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火爆一时的电视剧《伪装者》里，大哥明楼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在上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巧妙周旋于各方势力之中，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人们常说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而明楼的历史原型，其人物身份就是中共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袁殊。

那么，袁殊为何会有如此堪称奇迹的人生经历呢？恐怕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1911年4月，袁殊出生于湖北蕲春，原名袁学易。父亲袁晓岚是一名老同盟会会员，早年参加和支持革命活动，几乎耗尽了家产。

大革命失败之后，袁晓岚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不料搬运仓库里的货箱时，不小心被砸伤了手臂，伤情还十分严重，在异国他乡陷入了困境。

幸亏当地华侨都是热心肠，帮他筹齐了回国的路费，帮助袁晓岚回到上海的医院治疗，母亲贾仁慧不放心，就从湖北老家携带袁殊兄弟俩一起赴上海照料，从此一直在上海生活长大。

袁殊十二岁的时候，袁晓岚通过朋友将他介绍进入上海立达学院免费入读，当时有许多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是该学院的教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年仅14岁的袁殊参加了“罢工、罢市、罢课”大游行，接受了大量爱国进步思想。

1927年，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的胡抱一，也是袁晓岚的好朋友，遂提携袁殊参加了北伐军，并任命他为自己秘书，还加入了国民党。

4·12反革命事变之后，袁殊被蒋介石“清党”，随后回到上海，并于1928年开始前往日本留学，攻读新闻学和东洋史。

1931年初，袁殊回国后，以文艺青年的身份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过众多上海左翼文艺活动。

同时，在上海文艺界多位文人的支持下，办起了一份名为《文艺新闻》的报纸，并逐渐成为左联的外围机关报。

因为袁殊力排众议，不惧国民党政府的淫威，率先披露“左联五君子”遇害的消息，被当局勒令停刊。

这让年仅二十岁的袁殊颇为不满，开始坚定地投身反帝爱国的斗争，也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向往。

1931年10月，中共中央负责重整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以及当时隐蔽斗争的需要，决定吸收一批新党员进入党的情报战线工作。

经冯雪峰等人的介绍，以及自己的考察后，潘汉年最终决定接纳袁殊为中共党员，此后开始参与情报工作。

如何才能让袁殊打入敌人内部呢？潘汉年却一直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留学日本时期的袁殊

最后，潘汉年重新梳理袁殊的社会关系时，发现他有一个叫贾伯涛的表兄，年轻时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还担任过黄埔同学会会长，目前在湖北上海警备部任职。

于是，袁殊在表兄的介绍下，顺利认识了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也是中统局特务头子吴醒亚，借此成为了其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

吴醒亚也是湖北人，早年从湖北到上海的时候，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对他照顾有加，后来对这个小老乡诚心指点，让他去广州投奔陈立夫。

由此，吴醒亚开始官运亨通，所以对袁殊的父亲很是感激，对于袁殊自然也爱护有加，不仅任命他为“干社”情报股股长，还利用关系让袁殊成了新声通讯社记者。

在历史中去发掘人物的生平经历，其实也会知道许多做人的道理。

就比如说“与人为善”这一条准则，如果过于势利去看待自身周围的一切人和事，只会把自己的“格局”弄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一时彼一时，才会明白其中的内涵。

假如，当年袁晓岚没有对吴醒亚提携和帮助，袁殊也万万不可能如此被吴醒亚重用，此后在上海文艺界混得风生水起。

从此，袁殊利用自己的记者身份，多次出席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记者会，不但在文艺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还认识了许多政界名人，打探到许多国民党内部消息。

当时的中统高层也喜欢袁殊这样的文人为其服务，便于更好制造和控制社会舆论，因此也对袁殊青睐有加，极为信任。

在此期间，袁殊还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当时急需中国方面的情报，于是多次有意拉拢袁殊。

经与潘汉年等人商议后，觉得通过岩井这条渠道，可以搞到不少日方的重要情报，遂决定铤而走险，成功潜伏进入日方情报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岩井英一对于袁殊提供的“消息”大为赞赏，觉得既快又准，为了让他死心塌地的“卖命”，每月还支付两百元“交际费”给袁殊作为津贴。

自此，袁殊已经成为中共、中统、日本三方的“间谍”，在1933年到1934这两年之间不断将日本人的情况分送给中共与中统，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智慧，巧妙周旋与敌人内部，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

但正当袁殊势头正劲的时候，却因为一起案件突然被国民党逮捕。

1935年初，袁殊两次到达约定地点进行联络，却都见不到自己的单线联络人王子春，情急之下，袁殊就拜托夏衍去联系中共，并请他转一封信给中共特科，最后这封袁殊的亲笔信交给了当时的特科负责人蔡叔厚。

此时，蔡叔厚已调到的远东情报局，他认为袁殊这样的人才应该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于是，蔡叔厚就为袁殊安排了新的上线接头人陆海防，因而袁殊连自己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就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

北伐时期的袁殊

但是不久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湖北逮捕了陆海防，这人随后就变节叛党，而根据陆海防的口供，导致共产国际在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的负责人瓦尔顿被捕。

这个瓦尔顿是个硬汉，面对军统的严刑逼供，始终一言不发，就连姓名、年龄、国籍等基本情况都不回答，这让戴笠也无可奈何。

而蔡叔厚为求自保，将自己所知道全部秘密都和盘托出，当然袁殊也被他举报了，于是军统方面立即逮捕了袁殊。

袁殊既不认识蔡叔厚，也不认识瓦尔顿，面对指控当然矢口否认，自己都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肯定极力自证清白。

但是，军统特务们还是在瓦尔顿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发现了袁殊的地址，这怎么也解释不通了。

无奈之下，袁殊只好承认自己为中共搜集情报，但是交代材料时，却对一切中共方面的情况只字不提，只说是“以民族大业为重，想为抗日做贡献。”

袁殊的身份极为特殊，中统和日本方面都打来电话施压，戴笠没有办法，最好只能草草结案，但仍坚持判了袁殊两年半的刑期，押往当时湖北反省院服刑。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利用关系多方走动，加上袁殊身上确实也无有价值的情报，仅仅关押八个月之后，袁殊即被提前释放出狱。

为了暂时躲避风头，袁殊在中共党组织的建议下，开始重返日本留学，同时继续与岩井英一保持关系。

一年以后，袁殊回到上海，为了进一步拓宽自己的情报来源渠道，经朋友介绍加入了当时上海的“青洪帮”，与当时鼎鼎大名的杜月笙、黄金荣成为了师兄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潜伏打探日军内部的情报，一次与杜月笙喝茶聊天时谈起，不由得短叹长吁。

杜月笙立即向他推荐了袁殊，认为他懂日语，熟悉日本的问题，而且与日本驻沪领事馆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

戴笠喜出望外，随即亲自登门拜访袁殊，由于事关重大，袁殊没有马上答应，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潘汉年。

当时潘汉年担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也急需日本方面的战略情报，决定铤而走险。

戴笠

按照潘汉年的指示，袁殊答应了戴笠，开始秘密如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并被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组长，这样一来，袁殊又多了一个军统的身份。

眼看上海就要沦陷，戴笠决定率部转移，但是却命令袁殊留在上海，并组建秘密行动小组，要求他“等待时机，秘密潜伏，惩治敌后汉奸叛徒！”

袁殊是个文弱书生，搞搞情报还行，要去执行暗杀任务就有些勉为其难了，不过他想起一个曾经的好朋友王铁民。

此人是著名“暗杀大王”王亚樵的得力手下，袁殊曾经在王亚樵的支持下，办个一份报纸，因此也与王铁民关系还算不错。

王亚樵是被戴笠派人暗杀，王铁民对军统恨之入骨，当然不肯效力，但经不住袁殊从家国情怀，民族大业为重等种种说辞，还是决定放下芥蒂，答应了下来。

1938年夏，上海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袁殊派人仔细侦查之后，发现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才可以自由出入。

于是，为了弄到更准确的情报，袁殊就派王铁民出面，假装成大街上的车夫，专门负责与那个伙夫发生了各种“巧合”，慢慢两人有了接触，这一来二去，没想到还都是湖北老乡，不久后也就混熟了。

经过周密的部署和计划，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伙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炸药经过巧妙隐藏在伙夫的菜篮子内，并随后被带进了戒备森严的基地。

晚上，王铁民假意领着伙夫晚上出去相亲，等到深夜随着一声巨响，日本海军的军火仓库被彻底引爆，烧成了一片火海，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这事也震惊了中外！

戴笠大为高兴，亲自打电话给袁殊，要他到香港接受嘉奖，并将他晋升为上将军衔。

在香港停留期间，袁殊还与潘汉年单独秘密见了一面，汇报了目前在上海的工作，随后离开香港返回，并接受了新的任务，秘密暗杀汉奸李士群。

于是，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政权76号特工总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袁殊还亲自画了地形图，只待合适时机就能行动。

却没料到，他亲自组建的惩奸秘密小组出现了叛徒，并将袁殊出卖，这个人就是暗中投靠李士群，时任军统上海区区长的王天木。

随后，袁殊反而被李士群派人逮捕，并马上被送进了76号特工总部的审讯室。

对于袁殊，丁默邨的意思是立即铲除，免得留下祸害。

但是李士群则认为袁殊有利用价值，主张策反，以供利用，因此，早早就等候在审讯室里，准备即刻开始审问。

“袁先生是聪明人，以后跟着我们干，必定前途不可限量！”李士群直接开门见山说道。

旧上海街头

袁殊啐了一口，吐在地上，眼睛也不看李士群，坚定回答道：“今天既然落在你手里，就没有想过要活着出去！”

“你如果这样的话，我无法在日本人面前保底，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袁殊冷冷看了李士群一眼，说道：“那我能不能见见岩井，有话对他说。”

这一下反而把李士群镇住了，发现袁殊不像是在开玩笑，心里开始有些搞不清袁殊是个什么样的人，气氛当时就僵住了。

既然袁殊主动提到想见岩井，这日本人肯定是不能得罪的，只好让袁殊给岩井英一打电话，看看日本那里会怎么吩咐安排吧。

果然，不久后岩井亲自带人开车来到了76号，以外务省的名义把袁殊带走了。

自从岩井来了之后，李士群一路点头哈腰，紧紧跟在后面小心伺候，幸亏袁殊并没有在日本人面前说什么，李士群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然而，岩井援救袁殊，也有自己的打算，那就是准备请他帮助主持岩井公馆的日常工作，这无疑就是向社会公开自己是最大的汉奸。

对于岩井的热情邀请，袁殊并没有马上表态，但表示会慎重考虑，随后马上将这件事向潘汉年请示。

两人经过权衡权益之后，认为可以借此打入日本的情报机关，获取更多的战略情报，虽然袁殊很矛盾，此后将会承受卖国贼、民族罪人等骂名，但仍然决定咬牙坚持下去。

期间，潘汉年也给他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希望他为了国家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抛去自身的荣辱，不去计较个人的名义，袁殊才最终答应。

很快，袁殊就与岩井达成了共识，并开始在公馆里从事新闻报道宣传工作，并秘密搜集日军的情报，而这一切都把岩井蒙在鼓里。

这时的袁殊集中统、军统、青洪帮、日伪、加上货真价实的中共特工身份，完成了近代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身份，堪称“情报大王”。

为了不与军统隔断联系，必须对进入岩井公馆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为情报人员投靠日本人，将会受到军统方面的严厉制裁。

潘汉年

于是，袁殊经过深思熟虑，费尽心思给戴笠写了封长信，说明由于王天木的出卖，目前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判处死刑，因为与岩井有不错的关系，出面营救才侥幸苟活，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但自己一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戴笠看了信之后，觉得袁殊确实有苦难言，此时军统也正需要日军的情报，就写了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而潘汉年这边更为冒险，直接要求组织派了两位忠诚可靠、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同志来帮助袁殊，在所谓的“新亚建国运动本部”开展地下情报工作。

就在岩井公馆4栋小楼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间，除了袁殊外，严禁任何人都不允许出入，那就是安放中共的秘密电台的地方。

正是在这种极端危险的环境下，袁殊等共产党人每天深夜都要抄送情报，巧妙周旋在敌人内部，除了足够的聪明智慧外，还要有过人的胆识。

毫无疑问，他们一切都具备，一直到日本人投降，他们的身份都未被敌人发现，由此可见一个真正的地下情报工作者出色强大的心理素质。

当时中共中央地处延安，相对比较偏僻，信息相对闭塞，急需国际国内的各种消息和情报，因此，从上海发来的情报对中共中央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有很大的帮助。

袁殊等人从“岩井机关”获得许多比较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比如德国进攻苏联爆发前夕的准确预警、日军北进还是南下的战略计划等等，对全国抗战形势战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仅如此，袁殊还肩负起了建立通往革命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护送和救援我方人员等重要任务，这都是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的危险任务。

尤其是后来担任汪伪政权教育厅长、清乡专员等职务时，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多不胜数，不仅掩护潘汉年、范长江等多名领导人前往根据地，还提供及时情报，让粟裕部队迅速跳出敌人合围的包围圈·······。

与此同时，袁殊在国内大多数不知情的心里，名声也越来越臭，但是官职也越来越高，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大汉奸”，人人都痛恨他的所作所为，这让袁殊颇为苦恼。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袁殊辞去了一切职务，仅仅保留了一个上海的参议席位。

当时国民党许多官员开始争抢日本人的地盘，袁殊等人一起把岩井公馆几乎所有财产秘密隐藏起来，从而避过了国民党接收人员的侦查，最后全部交给了地下党。

同时，他们又把岩井公馆的房屋交给了《中华日报》，作为设置所属印刷厂的厂房，许多机器和器材都交给了这个报社。

不久后，夏衍接受党组织委派赴上海创办《建国日报》，由于缺少经费图书，一时陷入了困境，袁殊得知后，把岩井公馆的三大卡车的新闻纸、油墨等物品送给了报社。

袁殊与友人合影

1946年，由于袁殊的身份逐渐暴露，国民党方面开始不断派人监视，想找到逮捕他的真凭实据。

为了袁殊的生命安全，在党组织的建议下，袁殊开始转移到苏北解放区，并在那里重新履行入党手续，这才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地下秘密生活。

国民党方面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由勃然大怒，决定派遣特务人员对其进行追杀，扬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铲除这个“叛徒”。

袁殊随后经党组织安排，跟随部队撤退到大连，并在华东局担任工作，为了摆脱国民党方面的暗中追捕，同时考虑到各种关系，此后袁殊改名为曾达斋，一直用了十几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亲自点将，把袁殊调到了中央情报部门，专门负责日本以及美国等国家动向的调研工作，后来又转入贸易部门，一直居住在北京。

1955年之后，因潘汉年案件的影响，袁殊也受到牵连，开始在狱中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熟读了《资本论》等多本马列著作，写下了大量的笔记，并根据自己的敌后情报工作经验，写出了较为知名的《南窗杂记》，以及史料性的传记作品《大流氓杜月笙》，深受广大读者朋友的好评和称赞。

1982年，袁殊平反后，又写了许多文章，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概念，并且对此最早开始研究，虽然一生跌宕起伏，经历无数坎坷，但终归在他心里，自己还是一个文人，但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此付出了全部的生命时光。

晚年袁殊去南方旅游

晚年，袁殊回忆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曲折，对于别人称自己为“东方佐尔格”的赞誉，坦诚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1987年11月，袁殊因为病痛的折磨，人生的舞台自此落下了帷幕，但他应该是无悔的，因为他早已为自己立下了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