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王振忠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本文根据王振忠教授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一、徽州村落地名的故事

1.绩溪中王村

“中王”的涵义：A、胡姓主张: 宋代胡延政被封为“中王”，立“中王庙”，故名；B、王姓主张: 村中住有王姓，故名。C、绩溪县地名办公室编《安徽省绩溪县地名录》：“……宋代中王胡延政迁绩，初居此村，后人取村名为中王。俗又呼此村为“中央”，系“中王”之谐变，亦兼取座落在湖里与周坑两村中间之意……”

纠纷的重点在于村落的名字，“中王”究竟是什么意思。由于在这个中王庙之前有胡姓的祖墓，距离庙门只有二十余丈。胡姓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唐代的宗室。根据徽州的传说，明经胡氏是假胡，是李改胡，也就是他们原来并不姓胡，而是皇室的后裔，在唐末，皇帝的一个太子逃到徽州，因怕五代梁太祖朱温的迫害，故改姓胡氏，历代繁衍，便成了徽州的明经胡氏。

到了宋代，有个叫胡延政的人被封为“中王”，他死后，后人就立中王庙纪念他。所以“中王”是胡延政的封号，并不是普通的地名，胡氏以此主张自己在中王庙的产权。而王氏则认为中王庙的得名，是因为村子里面住着王姓，所以叫中王村，中王庙也就因中王村而得名，它与胡氏根本没有关系。

2.歙县承狮村

歙县北乡有个地名叫承狮，村里住着程、郑、范三大主姓。传说程姓最先定居于此，以村庄形状像是一头狮子，所以将村子命名为“程狮”。后来，其他的姓氏陆续迁入，大概在清代，形成了三大主姓分居的格局。此后，各姓按在村子中所住的位置，各自拟定了村落的名称。程姓居住在狮子的头部，取姓程的“程”字的左半边，叫“呈狮”；郑姓居于村中的中部，也就相当于是狮子的肚子部分，所以取名为“承狮”，因为郑姓认为，“承”字中间的三横位于整个字的中间，组成了变体的“王”字，符合狮子为百兽之王的意思；范姓居于狮子尾巴的位置，取名为“乘狮”，这是因为“乘”字的下端是个变体的“小”字，形似狮子的尾巴。此后，三个族姓对于自己家中的农具和日常生活的用具，以及对外的书信函札等，都各写各的村名，从来不会混淆。因此，人们只要看到哪种写法，就知道这是这个村子里哪个姓氏的东西。

•程狮→呈狮（程），狮形村子头部。

• 承狮（郑），狮形村子中部。

• 乘狮（范），狮形村子尾部。

承狮地名的例子，是由单姓村演变而为多姓村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个村落最早的定居者是程姓，他们将村落名称定名为“程狮”。一般说来，这是比较原始的一类地名。“狮”是定居者对村落形状的客观描述，民间有狮形、虎形等的称呼，这与传统时代的风水观念有关。“程”是姓氏，表明他们是最早的定居者。从地名的发育形态来说，程狮的地名非常原始，这与中国各地的王家村、李家店那样的地名并没有什么两样。后来，随着其他姓氏的迁入，程姓无法占据主导地位，村落的地名只能发生变化，所以将“程”字去掉禾字旁，改变成“呈”字，这种演变，在徽州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3.徽州程姓村名的雅化通例:

程田→呈田；

大程（村）→大呈；

上程（村）→上呈；

程村降→呈村降（“降”即冈，此地名用词从南宋一直沿用至当代）；

程狮——呈狮——承狮、乘狮。

地图范例：

所谓雅化，是地名学上反映地名变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由“鄙野”、粗俗的地名转化而为“文雅”的地名。

一般说来，地名的雅化过程，伴随着地名的出现就已经开始。在人们入居一地之初，对于定居点地名的命名，大概冠以定居者的姓氏最为便当，这就是王家村、李家店之类的地名最为普遍的原因所在。对于定居点周围地名的命名，人们也会根据当地的自然形态、动植物的特征加以命名，这种情况也相当常见。前一类地名（也就是姓氏地名）在住民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往往能得到长期的沿袭。而后一类较为原始的自然形态、动植物地名，则随着人们对于周围环境的逐渐熟悉，渐次成为雅化的对象，这大概是地名演变的一个基本规律。

就目前所见，徽州地名的改变和雅化，有的可能早在宋代就已发生。因为徽州的现有文献除了少量零星的资料外，主要开始于宋代。在南宋的徽州契约文书中，我们能看到有些地名用语，一直沿用到明清时代乃至当代。

从徽州现存最早的府级方志———南宋的《淳熙新安志》中，我们看到有一处地名叫“琶村”。根据其他地名的旁证，琶村最早应当是叫巴村，是与南朝以来巴氏先民在徽州的活动有关，后来因为巴姓的衰落，其他姓氏的迁入，在“巴”字之上加了两个王字，成为琵琶的琶字，雅化而为琶村。这可能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一个地名雅化的例子。

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前期，徽州村落发生的变化：1、村落数量大为增加；2、村落地名的雅化现象大批出现。地名雅化有两个特征：1、以“川”字作为雅化地名的用词；2、谐音处理。用“川”字作为雅化地名的用词，在徽州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共有75例，约占总数274例将近三分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川”字的涵义，不仅适合皖南低山丘陵的地貌特征，而且还与“川”字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意蕴有关。因为在汉语的字义中，“川”字有几种涵义，大都具有吉祥的意蕴，并与文学、哲学上的某种意境相关联，所以成为徽州人喜欢选择的字眼。“川”字作为雅化地名用词，在徽州一府六县相当普遍，著名的例子如绩溪坑口——龙川。

释“川”:

A.川=河流。看到“川”字，熟悉传统典籍的人便会想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会想到“川流不息”、“百川归海”这样的成语，想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联想到财富的流动、光阴的流逝，以及层见叠出、盛行不衰的喻意。

B.川=平川、原野。看到这个“川”字，熟悉古典文学的人脑海中就油然而现一些著名的诗句。比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又比如：“一川桑柘好残阳”。平川广野，总是与美丽、伤感的自然风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C.川=道路，引申为旅途。“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显然，“川”与惆怅、离别的情绪也密切相关。

徽州地名的命名，以姓氏冠名的方式最为常见，如王村、许村之类的地名。在这种情况下，地名也就成了族姓的符号。而随着村落住民成份的改变，地名也会有所改变。也就是说，从单姓村变为多姓村或杂姓村，村名往往会发生变化，这在徽州极为普遍。

例：周漆吴茶潘酱园；多姓村变为单姓村：溪塝头——周邦头

姓氏地名改名及雅化的几种类型：

（一）利用谐音雅化（程狮→呈狮、承狮、乘狮；章祁→瞻淇；黄墩→篁墩）；

（二）通过增减笔划、修改局部加以雅化（1、在原地名上增加笔划：巴→芭、琶巴家坦：因巴姓始居得名，后巴姓衰落，改名芭蕉坦。巴坑，后改名琶坑。2、在原地名上减少笔划：程→呈 3、对原地名局部修改：颍→颖颍川：原为汪氏聚居，因汪氏祖先曾封颍川侯，后他姓迁入，改名颖川。）

图示：（徽杭高速公路沿线风景）

二、“瞻彼淇奥”：从章祁到瞻淇

瞻淇是徽州歙县南乡的一个古村落，现位于徽杭高速公路沿线。在历史上，这一带最早是叫“章祁”，原住民为章氏。后来汪姓迁入，凭藉着徽州首屈一指的强宗地位，逐渐喧宾夺主，将章氏朝边缘排斥，将村名改为“瞻淇”，该地名源自《诗经·卫风·淇奥》中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的诗句。从章祁到瞻淇，表面上是一种诗意的雅化，但在实际上，此一地名变化的背后，却反映了颇为激烈的族姓纷争。

图示：（吴日新《囗囗古讼》：反映汪、章纷争的诉讼案卷）

抄本内容是有关章祁村中汪姓和章姓打官司，它明显是站在大姓汪氏的立场上编纂的。在这册抄本中，汪姓指责他们眼中的“逆仆”章氏，“逆仆叛主，歃血建祠，持刀凶弑，跳梁异变”，意思是章氏不甘继续受汪姓的奴役，企图摆脱主家的控制，以歃血结盟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建立祠堂，并与汪姓发生械斗。

“逆”就是叛逆、叛变的意思，仆是指仆人、世仆。在明清时代的徽州，存在着一种佃仆制度。有人因经济原因卖身为仆，在大姓家中服役，这是个体的“佃仆”。还有的是一个小姓家族，整个小姓家族为周围的另一个大姓家族服役，这也就是所谓的“世仆”。无论是个体的“佃仆”，还是以群体出现的“世仆”，他们在经济上都严重依赖于主家或大姓，主家或大姓往往会将房子、坟山等提供给他们，让这些佃仆、世仆或小姓居住和埋葬，并且，还会让他们与周围的奴婢婚配。

在这段反驳中，章氏自叙了家族的来历以及他们定居章祈的过程。其中提到，章氏原系簪缨望族，后因身丁式微，汪姓蕃衍，故此在章祈村中强弱异势，章姓一向备受汪姓欺负。现在因为重新编造门牌而引发纠纷，章氏希望自立五甲四牌，单独编立，以免受汪氏掣肘。他们的申诉重点是“章祁原属章姓”，汪氏是“反主为客”。

抄本中随后又抄录了汪氏的呈词，其中，还是反复强调章氏是汪族的世仆，指出他们“生居主屋、死埋主山、婚配主婢”，是不折不扣的世仆。

对于汪氏的说法，章氏再次反驳说，汪氏的指责纯属“诬良作贱”，章氏认为，章祁一名源于章氏，章氏迁居在先，汪氏徙居于后。章氏在唐代有孝女二人，宋朝则有人官居相位，根本不存在受汪族犒赏、为其驱役之事，也没有住屋、葬山情事，声称自己所居、所葬均系祖业，现有输粮税册可作凭证。尤其是章姓所有的安宁祖社由来已久，目前只是重修，并非凭空起造。

而在章氏衰微的同时，迁居章祁的汪姓则迅速壮大。在徽州，民间素有“十姓九汪”的说法，特别是到了清代，章祁汪氏的实力更加强大。他们声称自己才是章祁一带的原住民，而章姓则是他们的世仆（佃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汪姓煞费苦心地伪造族谱，编造祖先系谱，将章祁改名瞻淇。

从徽州的历史文献来看，迁居章祈的汪氏是六十八世的汪浚。对此，乾隆元年（1736年）汪忠暠抄录的《汪氏族谱》抄本记载：

六十八世浚公（迁歙南岐山始祖也。旧鄣祁，再名曰瞻淇，因遂家焉，诰赠承务郎。

公讳浚，字仲深，又字惟深，别号岐山，德泽公长子也，居凤凰，因父母早丧，公将父母合葬于住基之上，田产留彼标祀，令仆人叶荣、叶三等看守坟墓，子孙服役，至今不替。公于宋理宗时迁鄣，是为鄣祁始祖。生淳熙甲午，殁宝祐甲寅……

古公亶父迁居岐山，是公刘举族迁豳后的又一次重要的迁徙。经过这次迁徙之后，这一支“西土之人”被正式命名为“周”，诗经中《绵》的首章，就是在叙说周的王迹实际上是奠基于古公亶父。汪忠暠说始迁祖汪浚别号“岐山”，也就是说章祁汪氏始自六十八世汪浚，瞻淇的地名也就与汪浚有关。

图示：（从章祁到瞻淇：地名的雅化及其社会内涵）

有理由相信，所谓汪俊别号岐山，完全是汪忠暠等人编造出来的。因为在其他正式刊行的汪氏家谱中，章祁并未被称作“岐山”，而汪浚也从来没有过“岐山”这样的别号。汪忠暠等人之所以编造出这样的祖先系谱，完全是为了回答雍正年间那场诉讼中最为根本的问题——谁才是章祁最早的原住民？

具体说来，在对祖先事迹的追溯中，汪氏刻意将“章祁”改作“鄣祁”（简称作“鄣”），以掩饰“瞻淇”源自“章祁”的痕迹。将章的右边加上一个耳朵旁，改成“鄣”字，其实这也是地名雅化的一个特点，因住民发生变化而在原地名中增加笔划。但这么一改，却有深意存焉。这一切，无疑都是在改造章祁住民历史，奠定汪氏在章祁的地位。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章祁一地，至迟自唐代以来便为章氏世居。但到了清代前期，章祁村内族姓杂处，除了汪氏外，还有江姓、洪姓、曹姓和项姓等，其中以汪氏最具势力。章氏的部分成员可能因经济上的困境，为汪氏所驱使，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汪氏的世仆。

图示：（瞻淇民居）

吴日新《囗囗古讼》这一诉讼案卷，反映的年代是在清雍正年间（18世纪前期），当时，正值雍正皇帝出于恻隐之心，下达开豁贱民诏旨的时代。

在明清时代，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一个贱民阶层。这些贱民中，最为著名的有福建、广东的疍民（水上居民），浙江绍兴一带的堕民，山西和陕西的乐户，以及安徽徽州府和宁国府的世仆。这些人世代相承，不能科举考试，也不能做官。到了雍正初年，雍正皇帝决定开豁这些贱民，让他们成为良民，这是世宗的“德政”之一。当然，这一政策在推行过程中，遭遇到了相当多的困难。也就是如何界定贱民，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关于开豁贱民，清朝政府曾先后提出几个条例，目的是为了区分世仆与佃仆，并将佃仆开豁为良。第一个条例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其立意是将皖南佃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同世仆（即奴婢）；另一部分“文契无存，不受豢养”的同凡人。此后，雍正十年（1732年）定有补充条例，力图通过将大户、小户之间的关系改变为主佃关系、房东房客关系来解决皖南佃仆问题。第三个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安徽按察使日景善的新建议，该建议提出——判断世仆与佃仆的标准之一“有无文契”之“文契”，必须是卖身文契。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定例，则明确肯定葬山、佃田、住屋不再作为世仆的标志。道光五年（1825年）提出以“常川”服役为主仆名分的重要标志。这几个条例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反映了官府有司为区分良贱而逐渐探讨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良贱之间的区别其实颇为模糊，端赖于官方和民间各色人等的不同理解及相关的形势。

在这种背景下，地域社会中的人们利用这种模糊的区别，纷纷出而追求己方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一些见多识广的徽州世仆和佃仆奋起反抗，藉此机会拼死一搏，这就是一些大户眼中的“脱壳”或“跳梁”；而在另一方面，大姓出于维护既得利益，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他们急不可耐地界定那些实际上没有明确主仆关系的族姓身份，这也就是一些小姓指责的“诬良为贱”，从而激化了徽州族姓、主仆之间的纷争，引发了诸多诉讼案件。

这些纷争投射到地名上，就表现为类似于歙县“瞻淇”这样地名的出现。从章祁到瞻淇，这一地名的改动，反映的是围绕着雍正以后开豁贱民的谕旨展开的族姓纷争。所以说，从“章祁”到“瞻淇”，这一地名的嬗变，表面上是一种诗意的雅化，但在实际上，同音文字巧妙置换的背后，却隐藏着激烈的族姓纷争。从“章祁”到“瞻淇”，不仅反映了国家政策推行于地方并逐渐展开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而且，地名的诗意升华，掩盖了地域社会中宗族激烈纷争的痕迹。因此，透过对雅化地名的探析，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

图示：（《家乘至宝》：正在编造的瞻淇汪氏族谱抄本）

三、程黄争墩

篁墩现在属于黄山市徽州区，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从其东南面流过，芜湖到屯溪的公路（也就是芜屯公路）经过这里，而从安徽到江西的皖赣铁路也穿越该处。徽州篁墩有多重意义：1、移民史：族谱多提到篁墩；2、民间信仰：宗教科仪《篁墩疏》，徽州的泰山；3、士大夫文化：程朱阙里之所在；4、宗族社会：程、黄祖居所在。

关于“篁墩”这一地名，明清以来长期存在着纠纷。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作有《篁墩书舍记》指出：黄墩的黄字，本来应当是“篁”字，因为当地多产竹子，所以称为篁墩。到唐代黄巢之乱时，到处杀戮。但他因为黄与自己是同姓，所以凡是碰到地名中带“黄”字的地方，就绝对不去侵犯。有鉴于此，程氏就将“篁”字改名为黄，以避免遭受祸害，久而久之，篁墩也就变成了黄墩。他认为，现在应当是拨乱反正的时候了，所以自己在旧宅上写了“篁墩”二个大字，让后人知道从他开始，篁墩已恢复了旧名。

图示：（篁墩程氏世忠祠账册）

程敏政的个人文集叫《篁墩集》，在这部集子里，收录了《篁墩十二咏》诗，不遗余力地渲染和美化程氏先人的遗迹。程敏政还编纂有弘治《休宁县志》，在该书的卷36，不仅收录了他本人的《篁墩十二咏》，而且还录有国内其他名人相关的诗文。由于翰林学士程敏政的地位，再加上他的刻意造势,“篁墩”一说的影响极大。在这里，“黄墩”还是“篁墩”，被上升到名教的高度，将“黄墩”改易为“篁墩”，更被涂饰成“除羞涤耻”、关乎大义的一种举措，于是，家族的私利，为士大夫冠冕堂皇的光环所笼罩。

而在实际上，“黄墩旧名篁墩”的说法，完全是程敏政的编造，这与当时徽州巨姓大族的心态息息相关。就程姓而言，篁墩是其先祖的圣地，篁墩附近有程氏家族的诸多家族设施，至迟至南宋时期，黄墩一带就有祭祀程姓祖先程灵洗的一些设施。特别是世忠庙，后来转化为统宗祠。对于如此重要、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自然不能冠以他族之姓——这应当就是程敏政殚思竭虑杜撰出一个地名故事的重要背景。

其实，早在程敏政四处活动散布舆论之际，就有人表示不以为然。对于这种“篁墩产竹，假黄免难”的故事，徽州歙县黄氏严词批驳，清代前期歙县潭渡人黄琯专门写了两篇《篁墩辩》，批评程敏政“考之不审，轻于为说”，也就是胡说八道。他指出，黄墩的来历，是因为东晋时黄氏的祖先担任新安太守，后裔定居于此，将本名姚家墩的地方改名为黄墩，这与唐代的黄巢起义完全没有关系。程敏政关于易“篁”为“黄”以免寇难的说法，既不见于方志，又不载于家谱，仅仅得之传闻，这只能说是真正的齐东野语。因此，黄琯认为，程敏政虽然写了《篁墩书舍记》，但却改变不了黄墩之为黄姓祖先迁居之地的事实。

关于程、黄争墩，争论了很长时期，晚清时期，歙县潭渡人黄崇惺的《徽州府志辨正》以及清末民国时期许承尧在《歙事闲谭》中也都有涉及。他们都一致认为，程敏政的说法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对于黄氏等人的驳斥，我们始终并未见到程姓的辩解或不同意见。

四、小结

地名折射了区域社会的历史记忆，它不仅具有地理方面的指标意义，而且还蕴涵着人群、商业、族姓冲突、民间信仰以及国家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内涵。透过对历史地名变迁轨迹的追溯，可以揭示一地的社会地理背景，从中看出各色人群对历史记忆的选择。从章祁到瞻淇和“程黄争墩”，实际上是宗族社会背景下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名变迁：前者是在族姓双方势力悬殊的背景下产生的，实力雄厚的一方完全压倒了另一方，弱者的历史记忆几乎被完全抹去，雅化地名得以确立；而后者则是在族姓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产生的，双方分别创造出有利于己方的地名故事，并将这种故事代代相传，形成一种历史记忆，各说各话，以争夺在地域社会中的主导权。

历史地名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地名的研究，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地理学分类，而应对地名变迁的历史轨迹，做出尽可能细致的分析。在这方面，尤其应当重视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

注：王振忠先生又有《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一文，原文载于：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03期

黄忠鑫老师的点评语：

个人以为，王老师今天的报告是他近年来在历史地理学领域的一项标志性研究成果。王老师运用大量民间文献，对历史地理等若干问题进行探究，尤其注重社会人群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在徽州地域社会中，无论是名族网络的结成，还是望族与佃仆的对抗，都对地名演变（更名、雅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势力的此消彼长，往往制造出新的雅化地名；双方或多方力量旗鼓相当，则各有地名表达。这一发现，深化了地名学的研究，不只是简单的划分地名类型，而是在统计基础上，结合丰富生动的故事展开的，其点面结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同时，在聆听演讲的过程中，我还联想到社会人群的身份标签是不断流动的：一者当这些人群离开乡土社会，来到城镇之中从事商业，对于当地人，未必介意他们是望族还是佃仆，而是给他们安上“徽商”这样的身份标签。而这些徽商在江南乃至更大地域范围，制造了“无徽不成镇”的地理景观。二者，徽州地域社会中的名族和佃仆，也与宗族化的进程有关联。未能及时形成宗族组织的人群，往往会被贬斥为小姓、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