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共277年，入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只此一位，别无他人。随便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今上海)，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这样的背景，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家乡连年遭遇自然灾害，科考又屡试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在此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徐光启从郭居静那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的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在赴京参加考试途中，终于和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城内，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虔诚地接受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罗)。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彩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以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手握相权。

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竑，他才时来运转，中了会元，迈出了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入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不停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他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

他一边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一边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制造等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这些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而徐光启主政的最大成就，应该是编写《崇祯历书》。

由于钦天监(明朝官署名，掌管观察天文、制定历法)推算日食不准，崇祯皇帝召回了已退休的三朝旧臣徐光启，要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高度的热情参与到各种测量与编制工作中，他的国际友人汤若望和邓玉函也加入其中，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专心过度，徐光启还不慎从观象台上摔下来，腰部受了伤。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部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的历书，终于完成了。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已风雨飘摇，召回一个重臣，仅仅是为着一部历书，而这部既不能打仗又不能救流民的历书，竟成了徐光启的政绩，莫非朝政已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无论崇祯还是徐光启，都是把它当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看待的。因此，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让大臣们充分商议，直到1644年明朝灭亡之前才颁行天下。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部历书非常好，直接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照样颁行天下。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清规戒律还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当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的显赫身份去世时，家属整理他的卧具，发现了一床破烂的褥子，原因是他生前用的暖壶漏水，久而久之，把褥子沤烂了……

一切从甘薯开始

徐光启本质上就是个科学天才。

算算看，19岁中秀才，35岁中举人，42岁中进士，他这前前后后为科考忙乎了多长时间!但是，漫长的赶考岁月、繁忙的行政工作，都没有影响到他的科研事业，《农政全书》如期出版，他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以及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过耕织的辛劳，他经常下地帮助父亲做农活，还向别的老农学技术，给棉花结顶打杈，产量比原来增加不少。小小童心，颇受鼓舞，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已然萌发。

后来遇上了利玛窦，他又深切体会到西方科技对富国强兵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拾童年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等领域，一点即通，自由穿行。

他对科技的贡献，该从一个甘薯说起。

父亲去世那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已是朝廷大员的徐光启回家守孝，十分忧心：若不及时补种别的庄稼，来年肯定会出现饥荒。恰在此时，一位朋友提到，福建一带从外国引进了一种高产农作物甘薯，极易成活。徐光启心思一动，立即让朋友带来一些秧苗，开荒试种，果然丰收。于是他把种植心得编成小册，发送乡邻。本来只在福建沿海种植的甘薯就这样得以在江浙推广。

几年以后的初冬，守孝后回朝不久的徐光启因与大臣们政见不合，一气之下，告病到天津闲住，继续试种甘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农作物品种介绍到了寒冷的北方，而地窖储存法也在北方沿用至今。

徐光启在天津时，见当地的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了军粮供给紧张、百姓生活困难，又想办法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官场的日子没几年平安。很快，宦官魏忠贤权倾朝野，徐光启拒绝趋炎附势，遭到参劾，再度退休。这一次，他干脆回到上海，将积累多年的农业资料系统地进行增广、审订、批点、编排，这就是著名的《农政全书》。

然而，又有几人翻阅此书时能想到，这样一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集大成之作，竟是一位当朝宰相亲身笔耕的?

但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还远不止这本《农政全书》，泽及后人的也绝不仅《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赋和中文版《几何原本》，惠及了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

徐光启考中进士后不久，有一次去看望利玛窦。利玛窦谈道，古代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有一本拉丁文著作，名叫《几何原本》，在欧洲影响深远，可惜要译成汉语很难。徐光启说：“既然有这样的好书，您如果愿意教我，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也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徐光启一离开翰林院，就赶到利玛窦那儿，由利玛窦讲述，徐光启笔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译名从无到有，全部靠徐光启去体悟创造。不可思议的是，徐光启的许多译名十分恰当，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这些数学课本上耳熟能详的术语，都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来的，不但在我国沿用至今，而且还传播到了朝鲜、日本。

历时一年，《几何原本》译出六卷，刊印发行。徐光启抚摸着书，感慨道：这部光辉的数学著作在此后的百年里，必将成为天下学子必读之书，但到那时候只怕已太晚了。

可是历史比他预感的更悲哀。

明朝覆亡，清朝建立，权力更迭之际，科学再度被打入冷宫，不但书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他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直到晚清废科举、兴新式学堂时，几何学才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这相比徐光启发出的“百年”之叹，又晚了近两百年。

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尽管他的挚友、西洋传教士汤若望竭力保全了这部历法，并致力推广，却再也无力鼓动清朝皇帝们把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入中国，重订历书。在又一个100年、200年甚至300年里，刚刚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再度被远远抛弃。历史有多少个百年可以蹉跎?

幸而，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才华横溢的双目，终此一生，没有看到他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的双重覆没。

只是历史给明朝的最后一个复苏机会，到底没有被当朝抓住。

徐光启，上海人，是自李时珍后的明代又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生于嘉靖41年即公元1562年，父亲是个小商人，家里有一点土地，但日子过得并不宽裕，所以徐光启从小就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对他后来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徐光启在20岁左右的时候进了县学，成了生员，35岁时回乡参加了本省的乡试，一举夺得了乡试的第一名，中了解元，42岁时又到北京参加中央一级的考试，中了进士，后来在翰林院作了个小官。当时由于朝廷的腐败，徐光启在政治上很不得志，在总共只有7年的天启年间，他在朝三进三出，虽说做到了礼部右侍郎的官位，但是权奸当道，他一事无成，最后落职回家。这倒使他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能够更加专心致志地从事科学研究事业。

从万历到天启之际，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在北京居住。这期间，徐光启和他来往密切，两人一起研究数学、天文、历法以及地理、水利等学问，两人合作共同翻译了不少科学方面的著作，其中有《几何原本》、《秦西法》、《测量法义》等等。徐光启从而成了我国介绍西方科学成就的先驱者。1629年，崇祯皇帝继位后，委派徐光启负责重修历法的工作，仅用了4年时间，就编成了《崇祯历法》。这部书共130多卷，虽是集体写成的，但徐光启作为主编，从思想方法到编辑体例等都是由他规划决定的，而且全书大部分也由他修改审定。这部书是中国历法的一次重大改革。徐光启以渊博的中西天文学知识，取长补短，互相参校，突破了我国传统的范围，使历法的科学性达到了新的高度，向近代天文学和数学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徐光启一生著述很多，除翻译以外，他还有很多自己关于自然科学的学术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等。不过他用心尽力的还是对祖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总结。他先后花费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材料，分析研究，写出了一部被后人称为农业百科全书的科技著作——《农政全书》。这部书约70万字，分作60卷，12大类。此书较之其它农书，最突出的特色是“农政”，也是此书之所以命名为《农政全书》的原因。这部书从垦田、种植、农事、水利、农器制造、树艺、牧养，一直讲到除虫、荒政，是一部真正的农业方面的百科全书。

《农政全书》大量吸收了我国历代农学著作资料，同时又有徐光启自己的著述。对历史资料不只是辑录，每篇后面都有他自己的见解、评论或实际验证。徐光启自己新增加的部分，都是他长期观察研究和亲身试验后撰写的，书中那些专题论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他在数学、天文、历法、生物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我国科学史上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1633年12月8日，徐光启在北京的寓所里病逝，终年71岁。

明史有《宦官传》。读罢，有奇想。明朝之烂，可能始于朱棣。大明王朝，至少在永乐年间，欣欣向荣，何来此说？

史称，大明王朝，毁于宦官阉党(当然还有党争)。一般而论，明朝宦官之害，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这两个人，都是烂掉明朝的重要人物。一部《宦官传》，告诉我们：宦官专权、阉党横行，最后危及皇权社稷。究其根结，阉党之祸，从明成祖朱棣就开始萌芽了。皇权不慎，则宦官矫狂之。

其实，当年朱元璋定天下，对宦官专权是有所警惕的。明史说：“明太祖既定江左，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颁《祖训》，乃定为十有二监及各司局，稍称备员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尝镌铁牌置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敕诸司不得与文移往来。”显然，朱元璋汲取了前朝教训，其建国之后，鉴于历朝历代宦官误国之经验教训，对宦官限制极严。他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亦不得超过四品等。他甚至还在官门前挂一块高三尺之铁牌，上面刻有“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几个大字。

《宦官传》曾记载几件事，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严格管制。“有老阉供事久，一日从容语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还乡。”这位太监，只是论及政事而已，朱元璋即大怒，打发其回家了。还在一位叫“杜安道”的御用监，侍候朱元璋数十年，“帷幄计议皆与知，性缜密不泄，过诸大臣前一揖不启口而退”。如此口风极严之人，朱元璋虽说喜欢，“太祖爱之”，但担心他日后“宠异”，将其迁出任“光禄寺卿”。建文帝即位，其对太监亦严格管理，明史说“御内臣益严，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

然而，到了明成祖朱棣一朝，情况全然改观了。朱棣“靖难”之役，多依赖身边内臣，已是事实。待其大军逼进南京，又有许多建文帝宫中太监投其帐下。明史说“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朱棣夺了侄儿天下之后，当然要论功行赏，于是，那些投靠朱棣的太监，也得到了封赏，并被委以重任。当年下西洋的郑和，就是一位太监。其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之一，据说就是寻找失踪的建文帝。在此期间，明成祖朱棣还多次委太监以重任，或出使，或为官等等。朱元璋早年定下的规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明史说：“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确是事实。

明成祖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继位。但是，仁宗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即暴病而亡。明宣宗朱瞻基位继大统。众所周知，明成祖的三个儿子中间，朱高煦野心勃勃。我在有关徐达的读史稿中曾有论及。徐达之子徐辉祖亦认为，这个外甥，将来或许是一位轼父夺位之人。宣宗即位之后，叔叔朱高煦果然造反，宣宗依靠“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等重臣，挫败了朱高煦的所谓“清君侧”的谋反行径，并将其废为庶人。在这场斗争中，宣宗也同样依靠了一大批内臣太监。在他看来，唯有身边人，才是最可靠的。于是，在对待太监的政策方面，宣宗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明史说：“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后宣宗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遂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数传之后，势成积重，始于王振，卒于魏忠贤。”太监本是不许读书识字的，宣宗却允许了，而且派了大学士去当他们的老师。至此，明朝皇宫中的太监们，个个已断文识字、且通晓古今了。这就为他们今后的专权，打下了坚实基础。毕竟，文盲宦官，毕竟干政不易。不过，后来也有例外，比如目不识丁的魏忠贤。

正是宣宗执政时期，有一位失意文人，自阉入宫。明史《宦官传》有记载，他叫王振，通文墨、晓古今之人。他已不是宫中的大学士教出来的文盲太监了。此时，朱元璋的制度已被打破，没有文化的太监们，早已被一大批有文化的太监替代。王振正是在此大背景下，如愿进入宫中，并有所作为了。若按朱元璋的祖制，王振这样的识字之人，怎么可能当太监呢？！

明史记载：“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少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东宫，为局郎”。据说，王振最大的本事，就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宣宗皇帝喜欢他，便任其为东宫局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侍皇太子，即后来的英宗皇帝。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传统，使得明朝没有发生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故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从此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是不例外的。

“狡黠”的王振，倾其全力，博得英宗信任。明史说：“帝方倾心向振，尝以先生呼之。赐振敕，极褒美。振权日益积重，公侯勋戚呼曰翁父”。正统七年，“翁父”王振，终于熬到太皇太后去世，“三杨”也已年迈，他终于大权独揽了。这位宦官，几乎达到挟天子而令天下的地步。他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逐杀正直官员，公卿大臣争相攀附。英宗皇帝已到了言必听计必从的地步。

此时，王振还做了一件大事，立即下令将明太祖朱元璋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摘了下来。这块牌子，在王振看来，也太扎眼了。随后，他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刚刚经历了“仁宣之治”的明朝，注定要开始没落了。

王振的最大“杰作”，便是挟明英宗北伐“瓦剌”。明史说：“瓦剌者，元裔也”，即元亡之后的蒙古后裔一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大举入侵（据史料说这件事也是王振挑起的）。王振竟然不顾满朝大臣反对，竭力贪图其功，建议明英宗率十几万大军亲征。更可悲的是，王振为了让明英宗在亲征过程中，顺便“幸其蔚州宅第”，即邀皇帝去他老家做客，以致不断改变和耽误行程。

明史说：“军士纡回奔走，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师大溃”。大军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时，曾有人劝主说英宗皇帝进入附近怀来县城暂避，但王振不允。其原因，就是他有1000辆辎重军车还没有运到，其中有大量拾弄来的细软。于是，大队人马，在土木堡高地宿营，结果被瓦剌兵追至被围，全军覆没，英宗亦被俘。王振则被乱军所杀，“帝蒙尘，振乃为乱兵所杀”。杀王振之人，乃是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他万分愤怒，抡起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祸国殃民，也是罪有应得。此后，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其家产亦被籍没，其余党，也遭致完全的清算。

按理说，经王振专权之教训，明朝皇帝应从中汲取教训。但是，那个被俘的英宗皇帝在1457 年10 月复辟。他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徒生缅怀王振之念。明史说：“英宗复辟，顾念振不置。用太监刘恒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在明英宗看来，王振也是为国殉死的。于是，明英宗在北京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像树碑。明万历五年还重修过一次。英宗的这一做法，无疑使宦官专权的做法得以传承下来，最终营造出了另一个臭名昭著的专权太监，一个目不识丁的太监。看来，没有文化的文盲，也是照样可以弄权的。因为，明朝的政治土壤，早已成了滋生专权宦官的极好环境。

这个太监，名叫魏忠贤。在明朝未年大名鼎鼎。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似不详（也有一说叫魏四），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其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饱受凌辱，一气之下，自行阉割，将老婆改嫁他人，决定入宫做太监。这一点，他是与王振相同的。魏忠贤入宫之后，改名李进忠（其得势后改回原姓并赐名忠贤）。 明史说：“少无赖，与群恶少博，少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变姓名曰李进忠。其后乃复姓，赐名忠贤云”。魏忠贤因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并与之“对食”而受到皇长孙母亲王才人的重视。所谓“对食”者，就是“相好”。

应该说，入宫十数年，魏忠贤并没有得到宠爱，也自然没有专权的机会。这位皇长孙朱由校，上有祖父皇帝万历皇帝，中有皇太子朱常洛。对皇长孙而言，其即位的路是漫长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万历皇帝去世之后，这个皇太子朱常洛，仅仅做了一个月的皇帝，也一命鸣呼了。朱由校这个还拖着鼻涕的孩子，一夜之间忽然成了皇帝（即天启皇帝庙号熹宗），魏忠贤的命运亦从此改观。魏忠贤是一个极尽谄媚之人，他也曾救过小皇帝的命，因此甚得天启皇帝欢心。1620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也因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从此，魏忠贤一步一步大权独揽，终于从骨子里烂掉了大明王朝。

有一件事，正史野史都有提及。明史说：“帝（指天启皇帝）性机巧，好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据说，天启皇帝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喜欢刀锯斧凿油漆的工作，“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全神贯注之时，拿着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我已知道了，你看着办吧”。于是，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代为“批红”，以己之见，处置政事。一个皇帝，如此痴迷木工活儿，也是甚为少见的。一个不识字的太监，能从容“批红”处理国家大事，更是旷世罕见。与此同时，魏忠贤还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皇帝是万岁，魏忠贤则被封为“九千岁”。可见其当时的崇高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民间亦“只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他也由此大权独揽、恣意妄为了。

这位“木匠皇帝”执政的七年，就是魏忠贤专权的七年，也正是大明朝迅速烂掉的七年。民怨四起，到处烽烟，明朝之亡，已经无可挽回了。《明史熹宗本纪》评价说：明熹宗“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1627年，天启皇帝死了。因无嗣，便由其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即崇祯皇帝（庙号思宗）。尽管，崇祯皇帝登位后立即处置了魏忠贤，将其流放凤阳。但是，一切都已太晚了。整个大明王朝，早已从骨子里烂掉了。

据史载，魏忠贤被流放，“行至阜城，闻之，与李朝钦偕缢死。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皇帝怒其流放期间，仍结党恣行，于是寻命逮治，下旨派锦衣卫捉其回京。结果，魏忠贤听到消息，自知难逃一死，便在阜城南关的旅舍自缢而亡。其尸体被磔，并悬首级于城头之上。崇祯皇帝当然也不会放过客氏，“笞杀客氏于浣衣局”。魏忠贤的“对食”者客氏，不得善终，自有报应，其家人也难逃株连。宦官阉党，一网打尽，真是大快人心。

然而，有一点让人想不通。崇祯皇帝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前夕，不知何故，突然想起魏忠贤，在太监曹化淳建议下，收葬魏忠贤遗骸于香山碧云寺。这个地方，曾是魏忠贤当年选定的墓地。直到康熙年间，御史张瑗奉命巡视北京西城，发现魏忠贤墓依然“峻宇缭墙，覆压数里，郁葱绵亘，金碧辉煌”，他据此向康熙皇帝进言，帝京周围不应“留此秽恶之迹”。于是，康熙复旨同意夷平魏忠贤墓。康熙四十年（1701年），魏忠贤墓终被夷为平地。

王振、魏忠贤之流，亡明天下丶遗臭万年。然而，又有谁追究过明成祖朱棣的责任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