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独特的文化现象，曾吸引众多学者投身研究，但鲜有人能够说清楚，潮汕地区历代出过哪些杰出人物，他们又是如何尽自己的努力为潮汕发展添砖加瓦？

“我们在编撰此书时，多次为了某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而争吵起来，甚至争得面红耳赤，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写出这位历史人物的事迹与贡献。”近日，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采访时，汕头市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陈荆淮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陈荆淮所说的，正是汇集众多潮学研究者智慧、历时4年打造的《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近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该书举行了首发仪式，并向潮汕三市的部分文化、教育部门以及有关单位赠书，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好评。

据了解，《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填补了潮汕地区“长期以来缺乏一部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全面的潮汕历代人物志书”的历史空白。随着它的成功面世，陈荆淮与该书编委会成员肩上的担子终于轻了一些。

然而，陈荆淮并不打算就此闲下来。据他介绍，潮汕人物辞典的近现代卷不日也将列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重点计划，待编委会成立后，陈荆淮等人将开启新的征程，投入到新一轮的编撰工作中。

两大因素

成编撰“内驱力”

84万余字、800多页、5000多位历史人物，一目了然的索引、言简意赅的介绍……采访时，陈荆淮向记者展示新出版的《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淡淡书香扑鼻而来。“别看书上那短短的几行人物介绍，这些都需要研读大量的书籍才能写出来。”他说。

编撰出版《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的课题，是由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原汕头市教育学院院长杨方笙教授在2015年初提出。陈荆淮开玩笑地说：“老实说，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觉得头皮有点发麻，因为我深知这是一项系统且庞杂的任务，难度大、耗时长。”

这么难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做？从杨方笙教授为该书所作的《序言》，可窥探编者初心：“之所以要编撰《潮汕人物辞典》，是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人是第一因素。潮汕的乡土开辟，经济的兴盛繁荣，文化的发达成长，环境的改善优化，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都离不开千千万万人民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努力。”

在陈荆淮看来，今已94岁高龄的杨方笙教授虽非潮汕人，但仍然心系潮学研究，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所有潮学研究者学习，也给陈荆淮极大的鼓舞。此外，陈荆淮还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长期以来，潮汕地区缺乏一部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全面的潮汕历代人物志书。

据了解，潮汕地区曾被宋代陈尧佐誉为“海滨邹鲁”，历代不乏杰出人才，潮汕人创造了在中华文化中独具鲜明特色的潮汕文化，而有关潮汕文化的研究，也日益为学界所重视。鉴于上述客观因素存在已久，编撰一部比较完整的潮汕人物辞典势在必行。

2016年起，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罗仰鹏开始广泛组织人力开展工作。“刚开始拟参加该课题研究的有30多人，我们经过慎重考虑与筛选，最终选出12人进入编委会，并进行分工合作、互补互校。”陈荆淮说。

据介绍，编委会成员由博物馆馆长、中学老师、高校教授、公务员等组成，他们平时大多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潮学，学识广、根基厚。

此外，为使《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编撰体例更规范，文字更严谨，在搜寻历代潮汕人的过程中，编委会成员组织翻阅学习《苏州人物辞典》的编撰样式，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方案。

多方参照文献

力求严谨

那么，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人物数不胜数，如何确定收录人物的范围？

“编委会注重评估人物的历史作用与知名程度，例如该人物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是否为历史所公认，是否有可信的文献支撑。”陈荆淮称，收录人物的出生时间上至汉、隋，下至1911年，以潮汕各地本籍人物为主，包括来潮创祖、落籍人物等，暂不收录客籍、流寓人物。

经过讨论，编委会很快就确定除了包括清代“潮州府九县”（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澄海、普宁、大埔、丰顺）外，还包括今之南澳县，以及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之前属于潮州府的平远、程乡、镇平县，基本涵盖了古代历朝潮州辖区的范围。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潮汕古代人物最多千余人，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方知人数之巨，多达数千人。

在编撰辞典过程中，编委会成员坚持以全、简、新为指导思想：全，即注意收集各时期、各方面的人物，重要人物不遗漏，生平事迹反映较全；简，即行文简明扼要，内容力求准确，注重学术性；新，即充分利用新材料，提供新信息，创立新词目。

孙杜平是揭阳人，现供职于汕头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作为编委会的主力成员，他主要负责对1912年以前揭阳县人物的编写。他欣慰地告诉记者：“通过参加这次编撰工作，我对潮汕的古代人物有了更加整体、全面的认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在此《辞典》的基础上，对重要人物如翁万达、郑大进作更深入的研究，现在我已经在研究郑大进年谱，收获不少。”

“除了以正史、潮汕历代府县志为基础，编委会还广泛参照与本土相关的文集、族谱、墓志等历史文献资料、其他府县志、人物志资料，借助中国方志库、四库全书等，补充修订本府县志记载之未详与错漏。在研读史料和当代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泥古拘今，谨慎取舍，尽量使人物的生平更丰满。”陈荆淮表示。

不过，这部辞典涵盖了集体智慧，由于多人执笔，人物主次、文字详略、语言风格等难以完全统一，且涉及人物范围广、时间跨度大，这些都有待以后续修时予以补正。

年轻力量

接棒潮学研究

实际上，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还有一支中青年研究团队，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年龄从30岁到50岁，队伍庞大，学术研究各有所长，是编撰辞典不可或缺的年轻力量。除了主动参与搜集史料，他们也会下基层展开田野调查。

据悉，目前，随着越来越多年轻潮学爱好者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来，潮汕历史文化研究“青黄不接”的现象逐渐缓解。

作为中青年研究团队的其中一员，在该辞典的编撰中，46岁的林志达主要负责联络、统筹事务。“初稿组合完成后，不代表工作接近尾声，我要联系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首先出版社要对稿子进行审定，若在审稿过程中有任何疑问，需要我联系编撰者来解答。”林志达说。

一审、二审、三审，一校、二校、三校……随着一本本样书寄过来、修改后再寄过去，每一次的往返，都让林志达对这本书的面世多了一分期待。

经过数次校对，《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终于“敲定”终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首次印发1500本。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此举行了首发仪式。

首发仪式上，陈荆淮激动地说：“这是汕头市文化建设事业的一大盛事，它填补了潮学研究的一大空白，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和线索，是一部研究潮汕人物和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和爱国主义教材。相信它的出版，将为优秀中华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为民族复兴大任发挥应有的作用。”

杨方笙教授也在该书《序言》写道：“编写这一部大型工具书，将能使我们有机会继承前哲的精神和事业，提升潮汕地域人民的文化素养和软实力，发展潮汕的内生动力，我们殷切希望潮汕新的一代发奋追赶前人，使潮汕进一步腾飞奋起。”

对话

写“活”历史人物 客观是第一要义

“从小在老人囗传、潮剧演出的影响下，我就对本土人物渐生兴趣。后来受到本土研究地方史前辈、朋友的影响，以及民国学人温廷敬、饶锷等人在历史时空上的感召，我对潮汕文献研究亦满怀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掐指一算，不知不觉研究地方史也将近二十个年头了。”《潮汕人物辞典（古代卷）》编委会成员孙杜平如是诠释他对潮学的情感。

“能够参与编撰辞典，是一种缘分与荣幸。”孙杜平说。

揭阳人孙杜平现年41岁，现供职于汕头市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在他看来，揭阳相较于潮州其他县来说，人物文献相对保存稍全，主要有赖清代雍、乾、光三志。他在负责编写1912年以前揭阳县历史人物时，为使人物“活”起来，他有自己的经验和体会。

孙杜平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旧志并非不可改变的权威文献，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记载模糊，宋代进士陈希伋，旧志记载有“举经明行修，时赐第者三百四十六人，希伋为第一”一句。现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等书，陈希伋其实参加“经明经修”科（宋代制科考试一种）不中之后，又被准予参加特奏名（有进士科和诸科）考试，并在346人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而不是“经明行修科”第一名。

“宋代把这种特奏名第一人，习惯上称为‘特奏状元’。如果以科举论，则潮汕历史上的状元，不应迟至明嘉靖十一年壬辰科才出现（林大钦中榜状元），北宋便已有了。关于他的中举时间，旧志都误作元祐六年状亢马涓榜进士，独嘉靖《潮州府志》作元祐九年，《宋会要辑稿》作绍圣元年。综合权衡各种志书，作者认为元祐九年和绍圣元年两说不相悖，且可征信。”孙杜平分析道。

他在研究中还发现，旧志失载重要人物颇多，如明代的云南副使杨日赞、长史陈学乾等，旧志仅在选举志记载其中举年份、官职，其生平都语焉不详。此次编撰，他依据大量地方志、族谱、文集、笔记，对这些人物勾稽补缀，寥寥数语间，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通过参加编撰工作，我对潮汕的古代人物有了根本的、全面的认识。”他坦言，限于时间之仓促、一己之绵力，参与这种历史时空跨越之大、人物之众的编撰工作，难免存在缺漏，只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随时予以补充、删正。

孙杜平的编撰经验与陈荆淮不谋而合，在陈荆淮看来，不加太多主观评价，不掺杂太多感情色彩，不堆砌辞藻，而是要重新审视历史人物，用最客观、最中性的语句来写，辞典中的人物叙述就经得起考验，人物自然会“活”起来。

【全媒体记者】张伟炜

【作者】 张伟炜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