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门户开放，国内市场洋货充斥，而生丝出口逐年增加。

中华民国成立后，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所著《实业计划》中亦重视全国的丝绸生产，他提到：“现今日本、意大利、法兰西诸国，已起而与中国争此商业”，“世界对于蚕丝之需要，既逐日增加，则养蚕制丝之改良，将甚为有利益之事。吾意国际发展计划，应于每一养蚕之县，设立科学局所，指导农民，以无病之蚕子供给之。·····最后乃设制绸工场，以应国内外之需求”。

20世纪初至30年代，蚕丝事业处在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大格局中，造就了一批对蚕业界作出重大贡献的知名人物。

葛敬中（1891～1980），浙江嘉兴县人，“中国现代蚕业教育家、事业家”。

他在杭州安定中学毕业后考人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法国，在都鲁斯大学攻读园艺学，并学习养蚕学。1916年学成回国、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执教园艺学。

1919年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任园艺系教授、蚕桑系主任，并兼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监理、总技师，不久又改任浙江大学蚕桑系教授、系主任。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一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地致力于复兴和发展我国的蚕丝事业。

热心蚕业教育 培养技术人才

我国的蚕业教育起始于清末（1879）杭州知府林迪臣首创的蚕学馆，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4月，改名为浙江公立中等蚕桑学校，随后各省各地曾兴办过不少蚕桑学校及农校蚕桑科，培养了一执蚕丝业技术人才，但人数不多。

葛氏认为，我国蚕业人才缺乏，技术落后，这是蚕丝业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投身于蚕丝事业后，乐于担任东南大学蚕桑系主任。1928年，葛氏又以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总技师兼任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农学院（后改称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教授和蚕桑系主任。

在大学蚕桑系工作期间，多次向学生讲话，阐明自己担任系主任的目的，就是要为发展我国的蚕丝事业培养人才。他一再教育学生，要“学蚕桑，忠本行”，为发展蚕丝事业矢志不渝。

葛氏除在大学蚕桑系任系主任外，还于1928年春与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总技师何尚平（早年留学比利时和法国巴斯德研究院，研究蚕桑学科，曾获巴斯德奖状）教授一道，在无锡创办了女子蚕业讲习所。

次年讲习所迁至镇江蚕种场，更名为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由朱新予先生兼任校长、陆星垣先生任教导主任。为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给学生讲解，约聘蚕桑模范区及各蚕种场的技术骨干人员任蚕桑专业教师，并实行课堂学习与蚕桑生产实习并重的方针，规定三年毕业。

镇江女子蚕业学校历时十余年，先后培养了初级技术人才300余人。该校同时为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会代办女子蚕桑讲习班，毕业学生200多人。这些技术人才以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蚕丝业中，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发展我国的蚕丝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葛氏曾会同云南省建设厅蚕桑改进所所长常宗会先生，协助国立云南大学农学院增设蚕桑专修科（后改成蚕桑系），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并筹办了女子蚕桑培训班，同时召集在沦陷区的镇江蚕校学生去楚雄复课。重视对蚕农的培训，以短期轮训方式，组织安排当地妇女学习培桑养蚕技术，为发展云南省的蚕丝事业培养农村技术骨干。

在教育方面，葛氏提倡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理论知识。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时，聘请日籍教师小见益男、松田义雄（后名台拿又雄）、后藤辰五郎等讲授蚕丝业务课.并邀请著名蚕学家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院博士田中义磨来院设特别讲座，主讲蚕体生理学、解剖学及蚕体遗传学等基础学科半年多。

1933年，浙江省建设厅成立改良蚕桑事业委员会，1934年归属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为提高技术理论水平，葛氏任技术室主任，主持出版《中国蚕丝》杂志，同时又编辑《蚕丝统计月刊》。

蚕业教育在县一级以蚕桑讲习班的形式进行，受到蚕区县级政府的重视。这种讲习班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为止。下面摘录-段嘉兴县民国暑期的蚕业档案记载的有关筹办讲习班细节：

嘉兴县合作社联合社蚕桑讲习班简章

一、定名：（略）

二、宗旨：利用农闲时间招收社员子弟，灌输蚕桑学识，以改进社员育蚕裁桑技术，增加委丝生产。

三、资格：完全小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年龄十六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男女景收。

四、学额：三十名。

五、地点：嘉兴中山路七十七号本社。

六、开学：三月一日（民国三十六年）

七、八、九、十、十一的内容是：学杂费免收，并供给膳费，修业期限四十天，结业后分区服务，待遇另定。

至于其开支经费，由县社呈报到省，由省核批。据蚕业档案记载：

令嘉兴县县长：本年六月二日合会财字第383号呈一件，为拟在本县合作事业讲习会经费项下拨给100万元·．····呈悉。所请照准。

此令

（浙江省）主席沈鸿烈

县级蚕桑讲习班，适应当时社会需求。学员本身来自农付据户之家，学用一致，又熟悉农村情况，安心农村工作，这对技术知识的普及，对蚕桑生产的发展有推动作用。

兴办蚕种场 推广改良种

1919年，葛氏受农商部派任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监理后，又改任总技师。该会为提高我国蚕丝品质，增加产量，扩大出口，决定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生丝质量监管。

1922年，葛氏协助美国和中国丝方代表，在上海创设万国生丝检验所，加强生丝品质的检验，促进生丝质量的提高。二是从根本上提高丝质，必须大量繁育改良蚕种，提高茧质是提高丝质的基础，然后才是改进缫丝设备和提高缫丝工艺。

把蚕种叫改良种，是区别于土种而言的。改良种是由两个品种杂交而成的交杂种。嘉兴在20世纪30年代，改良种的茧丝长518.7米，而土种茧只有387.4米，解舒丝长改良茧为433米，土种茧只有305米，所以改良茧深受丝厂的欢迎。

1912年，私人资本在崇德创办了一家机械缫丝厂，同年又在德清、吴江等县建立缫丝厂五家。1917年，上海已有丝厂70家（1930年达到104家，1935年浙江有丝厂29家）。

1921年至1927年，嘉兴城区建立丝厂的有南堰的裕嘉分厂、塘汇镇的厚生丝厂和五龙桥（今改神龙桥）的秀纶丝厂。几乎同一时期，苏南地区也创办了不少丝厂。在这种情况下，苏南和杭嘉湖地区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主要搞纺织业，发展到主要搞缫丝业，生丝成为资本活动的主要商品之一。缫丝工业的蓬勃兴起，强烈要求改良蚕种的普及。

在1925年前，农村饲养的蚕种，几乎全是土种。就浙江来说，著名的土种制种区，主要是余杭、新昌、嵊县、诸暨等地，其余如吴兴、德清、嘉兴、富阳等地也有少量的商品土种生产。至于自给蚕种．各蚕区都有生产。

余杭土种有良好的声誉，1927年有牌号的种商1350家，制种家8000多户。1930年左右，余杭县人口13万人，而全靠蚕种业为生的达5万到6万人。余杭土种的名称大约有十多个，如乌龙种、玉龙种、白皮种、按盐种、存盐种、大茧种、龙角种、糙皮种、泥蚕、黑蚕等等，外销历史至迟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时候。

大约在咸丰二年（1852）～同治元年（1862），余杭种远销日本。此后，日本学者陆续来我国盗窃了很多很多的蚕品种，回国比较试验，不断优选，待生物性状、经济性状稳定后，改头换而而成了许多新品种。究其根底，很多就是以余杭土种为基础材料的。

鉴于蚕农对土种的信任根深蒂固，葛敬中、朱显邦等专家、教授认为，必须用事实来证明改良种的好处。到民国十四年（1925）春，浙江省省长夏超接受了省蚕校校长朱显邦的建议，在海宁长安、杭县上泗乡等五处，各选一家养蚕大户饲养改良种，担保其单位产董量，如果减产，由政府赔偿，超产归各户所有，并同意各户同时饲养土种以资比较。

蚕校派专业教师至各户指导，结果改良种收成良好，茧价又高于土种茧，大受蚕户赞许。此后，改良种逐步推开，后来供不应求。

丝厂要求提高茧质，农民想养改良蚕种，葛敬中教授顺势而为，于1926年赴南京、镇江、苏州等地筹办蚕种场，制造改良种，深受地方政要、丝厂老板、地方资本的拥护和支持。葛氏选购镇江四摆渡丘陵地350亩，垦荒栽桑，建造蚕室住房等，由永泰、瑞纶两丝厂捐助机械冷库一座。

1927年春期生产的一代交杂种11000张，依靠先进的冷藏设备，全部用作夏秋期饲养，打破了往年基本上年只养一次春蚕的习惯，为江浙两省今后大规模推广饲养夏秋蚕奠定了基础。葛氏不仅热心蚕桑事业，而且做事踏实，讲求实，深受永泰、瑞纶等资方及地方资本家的拥护和支持。

他们纷纷投资到镇江蚕种场附近，开荒栽桑，陆续兴办了永和、裕民、永泰、瑞A、三练、均益、益民、明明等蚕种场，由于药氏的创导示范，到抗爆发前，在镇江四摆渡、高、桥头带、已形成一个规模去大，年产一代交杂种约60万张的蚕种生产基地。

1933年，药氏建汉创办浙江省嘉兴蚕种分场（地点在吴兴县），并亲自兼任场长。自创与蚕农合作制种，成为后来利用农村劳力、设备、桑园、饲养原蚕制造一代交杂种的先河。

葛氏鉴于我国蚕品种庞杂，种茧质量差，微粒子病蔓延严重，影响茧丝生产等现实情况，为加快蚕品种的改良，他千方百计通过日本友人，从日本引进当代虫质强健、茧丝丰富的原种，通过国内试育，选择适合我国环境条件的品种，大量繁育，以供制造一代交杂种之用。

特别是镇江的蚕种生产基地，直到解放后都发挥了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即设在镇江四摆渡。该研究所利用原镇江蚕种场、裕民蚕种场和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设备基础，进一步扩建充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最重要的蚕桑科研中心。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由于改良蚕种供求悬殊，所以蚕种场均获厚利。1926年，在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校长郑辟疆先生的鼓励支持下，在该校校友们的集资帮助下，以邵申培为主的一批苏南蚕业界新秀和浙江陈火炬等，分别在浒墅关和嘉兴县王店镇创办“大有”蚕种场第一分场和第三分场。

在以后的数年间，又在江苏省昆山、宜兴、武进，浙江省德清县及安徽、台湾等地，陆续办起11个“大有”分场，其所产“老虎牌”蚕种，在江浙享有盛誉。在浙江省，至1931年，全省有公立制种场4个，私立制种场71个，其中在今嘉兴市属县区办起14个蚕种场。

葛氏大力支持蚕桑改良的推广工作，如与地方当局联系、组织技术力量、筹措资金等方面都颇有成效。江苏的金坛县和浙江的萧山县蚕桑模范区、蚕桑指导所等，都是在困境中建立起来。

1931年秋，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1932年春蚕期临近，农民生活非常困难，甚至有个别农户吃观音土充饥。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想为生产救灾，于是创办金坛蚕桑模范区，蚕茧由永泰丝厂出资收购。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由推广部副主任朱新予（1955年3月任浙江省工业厅副厅长兼丝绸局局长）亲自出马、免费供给改良种，以便换回土种，而部分蚕户仍有疑团：改良种今后是否收款？是否一定比土种好？经当地政府、技术人员、来实习的青年女学生和当地有名望的绅士各方协同，解决蚕农疑虑。

以后又遇到一些蚕户蚕种孵化不齐、眠起参差而发生起哄现象。直到收茧，因冲击茧販利益，趁着茧行拒收毛脚茧，茧畈起哄伙同蚕农闹事，真是困难重重。幸好改良种成绩不错，加上秋茧大丰收，群众有利可图，才对模范区的蚕桑改良推广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

蚕桑改良区逐渐在江浙蚕区推展，改良种的普及率逐年提高。在嘉兴县，1926年前农村饲养的全是土种。1926年开始试养改良种。1927年，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在浙西设立蚕业指导所三所。

1933年春期，嘉兴县巡回指导区有五个区，蚕业合作社十个，受指导蚕户4836户，饲养改良种15704张，因改良种成绩优异，1934年春期骤增至41126张，1935年春期，改良种达到十万张，产茧量占春茧总产量的58％左右，首次超过土种茧。

1936年，嘉湖地区收购春茧365000担，加上夏秋茧，全年产茧量约50万担，改良茧的比例不断上升。

开发川滇蚕业 建立蚕桑基地

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江浙先后沦陷，葛氏退往四川。在葛氏赴四川前后，江浙一带许多蚕桑技术人员也后撤入川。葛氏尽力帮助他们，适当安排工作，使四川省的蚕丝业增添了一批生力军，对抗战中四川蚕业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其后，葛氏又到云南，受到省领导人的欢迎。葛氏建议当时主持云南经济委员会的缪云台先生，在草坝筹建垦殖局。其后，缪氏委派他担任草坝垦殖局副局长兼任云南蚕业新村公司经理。

当时，许多后撤的江浙蚕系技术人员纷纷投奔草坝，同心协力，在草坝开垦荒地8000余亩，栽桑树、建蚕室，招蚕户，开办蚕种场，以至创办丝厂。经过数年务力，把原本荒野的草坝，改变成桑林成片、房舍连绵的新蚕区。云南蚕业新村公司侧重生产蚕种，最多年份生产20多万张。

除供应本省外，大量运往江浙蚕区，缓解江浙对蚕种的需求。与此同时，葛氏协助云南省建设厅蚕桑改进所常宗会先生，筹划发展蚕桑大计，先后在滇西楚雄、大姚、大理、驰渡、永胜等县成立了蚕桑推广区，培训当地蚕业人才，打下了发展蚕业的坚实基础。

战后恢复蚕业 建立科研基地

日军在占领了江浙蚕丝产区之后，采用暴力破坏手段，竭力摧毁我国的蚕丝业生产，据（新中华）杂志第4卷第8期及《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等书记载，日军侵占沿海蚕丝区域以后，即成立“华中蚕丝公司”，垄断了江浙两省的蚕丝事业。

1941年强制农民减产两成，在江、浙、皖、鲁、鄂等省强迫农民砍伐桑树，摧毁丝厂，焚烧蚕种场，拆毁茧行。据调查所得，全蚕丝业损失如下：

被毁桑园：218万亩，损失桑树113200万株（中高干桑）。

受损桑园：536万亩，损失桑树20亿株。

受损蚕户：260万户。

制种业：数年减少制种460万张。

制丝业：损失丝车45000部，家蚕丝损失101.8万担，柞蚕丝损失29.4万担。

其他：烧毁拆毁蚕种场、蚕具、蚕丝烘茧设备、器具之多，无法计数。沪杭铁路沿线两侧数里之内的桑园，因害怕中国军队埋伏袭击，桑树悉数砍光。日军的破坏，十分残酷，罪恶滔天。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图谋蚕丝业的恢复，于1946年2月，在嘉兴迎紫路（即今解放路）筹设成立中国蚕丝公司（简称中蚕公司），葛敬中任总经理，办事处设在上海。在葛氏主持下，中蚕公司为改变战后这种破败局面，确定以辅导民营和实验示范为主的业务方针，首先向云南蚕业新村公司订购大量改良种，空运到江浙，为胜利后第一年春蚕提供种源。

同时设立桑苗培育指导所，辅导农民增产嫁接桑苗，以备恢复和更新桑园之用，在重点产苗区的海宁、崇德、桐乡、杭县，当年播种桑苗2832.6亩。凡培苗一亩者，除可得贷款25000元外，还可以得到奖励金6000元，所产桑苗由中蚕公司以较优价格统一收购，代向外地销售。到1947年，上述四县移苗株数达4139万株。

葛氏又策动丝厂、绸厂准备恢复生产，并解决各厂恢复生产所面临的困难问题。在实验示范方面.公司筹办了示范桑苗圃、示范桑园、实验养蚕指导所、实验蚕种场、实验缫丝厂、实验丝绸厂、绢纺厂以及蚕桑研究所等单位，并资助有关学校及科研单位进行蚕桑研究。

1948年底．时局急变，葛氏请辞总经理一职，但未获许可。当人解放军乘胜南下时，葛氏接到撤退台湾的命令，于是趁机脱离中蚕公司，携眷迁居香港。不久，他接受联合国的聘请，到阿富汗及巴西讲学，并帮助发展蚕丝业生产。

心怀祖国故乡 暮年逸事片段

葛氏虽身在异邦，但对自己从事祖国蚕丝事业30余年的历程，留有极为深刻的印象。在祖国，有他的亲人、同事、朋友、乡人、学生；在蚕桑大省特别是江、浙，还有云南、四川等省留有他未竟的事业，这些都是他终生难忘的。

他多次从国外寄回优良蚕品种，供给国内蚕业研究单位试育，其中有一对原种，虫质强健，茧丝优质，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的春蚕当家品种。

人的一生都会程度不同地感受亲情的深度、乡情的浓度、友情的厚度和爱情的蜜度，葛氏也不例外。在上海，有他的胞兄葛敬恩。葛敬恩在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时，任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参谋本部次长。

1949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感召下，他与在上海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多人联名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宣告起义。1956年后，葛敬恩先生积极参加对台的联络工作。1961年10月，作为辛亥革命老人，在首都北京参加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隆重庆祝活动。葛氏兄弟二人自有一番手足深情。

藏在葛敬中先生心中多年的，还有一位同乡人-曾是葛氏部下的一位年轻标致能干的女职工。他俩的一段友情故事，不妨在此叙述一下：

在50年前的1960年4月初，公私合营王店蚕种场的在职人员陈蕴玉女士意外地收到从阿富汗寄来的一份厚礼-一对家蚕（原蚕）新品种：华玉（中系）、东珠（日系），这使陈女士喜出望外，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年轻技术员也兴高采烈。

当时整个社会继续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梦幻中，我们满心指望借此机会培育好这对新品种，放出一颗大“卫星”。谁知嘉兴县农业局领导断然说：不准催青、不准饲养、不准制种！

这等于宣判了这对新品种的死刑，当头泼给我们一盆冷水，陈女士更是疑惑忧虑。幸好嘉兴专署农业局得知此事，及时通知王店蚕种场，把这对新品种移交给嘉兴地区蚕桑科学研究所。是谁热心无偿地寄来新品种？为何寄给陈女士个人？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葛敬中教授。他花费多年心血培育的新品种，是寄来给家乡的女朋友的。这一年，葛教授69周岁，陈女士是54周岁，而场内年轻的职工，已把她看作一个老太婆了。

1906年，陈女士出生在嘉兴一家殷实的书香门第，其父陈孟恢是清末举人。1927年，褚辅成在上海兴办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为上海法学院）并任董事长兼校长，聘请沈钧儒担任教务长，陈孟恢曾在该校及东南医科大学任教授，思想进步，也曾去日本考察·主张“实业救国”。

长女陈蕴玉就读师范学校，后送到杭州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学习，两年后毕业，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工作。她的上级领导就是葛敬中先生。工作没几年，陈女士遵从父嘱，辞去现职，回到嘉兴，于1931年，年仅25周岁的陈蕴玉立案创办“新兴”蚕种场，场址在南堰盐仓街，注册商标为“仙鹤”牌。

办场六七年，蚕种受到群众欢迎。突然日军入侵，全家逃难到吴兴，后转上海。待1940年回到嘉兴，方知蚕种场房子已被日军烧毁，1941年艰难复业，规模缩小。其父气恨之下，于1942年病逝。

陈女士一肩挑起办场与持家的担子，弟弟们均未成年，她立志办好蚕种场，无意婚嫁。1948年，社会渐趋动荡，一些无赖欺她女流之辈，写信恐吓，勒索钱财.她被迫寻找靠山，嫁给一个在政府任职的嘉善人。结婚一年多，嘉兴解放，丈夫因罪被捕，不久病死狱中。

她经营的蚕种场．小心翼翼地坚持到1956年时，并入公私合营王店蚕种场，她就成为王店蚕种场的一名职工。

葛氏迁居香港不几年，夫人胡女士不幸病故。此后，他通过大陆的亲友，辗转打听到陈女士的近况，热诚表示愿与陈女士珠联璧合。但陈氏经历第一次婚姻的打击，又经受了政治上歧视性的株连，现在如与葛氏成家，势必再增加“海外关系”的阴影，遂婉拒葛氏的要求，两人终于无可奈何地“十分好月，不照人圆”。然而，双方美好情意，却埋在心中。

葛敬中教授于1980年在美国遭车祸不幸遇难，终年89周岁。今年是他逝世30周年，我们怀念他为祖国蚕桑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陈蕴玉女士在1998年92周岁高龄时不幸病故，迄今已逝12周年。我们怀念她对制造改良种、淘汰土种、提高茧质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当年我们在王店蚕种场的年轻技术人员，如今亦大多白发苍苍。有人说，人生如梦，往事如烟，而我们感到“旧事不旧，残梦不残”，葛教授寄来原蚕新品种一事，虽已过去50周年了，我们依然记在心头。

（在撰写本文过程中，承蒙计士雄先生的指教，谨表感谢。为求本文叙事真实，曾三次拜访陈蕴玉女士的胞弟陈起濂先生，承蒙提供不少口碑资料，深表谢意）

（写于2010年6月28日）

参考资料：

1．蒋献龙、钱竹亭：《浙江蚕业史》，1987年。

2．朱新予、蒋猷龙：《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蚕业卷》。

3．蒋献龙：《浙江蚕种生产发展史》（上编），1979年。

4．吴聚芳：《丝绸史研究》1986年4期。

5．《嘉兴市蚕桑志》，第30、33、35、38、48、21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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