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荃史论丛稿》于2018年3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四川师大张邦炜先生据此引发了一些回忆，遂撰成本文。原题为《自古才女多薄命——我所知道的“江安黄氏三姊妹”》，并有注释，此处删略。

一、“江安三黄”

从前，川南地区有两句俗话：“金犍为，银富顺”；“荣州不让嘉州好，富顺才子内江官。”江安在川南是个中等县份，既称不上“聚宝盆”，又算不上“人才库”，但可称为才子、才女者为数不是很少。江安籍历史学家、梁启超的高足周传儒所说：“江安出了许多闻人，在全国全省皆知名。如南街朱山父子，皆工诗、能文、通经，北街傅增湘弟兄，皆翰林。傅氏双鉴楼藏书之富，版本学之精，为天下第一。东街冯飞（号若飞）留日后为张群秘书长，以诗文书法名世。黄荃斋、黄穉荃父女善诗、精书法，名震成都。”其实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周传儒本人就是一位江安才子，稍后还有以编导川剧著称的戏剧家席明真享有“江安才子”的美誉。

当年人们说得最多的无疑是：“男有三傅，女有三黄。”“江安三傅”指傅增堉、傅增濬、傅增湘三兄弟，一门三进士两翰林。“三傅”中以北洋政府时期官至教育总长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最知名。傅增湘的长孙、当今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傅熹年院士可视为傅氏家学的传人。“江安三黄”指黄穉荃、黄筱荃、黄少荃三姊妹，可以民国年间遴选为妇女界立法委员、共和国建立后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的诗书画家黄穉荃为代表。穉荃先生生前一再说：“江安只有‘三傅’，没有‘三黄’。”一半是事实，“三黄”与“三傅”不能等量齐观；一半系自谦，吕碧城、钱穆、吴宓、吴宓、徐中舒、周汝昌等硕学鸿儒对“三黄”均称誉有加。穉荃先生早年有诗集《穉荃三十以前诗》刊布，被与秋瑾并称"女子双侠"的政论家、诗人吕碧城盛赞为“蜀中才女子”、“今之李青莲”，从此负有“巴蜀才女”的盛名。被称为“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的周汝昌著有《黄氏三姊妹》一文。他称许道：“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穉荃在三姊妹中，论其才貌都居首位，诗、字都不同凡响。”

可是“三黄”命运多舛，筱荃（1911-1968）26岁即丧夫寡居，少荃（1919-1971）35岁方择偶出嫁，且在“文革”中均因受迫害而自尽。穉荃（1908-1993）虽享年八十有五，但一生多病多灾，35岁时其丈夫、时任西康省民政厅长的大邑冷融被人暗杀于路途。行文至此，让人感叹：“自古才女多薄命。”

对于“三黄”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袁庭栋教授《怀念先师黄少荃先生》一文评述甚详，既到位且深刻。我的老师赵俪生先生晚年高度赞赏袁文，特地向我推荐。我家祖上与黄家有亲戚与世谊双重关系，笔者本人也曾受到黄氏长辈关照。新近出版的《黄少荃史论存稿》引发了我的一些回忆，下面仅就个人所知，对“三黄”的家事之类稍作补充，不免拉杂琐碎。

《黄少荃史论存稿》

二、家事点滴

江安地跨长江南北，江南称南乡，江北叫北乡。民国年间，江安黄氏大家族以北乡寨子上黄家最知名，南乡夕佳山黄家次之。而今夕佳山系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之一，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景区，并建立民俗博物馆。其名声大大超过寨子上，以致人们误以为黄氏三姊妹系夕佳山黄家人。其实不然，两大黄氏家族并无血缘关系，仅因同姓而联宗，认为本家。寨子上黄家原住水清铺承受塆，穉荃、筱荃出生于此。民国初期，长江、沱江三角洲一带，土匪横行。黄家为抵御匪患，在山间修建宁远寨，并移居于此，因而人称寨子上黄家。据说这里现在是一所小学。

穉荃、筱荃、少荃的排行不是大、二、三，而是三、五、七。其实穉荃先生既非老大，也非老三，而是老二。她说：“我上有一兄，早殇，本应行二，祖母为我命名曰三弟（即“招弟”之意），遂讹三为之行次，后遂依此为序。”至于为什么无行四、行六者，是因为夭折，还是别的缘故，不得而知。称“三黄”“无兄无弟”，虽有所据，但不很确切。穉荃先生有一位比她年长三岁的兄长，叫黄幼荃，从其二伯父膝下过继而来，由他传宗接代，掌管经营家业。黄家田产甚多，每年收租在千石黄谷以上，解放后被定为特大地主。江安最大的地主不是黄家，而是“土老肥”刘福生。此人年收租超过两千石，但同长工和谐相处，亲自下地劳动，平时打赤脚，进城快到时才在冬水田边洗脚，穿上草鞋。土改时，因他无势力，未作恶，受到宽大处理，后来行医为生。黄幼荃则被批斗，参加斗争大会的群众成千上万。时任江安县委书记亲临现场，称黄幼荃为“江安黄世仁”，当即予以镇压。《川南日报》刊登消息，将他作为川南恶霸地主的典型，大张挞伐。儿时听说此公有些“诳”，其父对他不甚满意，曾写诗开导：“耕读相承二百年，未能耕作读为先。教儿我亦无奢望，不坠宗风即是贤。……记取今时垂泪教，莫令迟暮诲无成。”他有何罪过，我当时年幼，不知究竟。

穉荃、少荃先生的事迹，有关材料言之已详，可补充者不多。关于穉荃先生，疑问有二：一是她1931年到北平师大读研究院，导师究竟是谁？傅增湘当年曾问及，穉荃先生的回答是：“黄晦闻（后改名节）先生。”她晚年向我解释，其导师为北方学者、北师大高步瀛，向北大黄节请教更多。高步瀛也是一大名家，所著《汉魏六朝文选》、《唐宋文举要》诸书曾多次重印，流布甚广。有学者将穉荃先生称为“黄季刚（名侃）的学生”，但黄侃不是其研究院导师，她只是不时向黄侃讨教。二是穉荃先生曾任立法委员，解放之初是怎么过关的？据长辈告知，她当时在重庆，已被列入拘捕名单。重庆市军管会负责人、后来曾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是穉荃先生读成都高师时的同年级同学，知道她无任何劣迹，且颇有才华，将其从名单中勾去，稍后又安排为市政协委员。

黄穉荃先生青年时代

至于少荃先生，听长辈说，有个绰号叫“不堪回首”。她风度非凡，身材修长，喜着旗袍，很吸引眼球，可惜儿时曾患天花，面部留下微痕。少荃先生就读于中央大学研究院，师从缪凤林教授，后到内迁成都华西坝的齐鲁大学跟随钱穆先生钻研先秦史。穉荃先生说“钱先生对少荃甚重视”[黄穉荃：《悼两妹》，《杜邻存稿》第 255页]，有钱老《师友杂忆》可证。钱老夸奖道：“以一女性而擅于考据，益喜其难得。”并称其善烹调，能饮酒，“可独自尽一瓶”。由《师友杂忆》可知，少荃先生著有《战国编年》一书，其“楚国一编凡八卷”，此书已散失。钱老后来重印其《先秦诸子系年》时，“增入少荃语数条”[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第222页]。据我的中学历史老师、80年代曾任四川师大历史系主任的徐溥教授回忆，钱老抗战期间在成都时，有所谓“金童玉女”，“金童”即金宝祥先生，“玉女”为少荃先生。金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我曾向其询问此事，答案是没有这回事。金先生说，钱老是他上北大历史系时的老师，后来又在川大同事，但接触很少。

少荃先生研究院毕业后任教于华西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奉调四川师院，当时校址在南充。与留美农学博士、遂宁杨允奎在南充成亲后，于1955年到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杨先为二级，后升一级教授，曾任四川省农业厅长兼农科院长，并兼任四川农学院院长，“文革”中曾住“牛棚”，1970年病逝。

筱荃先生的生平，有关记载较少。她1928年考入成都大学英语系，后并入四川大学。1932年毕业后，在成都任中学英语教师，许配富顺王乃雍。王毕业于中央大学，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先后出任陕西山阳、四川荣昌县长，将到而立之年即病逝。筱荃先生曾任江安女中校长，按照当时规定，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兼任区分部主任。这便是她“文革”中被关进“牛棚”的缘故。筱荃先生精于岐黄之学，一是出自家传，其母亲及舅家樊氏有通晓医书的传统，二是久病成良医。共和国建立后，被四川大学校长周太玄聘为校医，后在成都工学院校医院任中医师。“三黄”身高均在1米65左右，筱荃稍低。穉荃是小脚，行走艰难；筱荃是天足，行动自如。筱荃相貌不在穉荃之下。她能文善诗，但留下作品极少。幸存者有《奉题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并请教正》七绝四首，其一为：“说法分明早现身，最荒唐处最酸辛。纷纷索隐皆余子，省识庐山未有人。”堪称佳作，博得周汝昌好评。

黄先生早年全家照

三、沾亲带故

民国时期，识字率低，读书人少。江安知识界往往非亲即故、不时过从，仅有远近、深浅、多少之分，是一张不大不小的关系网。穉荃先生同我讲到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形，可举两例。

其一，与周传儒的往还。80年代初，八十高龄的周传儒从沈阳到成都，直奔他的清华研究院同窗好友徐中舒先生家中小住。其间，曾造访穉荃先生，进门便以黄三孃相称，并以其刚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论文《论＜兰亭序＞的真实性兼及书法发展方向问题》抽印本相赠。穉荃先生连忙叫他周八哥，与我母亲对周传儒的称呼相同。看来黄、周两家不止一层亲戚关系，辈份计算方法在两种以上。穉荃先生为人方正，不屑奉迎，她作为书法大家，一看题目就当面直言：“你懂什么书法。”可见他们从前来往很多，相当熟悉。穉荃先生告诉我，读后方知，确有新意。数年后，周传儒去世，其后人将其骨灰送回江安西门外七里半故里安葬，路过成都，请穉荃先生题写墓碑，她慨然应允。

其二，与朱山父子的关系。如今说到朱山，只怕知之者甚少。说到朱山的外孙武汉大学历史系朱雷教授，治中国古代史者几乎尽人皆知。往昔在蜀中，辛亥英烈、《蜀报》主笔朱山及其养父文坛怪杰朱青长是大名人。穉荃先生说：在成都高师，朱青长是受业师；“论亲戚，我叫他姨丈。”所谓姨丈者，母亲的姐妹夫也，俗称姨父。抗日战争时期，朱青长一行曾在其大邑县鹤鸣镇家中寄居达两年之久。朱山“才华天纵，为革命壮烈牺牲”，竟遭到误解乃至诬蔑。穉荃先生愤然写下《朱山事迹》一文为其辩诬，称颂朱山“投身民主革命的行列”，“是其中最壮烈的先行者之一”。至于前引周传儒提到的冯若飞，解放后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穉荃先生说，和她系表亲，为同辈。黄家与傅增湘家族有转弯抹角的“间接姻亲关系”。1931年旧历九月十三，傅增湘六十大寿，江安同乡齐聚石老娘胡同七号傅宅祝寿，正在北平读书的穉荃先生以及我父亲等均应邀前往，出席者还有驻守喜峰口一带、在29军中任团长的杨文泉。杨系黄埔二期生，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由旅长而师长，后升任整编第72师中将师长，1947年在泰安被俘。

黄家与我家是什么关系？我起初不知其详。80年代中，四川大学研究宋史的唐光沛老师约我参与他的硕士生毕业答辩。唐老师对我说，听少荃先生讲，你同她沾亲带故，有瓜葛亲。一次，我去枣子巷寓所拜望穉荃先生，随便询问。她对“瓜葛亲”三字颇为不满，称少荃当时年纪小，不知情。穉荃先生向我解释道，她称我祖父为三老表，原因是她祖母姓刘，我祖父的母亲也姓刘，黄刘氏与张刘氏是至亲骨肉、姑姪关系，黄刘氏为姑，张刘氏为姪。因此，我父亲虽然比少荃先生大六岁，仍以黄七孃相称。我们兄妹称“三黄”分别为三、五、七姑婆。我下次再到枣子巷，穉荃先生说，上次我走后，她脑海里像放电影一样，播放着我们两家的过从往还，一幕又一幕。她一桩桩慢慢道来，旁听者有川大图书馆张老师（仿佛是位宋版古籍研究者）。诸如：那年我祖父在万县做事，祖母在成都灯笼街去世，丧事全由她父亲操办；我父母早婚，她参加婚礼，亲眼看到两个小娃儿拜堂；某年暑期她在成都放假回江安，搭乘的是我家包的木船，从合江亭经乐山、宜宾一直坐到江安龙门口，我祖父一路骂我父亲；……颇具故事性。

黄穉荃先生晚年

四、“幺二三四五”

我父亲认为，称黄、张两家为瓜葛亲，并无大错，但两家世谊关系超过亲戚关系。穉荃先生的父亲叫黄沐衡字荃斋（1876-1944），1998年版《江安县志·黄沐衡传》由她亲笔撰写，开头就说：“幼从北乡增生张世禄学。”同书《张乃赓传》称：“父世禄，前清增生，是北乡的著名塾师。”张世禄字列卿是我的曾祖父，张乃赓名宗高（1888-1950）是我的祖父。《黄沐衡传》又说：“沐衡与其业师张世禄之子张乃赓交好。”穉荃先生对我说，我祖父称其父为四表叔或四老辈，两人是所见略同、齐心合力的好友。

旧时代，各地都有所谓“护官符”。按照当时人的说法，江安的“护官符”是 “幺、二、三、四、五”，即袁幺爷（只知其原籍为长宁）、赵二爷（子超，北洋政府时期国会议员，原籍古宋，后并入兴文）、张三爷（乃赓）、黄四爷（荃斋）、冯五爷（雪岷，冯若飞的叔父）。“五老”之说不一定很确切，据说“幺、二”二老实际作用不大，而“三黄”的父亲黄四爷荃斋则名望高、影响大。他以道德文章享誉当地，并任省参议会议员，姻亲大邑冷氏又是川康地区有名的官宦之家。与黄四爷不同，我祖父张三爷乃赓系行伍出身，因北洋政府时期曾在川军中任少将旅长，省内人脉广，在家乡颇有号召力。黄、张两人，一文一武，配合默契。张任县参议长由黄推荐。

《江安县志·黄沐衡传》称：“沐衡以张乃赓开明任事，力荐张乃赓作县参议会议长，并以多做公益事相勉。如以馀款项为中学设奖学金，即黄所主张而张通过县参议会以实现者。”同书《张乃赓传》列举了他在县参议长任上“为人民做的一些好事”。抗战期间国立剧专迁江安由 “五老”协力促成。剧专校长俞上沅的亲戚冯若飞牵线，张乃赓奔波操办。有人反对剧专入住文庙，黄荃斋出面说服。穉荃先生记述道：“国立戏剧专门学校将迁来江安，校址定在文庙，县中老先生有反对者。父亲曰：‘孔子严夷夏之防，孔子圣之时者，孔子若处此抗日战争时期，定当自动让出文庙。’于是全体欢笑无异议。”黄、冯、张三大家族和衷共济，互为奥援，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民国时代的江安基层社会或可作为认知明清士绅社会乃至宋代士大夫社会的参照系，不同的是具有某些近代性。离题远了，此处不多说。

五、承蒙关照

对于黄家三位姑婆，儿时只知其名，并无实感。有机会见到她们是在1955年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们兄妹跟随父母从雅安搬迁成都之后。在我的记忆中，见到黄五姑婆筱荃先生仅有一次。我家迁到成都不久，她提着一大摞精美糖果到狮子巷来看我们兄妹。我的印象是这位姑婆既苏气又热情。会到三姑婆穉荃先生、七姑婆少荃先生的次数则不少，她们对我的关照与帮助也多。

穉荃先生对我父亲就多有关照。家父张安国（1913-2001）号定民，化名祯祥，系中共地下党员。40年代中穉荃先生丈夫冷融的兄长冷寅东在宜宾专员任上，上方令其拘捕家父。冷寅东通过黄家向我祖父通风报信，家父赓即远走西昌避难。1949年夏，我父亲奉川东特委之命，前往雅安做刘文辉的策反工作，路经成都，形势十分紧张。家父灵机一动，投宿黄瓦街穉荃先生府上，穉荃先生予以庇护。当时冷寅东正担任成都市长，住冷家很安全。穉荃先生说，来了客人添双筷子加个碗就是，一点也不费事。穉荃先生任国史馆纂修期间，我二叔张安汶正在南京工作，两人来往颇多。二叔恭请穉荃先生为我祖父题写墓碑，穉荃先生不日即完成，其书法之精美令人叫绝。因当时家乡刻工水平有限，刻在石碑上有些走样。

拙著《宋代婚姻与社会》将出版，二叔又出面请穉荃先生题写书名。她是位严肃的学者，怀疑宋代婚姻难出新意。我奉上书稿请教，穉荃先生过目后才说写出了些特色，于是欣然挥毫泼墨。写了隶书与行书两种，每种都一写再写，供出版社选用。穉荃先生后来还为我写了一副对联：“文发春华，学徴秋实；才横东箭，器重南金。”勉励之情见诸笔端。一次，我冒然询问穉荃先生：“你老人家是国民党员吧？”她说：“非也，无党派。”我起初感到奇怪，后来觉得并非不可理解。如人们以为我祖父一定是国民党员，其实他只是1908年在成都读玉龙中学时曾参加同盟会，从未加入国民党。她反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吧？”我回答道：“同你老人家一样。”她有些惊讶。或许因为我们都具有“统战人士”的相同身份，穉荃先生晚年同我摆谈较多，还专门请我吃江安菜豆花。我被安排为省政协委员，是穉荃先生最先告诉我的。1993年放寒假时，穉荃先生病危，我闻讯前往省医院探望。病房门上写着“谢绝探视”，我违命闯了进去，不一会她开始说话了。穉荃先生说，她昏迷已两天，我来了，才苏醒。接着便问我：“你不是在开省政协全委会吗？”我以没有相答。她说新一届省政协委员的最后名单上有我，讨论时她发言说了些赞许的话。第二天学校才通知我去报到，会议已经开了四天。穉荃先生不久即仙逝。

《宋代婚姻与社会》书名由黄穉荃先生题写。

1957年秋，我刚到兰州大学历史系读书，就听系主任李天祜教授说，为增强师资力量，经高教部特许，已从山东大学调来赵俪生先生，四川大学黄少荃先生也将到任，他们都是学术造诣高、精力正旺盛的中年学者。后来少荃先生向我证实，兰大拟调，确有其事，她既要服侍老母，又要照料丈夫，实难离开成都。我初次见到少荃先生，是1962年暑期我在西北师大读研究生时，家父带我前去川大铮园请教少荃先生。少荃先生不久又带我去水井街拜望蒙文通老先生，此事我在《蒙老叫我读＜文鉴＞》一文中有记述。1965年8月，少荃先生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读到我的习作，曾来信鼓励。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借阅甘肃地方志。少荃先生研究清代西北回民问题，需要查阅多种甘肃地方志，当时只有线装本且不易找到，由我一部一部陆续从甘肃省图书馆借出，航寄给她，她半月后即按期航寄归还。少荃先生做学问之认真、勤奋、辛劳，可见一斑。少荃先生的学生缪文远教授当年发现少荃先生居然有甘肃省图珍藏古籍可读，心里感到奇怪，同我相识之后才知由我代为借阅。二是同赵俪生先生的交往。少荃先生与赵先生年纪相若，又都是顾炎武研究者，相知而不相识。少荃先生《顾炎武的抗清活动》一文刻印本通过我转交赵先生，赵先生《顾炎武＜日知录＞研究》一文打印本又交我转赠少荃先生，他们二人始终未曾谋面。1972年，赵先生路过成都，先拜访徐中舒先生，还打算看望少荃先生。徐老“惨然地说，不久前她刚刚悬梁自尽，你已见不到这个人了”。2002年夏在兰州开宋史年会，我陪同黄宽重、张元两教授去拜望赵俪生先生。赵先生说到少荃先生的冤死，深以为憾，并向我大力推荐刊载于《学林往事》上的袁庭栋教授所著《怀念先师黄少荃先生》一文。我1980年从西藏内调成都后，时常想到少荃先生。如果她还健在，欣逢改革开放，一定著作等身，而我也一定能受到更多的教益。谨以此短文缅怀黄家三位姑婆。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陈鹤博士对本文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