取材广泛，既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又弥补了现实中缺少的

资料。创作道路基本相同，创作方法也近似，但其成果反响不同。其作品既有王渔洋的“神韵说”的渗透，又有蒲松龄手法的魔幻和赵执信直书的现实运用，集三人创作手法于一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三维视角，进而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心血铸文，不虚度年华而人生精彩。

作者的社会地位不同，其书中选取的人物生活环境不一，而代表的社会面也就有所区别。蒲松龄、王渔洋书中的人物已成为历史的折射。王培荀书中的科举人物及当地耆老乡游，都是蒲、王书中之少有。蒲松龄、王渔洋、王培荀书中的志异人物都以梦幻游走于人间，它从侧面告诉人们，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地区不一，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作理念和思维，这就是各自把当时的风土人情及不同的社会层面立体地留给后人。

王培荀一生勤奋不辍，著述甚丰。他在处理好政务之余，对于搜集和创作达到：“至忘寝食，稍不如志，则黯然作终日坐，嘿无一语，对人如不相识；及其得之，则欣欣喜色见于眉睫间，言亦高，行亦健，或饮酒征歌以鸣其得意。”

评价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青史留名，主要看他提出了什么，做了什么，给社会留下了什么，对社会产生了什么作用。王渔洋以诗歌创作成就显著兼有其他著述，尤其在诗歌理论上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神韵说，以含蓄，给

人以想象的发挥，似乎脱离现实，实则追求朦胧美，改变了明末的诗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闻名华夏，描绘了人妖狐鬼的艺术世界，借以鞭挞现实的社会黑暗。赵执信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集中体现在《谈龙录》之中，像劲风吹向神韵说，以图改变诗歌的创作趋向。

蒲松龄比赵执信大22岁，王渔洋比赵执信大28岁，蒲松龄比王培荀大143岁，王渔洋比王培荀大149岁，赵执信比王培荀大121岁。王培荀上比三大文人，理所当然的后生晚辈。王渔洋、

蒲松龄、赵执信的著作与后来者王培荀著述互为观角，互为方位。王培荀取三人的创作方法于一身，运用并发展。他的著作填补了国史与地方志的空白，比较客观而全面地把那个时代其区域内得到的人物、事件、风土人情作了描述，是其时代之缩影，也是因之年代差距，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书内所缺之物。对于后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资证，作了现实和历史贡献。

王培荀入仕前，以设馆授徒为业，退休后，仍不遗余力贡献夕阳余辉，探索育人规律。王培荀不仅

是文学家，也是教育家，因之有多枚高水平的篆刻图章留世，也算篆刻高手。他们四人虽生活年代不同，但在同一地域成长，尔后立行立言，著书立说，成就文学人生，给时代以荣耀，给后人以启迪。可见，把王培荀列为清朝孝妇河畔四大文人之一，是历史真实面貌的还原，也是王培荀一生文学艺术功绩使然。（宫源海系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荣若飞系王渔洋文化研究保护中心文博馆员）

【本文选自淄博日报 特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