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作点无聊的假设，比如说，假如韩非不是口吃，他跟秦始皇的沟通是不是会好一点。结论大概是不吧。我猜，就算不口吃，他大概话仍说不利索。

《难言》开篇就说，跟领导说话很难啊。你说话像文学创作一样洋洋洒洒，他认为你华而不实;你说话像做论文一样严谨扎实，他没耐心听;你广泛举证，他认为你没有重点;你直击主题，他认为你缺乏论证;谈具体问题挖人隐私，他认为你不厚道;高屋建瓴上升到哲学高度，他认为你不实际。

从身边小事说起层层推进，他认为你没见识;不说得罪人的话，他觉得你拍马屁;说了得罪人的话，他觉得你不懂事;口才太好，他觉得你不靠谱;口才太差，他觉得你乡巴佬;广泛引用脚注密密麻麻，他觉得你掉书袋……所以我觉得跟领导说话真难，让人忧虑深重啊。

《说难》篇里，除了再度强调这些难处之外，更进一步总结“难言”的原因。跟领导进言到底为什么难呢?第一不难在认识水平，第二不难在条理清楚，第三不难在表达透彻，难就难在，不知道领导心里怎么想啊。领导爱名声，你跟他谈收益，他觉得你庸俗;领导重收益，你跟他谈名声，他觉得你迂腐;最坏的情况是领导表面上爱名声其实重收益：你谈名声，那他把你供起来但是不使用，你谈收益，他用你的主张但会把你赶走。

分析得是很到位。但，游说这么件最讲究临场发挥的事，你顾虑这么多，还说个什么劲呢?进言如出拳。一招出去，用降龙十八掌或者千蛛万毒手，可能效果都挺好，但不知道出降龙还是下毒手，那就坏了。

我甚至会恶毒的推想，韩非到底是因为口吃而犹豫，还是因为犹豫才口吃。韩非说话不利索而走笔滔滔，很可以拿心理学上的“补偿反应”来解释，这个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过。我觉得还可以说得更具体一点，只要不谈进言的问题，韩非行文就格外专断决绝，不容声辩。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商鞅游说秦孝公，体现的是不屈不挠不要脸的精神。帝道不行换王道，王道不行换霸道，霸道还不够劲再换强国之道，要什么菜色您随便点，总之，伺候到您满意为止。

范雎见秦昭襄王，更是摆明了玩命。当时太后和昭王的舅舅穰侯专权，范雎就跑到王宫里大叫：“秦国有国王吗?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而已。”靠这个引起秦王的注意和自己充分表达的机会。这正是韩非说的“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因此把昭王激怒直接被宰了的可能，一点不比成功的可能小，但人范雎豁出去了。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纚纚”，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其实，《难言》里所说的那些情况，全都可以反过来理解：你没重点，可能被认为举证广泛;你缺论证，可能被认为直击主题;你说话得罪人，可能被认为忠诚无忌;你避重就轻，可能被认为“得大臣体”……就看你敢不敢赌一把了。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苏秦在家乡遭鄙视，父母兄嫂统统瞧他不起;张仪在楚国被诬陷为盗贼而遭毒打，又在苏秦那里受了一肚子气;商鞅在魏国被压抑了好多年;范雎因为被误认为卖国而被丢进了粪坑，九死一生才逃到了秦国;李斯也不过是个三线城市的平头百姓……

他们都是没有退路的人，是有聪明智慧的亡命之徒。为了成功，可以不惜一切。践踏道德底线，伤害亲朋好友，甚至把自己押进去当赌注，他们都干得出。

反正，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败了，也就是一条命而已。韩非不行，他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文章被秦始皇看中之前，韩非在韩国再不得意，但日子肯定还过得下去。“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焉，所以韩非办事比上述诸位犹豫得多。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李斯甘拜下风，始皇帝也激赏;但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天下一统，别黑白定于一尊。再像诸子那样在皇帝面前高谈阔论，皇帝受不了，别人也拿你当神经病;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也知道靠豁出去发惊人之论引起人主的注意，机会不是没有，但已经越来越小，更好的选择，还是顺着领导人的既定方针，拿点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出来。

这种差别，先看看《战国策》，再看看贾谊、晁错、主父偃们的政论文，立刻就可以感受得到。

揣摩人主的心意，是一项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在战国，韩非这样细腻深刻的软骨头才会对此感受强烈;在煌煌大汉，却连司马迁这样嵚崎磊落的奇男子也觉得不容回避。时代的沉降，真是使人低徊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