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晚清以降，国外官方和民间机构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进行名目繁多的实地调查和情报收集，由此产生出大量有关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状况的多语种外文调查文献。其中，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系列调查，持续时间长，涵盖空间广，涉及内容多，形成了卷帙浩繁的日文原始档案、结集期刊和专题著作。惜乎迄今为止，这批珍贵的海外中国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 对其进行系统的数字化整理，不仅可以充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宝库，也能强化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和海上交通史等领域研究的广度、深度和精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资料整理; 数字化; 海外中国文献; 日本; 近代

作者简介: 樊如森，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和海洋史研究; 路伟东，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和数字人文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阪产业部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 18ZDA188) 和用友基金会第三届“商的长城”重点项目“日本大阪府立贸易馆近代中国商贸调查数据整理与研究”( 项目编号: 2019－Z04) 的阶段性成果。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被迫通过开埠通商等方式被动卷入世界市场一体化的浪潮。由此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历经百年探索最终完成 U 型反转，步入了自主发展对外贸易的良性轨道。进入新时代，国家又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经济推进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全面把握近代以来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曲折发展历程，厘清并夯实“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基础，就要具备全球化的学术视角和数据支撑。基于此，系统整理近代以来外国政府和民间机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状况的多语种外文调查文献，特别是独立存放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中国主体内涵的外文调查文献，即本文所说的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成为中外学者近年来非常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学界有关近代海外中国文献的整理现状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市场占有份额的不断攀升，西方列强尤其是一直觊觎中国广阔领土和市场的日本和俄国，纷纷组派各类公、私情报机构，调查和搜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对外贸易状况，由此产生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外文调查文献。从其主要收藏机构和最终存放地点来看，这些资料又可区分为中国国内的外文调查文献和海外的外文调查文献两个大类。

前者即主体部分最终存放于中国国内的外文调查文献，如英国人掌控下的中国旧海关贸易统计、列强各国在中国通商口岸的领事报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军事机构关东宪兵队调查、日本在华殖民投资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日本在华殖民文化机构“东亚同文书院”旅行报告、日本在华北的殖民军事机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日本东亚研究所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等。这些反映近代中国不同社会面相的多语种外文文献，均采用外国人看中国的另类考察视角，从内容到形式，都迥别于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中文乡土文献，史料价值弥足珍贵。故而激发起学界近年来日趋高涨的文献发掘热情，产生了不少系列性的外文史料整理成果，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整理影印的《中国旧海关史料( 1859—1948) 》170 册，吉林省档案馆编辑影印的《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84 册，黑龙江省档案馆编辑影印的《满铁调查报告》198 册，国家图书馆、冯天瑜主编影印的《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 册和《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250 册，广东省档案馆编译的《近代广东海关档案·粤海关情报卷·民国广州要闻录》20 册，海关总署办公厅和中国海关学会编辑影印的《海关总署档案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 1860—1949) 》52 册，周建波主编的《东亚同文书院对华经济调查资料选译( 金融卷，1927—1943) 》等。

后者即主体部分最终存放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文调查文献，即本文所说的近代海外中国文献，如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尼·柳比莫夫中国塔城和伊宁地区俄文考察报告、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英文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分散于日本各地的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日文调查资料等。它们与存放在中国国内的外文调查文献相比，持续时间更长，覆盖空间更广，涉及领域更多，包涵内容更全，学术价值更大。其中，哈佛图书馆藏英文未刊中国旧海关出版物，经吴松弟教授团队整理后影印出版，共 283 册。类别包括贸易统计月报、季报、年报、杂报等，在中国近代海关制度、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不过，由于中国近代海关主要由英美职员管理，核心职能为征收关税，因而文本数量虽大，数据表征却相对单一，所涉内容主要聚焦于对欧美市场的贸易统计; 以致中国各口岸进出港船舶统计和各年份商品进出口数值，均以“外洋”或“某国”统称，缺乏中国商品关联的海外细分市场的具体数据。所以，仅靠此类英文史料，尚难具体把握近代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国际细分市场的参与程度，以及海外市场波动对中国各地外向型经济的具体影响，特别是近代以来“海上丝路”沿线地区与中国互动贸易的历史地理渊源。

因此，更广泛地搜集、整理那些流布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或者本来就产生于海外的有关中国主体内涵的多语种外文调查文献，即本文所说的海外中国文献，依然任重而道远。本文以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阪产业部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用友基金会重点项目“日本大阪府立贸易馆近代中国商贸调查数据整理与研究”为例，旨在深入探索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有效途径，以便提升其研究利用的广度、深度和精度。

二、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调查资料概况

近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各国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处在不断演化与重组之中; 而近代东亚最大的地缘政治变迁，就是中日主从关系的根本变革。此前，中日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均以中国为主导;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情形急剧反转，日本政治上成了霸凌中国的新列强，经济上也成了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对华贸易国和外资投资国。① 同时，作为资源和市场均严重依赖外部世界的太平洋岛国，日本根深蒂固的大陆情结遂加速爆棚，亟待了解和掌控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社会经济状况，以实现其全方位感知和吞并中国与东亚的迷梦。正如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所言:

第一，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地理关系看，“中国与我国人种同，文字同，两国地理上亦极有密切关系，此世人之所周知; 两国之历史文物制度及其他关系，亦颇密切。以如此邻邦，今乃积弱不振，实大和民族发展之绝好机会; 研究而对付之，以期雄飞大陆，一新亚细亚人种面目，诚要图也”。

第二，从谋求日本经济独立的需要看，日本“国民所需要之货物，决不能生产于国内，则我国民决不能唯以国内之物资，而维持其经济独立。许多原料品，须求诸外国，加之工作，制成商品，以开商业贸易之途。否则十数年后，我国民决不能维持经济独立。是故，我国民须求经济独立之基础于世界，此理不论何人皆无疑义。然依人种、文明及地理、历史等之关系，我日本国民经济独立之基础，不能不专求诸东亚，此亦自然之理也。东亚之中，尤以求诸面积广大，资源丰富之中国，更为必要”。第三，从谋求日本国防独立和对外扩张的野心看，“中国铁矿、石炭之丰富，石油之有望，棉花之栽培，羊之饲养，及其他物质，举凡我国国民经济所必要者，与实行国防计划所必要原料物质，皆能求之于中国。有如此关系，故掌握中国经济之支配权，从帝国独立上观之，亦最为紧急。予之视中国问题为最重要者，即在此点也”。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扩张诉求下，日本各地遂衍生出形形色色、以政治经济侵略为目的、绵延半个多世纪的海外情报调查机构; 而在近代日本第二大城市和对华贸易中心的大阪，此类情报调查机构和调查活动又尤为丰富而独特。其中成就最大的是大阪商工会议所、大阪府立贸易馆、大阪市产业部; 前者虽然主要考察大阪当地的工商业状况，但也不乏对日本海外市场的调查与关注; 后二者则更多地直接参与了对日本海外政治经济情报的调查和搜集，对于相关研究的史料价值也就更大。

( 一) 大阪商工会议所调查资料

大阪商工会议所的前身，是在日本传统町会所制度和欧洲商业会议所制度基础上，于明治 11 年( 1884) 8 月成立的“大阪商法会议所”; 明治 17 年( 1892) 改名为“大阪商业会议所”; 昭和 2 年( 1927) 再改为“大阪商工会议所”，并延续到今天。其主要职能，是为大阪地区中小企业的合理化经营、技能鉴定、商品交易、金融税务、商事纠纷等提供仲裁和技术指导，举办商品展销会、博览会、讲习会、研讨会，帮助企业进行产业调查、情报收集、国际交流、对外投资、对外贸易等活动。由此产生出大量与日本海内外商贸活动有关的文献资料，进而创办了四大期刊，即 1892—1904 年发行的《大阪商业会议所月报》1－133 号、1906—1921 年发行的《大阪商业会议所贸易通报》1－175 号、1922—1927 年发行的《大阪商业会议所月报》( 与第一个同名但非其直接续刊) 176－247 号、1928—1943 年发行的《大阪商工会议所月报》248－435 号。

由表 1 可见，大阪商工会议所的四大期刊，延续时间自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 1892 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1943 年，正处于堪称日本综合国力最强和对外扩张野心最大的所谓“日本黄金五十年”期间，由此产生的相关情报调查和信息收集活动，也就最为丰富多彩、系统深入。其所刊载的情报信息，既有大阪当地企业会员渴望了解的国内工商行情，也有直接和间接搜集来的日本海外经贸状况，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

( 二) 大阪府立贸易馆调查资料

大阪府立贸易馆的前身，是大阪府立商品陈列所。它仿效欧美商品陈列所，于明治 23 年( 1890) 11月在大阪的堂岛滨通二丁目设立，下属机构包括商务科、调查科、陈列科、图案科、图书科、总务科等。昭和 5 年( 1930) 1 月，为扩大其活动范围，改名为大阪府立贸易馆。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机构与大阪商工会议所、大阪市产业部三方合并为大阪南方院。1945 年 12 月南方院解散后，大阪府立贸易馆又于 1946 年 1 月恢复活动，直到昭和 62 年( 1987) 才被最终裁并。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大阪府立贸易馆既从事报告书发行这样的日本国内商贸宣传活动，也通过它在中国奉天、天津、青岛、广东等地的分馆，和在中国北京、美国纽约的出张所，以及遍布亚太广大地区的常驻信息员与贸易通信员，直接调查并搜集日本海外各地的商贸信息。

大阪府立贸易馆的近代日本海外调查文献、特别是有关近代中国商业和对外贸易状况的史料信息，也主要集中于该机构主办的两大期刊，即 1894—1915 年发行的《通商月报》第 1－232 期和 1915—1944 年发行的《通商汇报》第 1－436 号，及其作为该期刊信息来源的大量原始档案之中。

大阪府立贸易馆发行的《通商月报》和《通商汇报》，时间上自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 年，下至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瓦解前的 1944 年，刊载内容丰富而系统，覆盖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并远及欧美各地，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 三) 大阪市产业部调查资料

为更好地服务于大阪的日本海外企业，大阪市政府于 1922 年 6 月设立了首个海外经贸调研机构———商工课贸易调查股，1925 年将商工课改组为产业部。至 1944 年 7 月，该机构先后在中国上海、汉口、天津、大连、沈阳、哈尔滨、锦州、香港、张家口、青岛、南京、长春、佳木斯，印尼泗水、巴达维亚( 雅加达) ，印度孟买，苏联西伯利亚以及拉美巴拿马等地，设立了 11 家大阪贸易调查所( 1939 年 4 月改为事务所) 、7 处通信特约顾问、39 处联络通信机构; 调查范围遍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以至欧美等地; 内容涵盖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资料连贯系统，同样产生出巨量的日文原始档案、结集期刊、专题著作等多类别史料文献。

表 3 所列四种期刊，时间上前后相继，内容上则各有侧重。如月刊《东洋贸易研究》，前身是《支那贸易通报》，内容虽也以中国为中心，却兼及亚太、欧美等地贸易概况。《东洋贸易时报》虽与《东洋贸易研究》同时并存，却系周刊，内容也更加丰富庞杂，所涉地域更远及非洲、欧洲、美洲等地。从调查内容看，大阪产业部的海外调查机构和调查资料分为两类。一是作为日本海外公司从事贸易事务的中介，接受企业的委托调查、商标注册、产品推介、交易展销、贸易商谈、竞争商品信息收集、交通住宿、信函翻译等 8 项业务; 二是通过有组织的通信网络，搜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国际贸易情报，并对当地的经济、财政、金融、关税、商业惯例、运输、外交、社会、政治、法规等具体内容，进行专业化的系统调研。从调查活动和资料覆盖的地域空间看，自 1922 年“华盛顿会议”确立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地位，到 1945 年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破灭前，亚太各地尤其是中国口岸城市的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商业交通、社会文化状况，及其与大阪、神户、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斯里兰卡，乃至埃及、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秘鲁、巴西等细分市场的贸易联系，均有系统调查与连贯梳理。详见图 1

总之，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日本海外调查资料，数量庞大，内容也具有原创和唯一性，不仅可弥补中国旧海关史料的相关不足，即便与“满铁”、东亚同文书院、东亚研究所等日本其他机构的调查文献相比，也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史料价值，丰富完善了近代海外中国文献的数据宝库。尽管其本意是为大阪企业的海外贸易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侵略目标服务，但在客观上为梳理近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状况及其与“海上丝路”沿线的国际贸易基础，提供了“由世界看中国”的必备史料和多维视角。

三、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基本途径

近代海外中国文献尽管在语言种类、涵盖内容、表现形式、获取途径等方面，存在很多的差异。但是，它们的数字化整理途径和表达方式，却也有很大的相同和共通性。也就是，都需要在全面搜集相关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数字人文技术，比如地理信息( GIS) 技术，对其中的资料信息进行数字化的分辨、整理、存储、展示，以提升史料利用的便利度和效能。

以我们对日本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调查资料的数字化整理为例，也主要是通过原始文献收集、专题数据整理、数据平台开发等若干前后衔接的关联环节来完成的。具体包括系统搜集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相关调查文献，并对其进行科学编目，以构建调查篇目的基础数据集。再以篇目主题关键词为核心，按照调查资料的文本属性、数据特征及研究需求，对全部资料重新进行分类别、分层次的专题性整理，构建专题资料集。然后把重分类的专题资料集存储为标准格式的数据，使用数据库进行存储、管理和分发，以提供开放共享的标准数据产品。最终目标，则是开发在线数据平台，实现全部数据的开放与共享。

同时，在对调查文献数字化整理过程中，还蕴含着对整个文献的数据属性评估和数字化路径选择问题。而数据属性评估，也就是估算调查文献的数据总量和信息内涵，为数据库构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路径选择。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调查文献，除原始档案和专题著作之外，十大期刊总计为 2500 余期，文章篇目数量应超过 7 万条，页码则在 20 万上下。以此为基础构建的专题资料库记录总量，又比文章篇目再多出一个数量级，总数要达到 70 万条左右。这在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里，显然是一个庞大的文献量; 而即便对于一般数据库来讲，数十万条的记录数也是不小的数据量。基于这样的数据属性评估，要保证数据的效率及安全，就要使用开源的关系型数据库 Mysql 存储，才能做有针对性的数据开发。而对于数据库中的篇目基础数据集，则要以结集期刊目录为准，主要字段也要包括日文篇目、中文篇目、作者、作者职务及所属机构、出版时间、起始页码、日文摘要、中文摘要、专题关键词、地名关键词、人名关键词、翻译者、校对者、添加时间、附图数量及目录等多重内涵。基于这一庞大的数据总量，关键词的提取也应当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构建基础标注库的基础上，自动获取地名和人名等关键词，以减少部分工作量。但由于历史文献的复杂性，依然需要依靠人工的逐条审核，才能完成对关键词的清洗、整理与分析。等到关键词中的地名数据完成后，就会与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CHGIS) 数据进行对接，以实现数据的空间定位，进而生成标准的 GIS 数据。而关键词中的人名数据完成后，将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进行对接，以实现更复杂的数据关联。至于人名、地名关键词之外的主题属性关键词，也会根据数据特征构建分层级的塔式结构专题目录。专题数据集之外的文献图片，包括照片、地图及数据图等，可以通过单独编目进行管理。最终完成的多个数据集，又会进一步构建成能够进行中、日文动态检索查询的关系型数据库，为开放共享做准备。参见图 2

四、强化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虽说史无定法，研无常态，但有些基本的治学理念和行文规范，还是一直为学界同行所重视。比如，严中平先生在谈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化问题时，就提倡“随时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根据新材料，开拓自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用客观实际去检验、补充和修改自己的论点”。李根蟠先生则将其归纳为“新问题、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即史学四新，成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学术创新标准。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长期学术实践和曲折历程也表明，没有“新材料”和“新方法”的突破，也就不可能有该学科基于坚实历史事实、丰厚史料支撑和迫切现实需要的学术新创造。

再从当前的社会实践需求看，中国和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应当“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的学术思路，“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格局，提供实证研究基础和智力支持。

为此，史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体性探索，也必须不断寻找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切入点和契合点，不断创新问题意识和研究领域，系统研究和扎实推进双方关联紧密的学术与现实问题。比如目前的“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正在全球经济发展和市场秩序等方面经受着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这就要求从国家层面进行战略调整和战线收缩，以确保重点地区和项目进展; 而在史学研究层面，也就要进一步强化对陆、海“丝绸之路”时空进程的专业考察。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实当中，却客观存在着全球化视野和数据的缺失问题。这就亟需学界同仁，不断强化对近代以来外国政府和民间机构有关中国主体内涵的多语种外文调查文献，特别是独立存放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中国文献的搜集和系统整理，以充实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史料宝库，夯实“一带一路”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实证基础。

具体到我们正在努力发掘的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的日文调查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堪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不可多得的“新材料”。惜乎时至今日，中国学者对它们的了解却极其有限，日本学者对其利用也很稀少。就连日本学界研究清代中国和东亚经济史、东亚海上交通和贸易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滨下武志、松浦章、久保亨、顾琳( LindaGrove) 、森时彦、吉泽诚一郎等人，也均大抵如此。而形成这种尴尬局面的深层原因，恰恰正反映出强化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是作为原料和市场都主要依靠海外的太平洋岛国日本，亟需在明治维新后的“黄金五十年”间，将其对外扩张的野望付诸实践，因而造就出了大批搜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乃至欧美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情报的谍报机构。其中，农商务省商务局贸易通报课、外务省、驻外领事馆等“国字头”谍报机关和东亚同文书院等“准国字头”调查机构，由于人力、物力最为雄厚，所以产生的调查文献也最先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推崇和利用。而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海外调查文献，却并不具备上述那样高的名望和地位，所获得的重视程度和利用频率也就低了许多。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中央和地方不同调查机构肩负的任务不同，关注的对象不同，数据的清晰度自然也会存在很多差异。事实上，大阪三大情报机构恰恰更加注意搜集日本跨国企业、海外所在地的细部市场环境尤其是产品工艺技术方面的数据信息，因而具有更为直接的可效仿性和可操作性，学术和现实价值均更加重要。二是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的近代海外调查，持续时间绵长，涵盖地域辽阔，涉及内容广泛，文本收藏分散，为研究利用带来了很多实际困难。加之日本自明治年间“脱亚入欧”以后，国内各高校专门研究东洋史特别是中国现代史的学者和团队一直比较稀少，近年以来更是每况愈下，更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日本学者发现与发掘这批文献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更难以得到系统整理和利用。

三是学界目前的史料发掘现状，尚主要停留在从纸面到纸面的影印再版层面，或者从数据到数据的简单数据转录层面，真正面对海量文献时，却无法进行深入挖掘和有效利用。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近代海外调查活动的主观目的，是为日本海外贸易发展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服务，调查机构、活动和内容也均以日本为中心布局。要让这批文献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服务，就必须从中鉴别和整理出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经贸发展内容的有效数据，而这仅靠传统的文献整理手段显然不行。另一方面，这批日文文献全部存放于日本各地，而日本的出版法又不允许将其原封不动地拿到中国影印出版。凡此种种困难，都决定了必须在资料整理和存储手段上进行革新，通过资料的数字化整理和在线共享，来完善其研究利用的可行途径。

四是随着大数据、文本挖掘、地理信息系统、信息可视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在人文研究领域的应用，数字人文( DH) 正以其跨学科、跨领域的特点，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成为传统人文研究的有力补充和强劲推力。其中，以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为依托的空间分析技术、理论与方法，在传统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深入应用，和以“空间”为切入点的研究方法，为传统人文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相关交叉研究的蓬勃发展。要科学有效地完成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调查资料的数字化整理，就要在数据结构设计之初引入 GIS 新技术与方法，以实现资料的数字化存储、管理及可视化展示，为共享、搜索与查询等提供技术支持，提高史料的利用效能。

总之，努力强化对近代海外中国文献的数字化整理，有着显著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我们所从事的大阪三大工商情报机构有关近代中国及“海上丝路”沿线日文调查资料的数字化整理，正可以有效地提升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史和海上交通史等领域探索的广度、深度和精度，以实现学术研究的内涵创新，并夯实建设实践的实证根基。

(原文及注释可参看樊如森、路伟东：《近代海外中国文献数字化整理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183-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