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省邓州市城东南13公里处，有一个道路宽阔、街灯靓丽、绿化达标的具有现代新农村气息的古集镇——尹集，这里的高氏家族，从清乾隆丙子至光绪丙子年的120年间，一门考中五位进士，在豫西南传为佳话，被誉为“百年五代五进士村”。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朝元老刘统勋亲笔题字“进士第”匾额，悬挂于高氏门楣。据史家考证，这种科举时代奇异的文化现象，全国实属罕见。

何为进士？看一看明清时代的科举制度，便能自见分晓。

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殿试。这三级考试都是由礼部主持的，只是考试的地点不同，所得的功名不同。乡试：逢子、午、卯、酉年举行，俗称大比之年，地点在各省的贡院。参加考试者是各省选拔出来的秀才、监生或贡生。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举人叫解元。考试的时间在八月桂花盛开的时候，所以考中举人称蟾宫折桂。会试：在大比之年的次年举行，地点在北京，参加考试者是举人，考中者称贡士。殿试：在乡试之后不久举行，地点在故宫太和殿，参加者是本科考中的贡士。殿试一般不辍落，只对已选拔出来的贡士进行分等排序，即把参加殿试的贡士分成三等。一等叫一甲，三个人，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作状元、榜眼、探花；二等叫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叫传胪；三等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会试和殿试时间正是二月杏花开的时候，所以考中进士又叫探杏。有对联说：“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即源于此。据《重修邓县志》记载：邓州历史上共有42名进士、131名举人，但从乾隆丙子年(1756年)到光绪丙子年(1876年)的120年间，邓州的书香之家一一高氏家族，一家五代就出了五名进士，他们分别是：

高家的第一名进士高名世，字际五，清代乾隆年间人，原籍邓州桑庄尹集，后居邓州内城西大街，自幼孝敬父母，恭兄友弟，聪敏好学，学识渊博，文章超群，德行卓著，为人敬重。青年时中秀才，乾隆丙子、丁丑联捷进士，即乾隆丙子年(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中举，乾隆丁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进士。居家候选时曾执教春风书院。初授安徽祁门县令，那里民俗粗犷彪悍，抗田赋者较多，甚至连秀才监生也是如此。高名世勤于政事而宽于刑罚，不肯轻易以严刑对待百姓，他亲自善言开导，循循善诱。对抗交田赋的秀才、监生、普通庶民，都一再谆谆开导，让他们奉公守法。在他的感化下，不到一年时间，民风大为改观，不仅当年田赋按时按数交了，而且还将往年欠的一万多两银子也交清了。对原来因抗交田赋而褫革的秀才、监生也办理了恢复冠带的手续。名世在理公之余，尤爱读书，常讲学于东山书院，并将自己大部分薪俸捐给东山书院，以补助贫困学子读书。对一些有才华而勤学的贫苦学子常邀至县衙便宴招待，勉励他们发奋读书，将来报国为民，使该县后来读书风气大盛，中举者甚多。后名世病逝任上，县内百姓像失去父母那样悲痛。

高家第二名进士高叔祥(1750-1807年)，字叶瑞，号菊圃，名世之三子；自幼博览群书，擅为文，才华横溢，每试辄为冠。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乡试中举，曾任邓州春风书院主讲。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考中进士。初授福建海澄县令，他擅于理案、断案，劝农兴学，除弊兴利，清理积案，卓有政绩。不久，海澄政治清明，劣绅、讼棍敛迹，生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政声远播。调任龙溪后，经他饬治，政平讼理，甚得民心。接着又调任诏安县，该县海岛星罗棋布，乃商贾要津，民多强悍，常发生械斗，海寇亦常登岸抢掠，部分不务正业者，赌博骗人。高叔祥严加整治，陋习尽除，民风大变。当叔祥奉调武平离任时，数千民众聚集，攀车辕、卧车前不让走。后省里巡抚闻知，谕令叔祥暂留一月，让他把治理诏安的方法告诉新任令尹，民心乃安，并绘《攀辕图》赠给叔祥。叔祥到武平后，不仅勤于本县政事，还帮助巡抚阅卷，他有善于人，是年举人第一名(称解元)即出其门下。翌年春闱乡试、殿试中的进士也多出其门下。嘉庆八年(1803年)，叔祥擒获6名倭寇；在任候升知州，初补厦门同知，后擢署漳州知府，在驱逐外番、缉拿海盗、察吏安民方面，广有政绩，被提补建宁知府。嘉庆十年(1805年)，叔祥调任台湾知府，他清除异匪安置难民，政绩显赫。嘉庆十二年(1807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台湾任所。

高家的第三名进士高振洛，字子陆，系高殿举之子，高叔祥之孙，道光12年(1832年)中进士，自幼勤奋好学，历任湖北东湖、甘肃静远、汶县，山东沾化、单县、阳谷知县，四川石柱同知，贵州思州知府，在任重吏治，兴教化，劝农桑，减徭赋，深受人民爱戴。

高家的第四名进士高振宛，字子衡，号讷斋，是高振洛之胞弟、高叔祥之孙。幼聪颖异常，博学多览，知识渊博，18岁中秀才，又以优异成绩补为廪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道光十八年(癸巳年，1838年)中进士。初授浙江嘉兴府桐乡县知县。振宛一到任就修复该县被洪水冲毁的堰陂，兴利除弊，大力兴学，奖励读书，督兴农耕，减赋轻徭。后连任山西宁武府神池知县和蒲州荣河知县，均重视革除弊政，利民惠民，倡办学校，万民称颂，巡抚知其德政，曾屡次荐举，旋以直隶知州保升知府。历署泽州、汾州、潞安知府，均致力整吏治，除贪官，减税赋，劝植树，广收入，兴学校，奖读书。署内设立育英书屋，亲自辅导聪敏学子读书，并以自己薪俸济助贫困学子。在遇到灾害时，他还捐薪俸银千两，舍粥赈灾。振宛卓异的品德和功绩，受到朝廷嘉奖，加三品衔，补观察之职，后因劳疾引退，士民遮道攀辕，不愿其离。并建生祠奉祀，抵家数月病逝。

高家的第五名进士高寅生，字亮臣，号春圃，高振宛之长子，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初七，20岁中秀才，同治庚午科(同治九年，1870年)举人，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由兵部主事转员外郎。可惜享年不永，光绪三年十月初九去世，年仅36岁。

高家五代五进士，读书为官，泽国益民，享誉四方，正所谓“高家先辈聪颖好学中进士誉满海内外，名门后人耕读传家讲道德名扬众乡里”在民间广为传颂。

这种奇异的文化现象到此并未杀青，因为还有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事还在后头。在以上五名进士中，有一位名叫高叔祥的因政绩卓著，奉旨于1806年出任台湾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

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在尹集村东南隅一座绿竹掩映、丹桂飘香的四合院里，伴随着呱呱的啼哭声，一个孩子诞生了。孩子的爷爷给孩子起了个名字：高淑祥。高叔祥六岁那年，父亲高名世考中进士，出任安徽祁门县令；乾隆四十九年，三十四岁的高叔祥亦考中进士，进士及第的高叔祥回到邓州，在花洲书院担任“春风堂”主讲一年后，开始出仕，先后在福建涉澄、龙溪、沼安、漳州、建宁等担任县令、知府等职；1806年4月，因“素著政声，为熟练之员”，清廷诏令其出任台湾知府。当时的台湾，正处在以蔡牵为首的民众暴乱时期，再加匪盗侵袭，倭寇骚扰，生产生活破坏严重，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民颠沛流离，政局风雨飘摇。高淑祥在这种形势下接任台湾知府，实可谓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接到朝廷委任诏书的当天，高叔祥便令家属返还邓州，孝顺老母，并传口信“余自束发受教，便即秉承范公忧乐精神，慨然以天下为已任；此去(台湾)若有不治，必不再见邓州父老之理”，然后便带上一子一女，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登上了前往台湾的客船。一望无际的大海上，高叔祥独站客船梢头，目不转睛的盯视着台湾方向，浪涛打湿了他的袍角，狂风吹乱了他的须发，但他忧国忧民的焦虑眉头始终紧拧未解。

高叔祥充分认识到台湾为祖国的东南门户，军事位置极其重要，因此一到任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公务之中。他招募游民组成高山族义勇军，驱海盗，抗倭寇，并亲率兵勇围蔡牵，逼其逃入外洋，再也不敢踏进台湾本土半步。台湾的社会秩序迅速得到了稳定。

当时的台湾，不少地方尚为荒蛮之地，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高叔祥在救济孤寡、扶携老残的同时，积极兴办学校，开辟盐场，修建港口，扩大贸易，积极组织乡民垦荒辟壤，兴修水利，疏通河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他派人回到邓州老家，选择12名精通耕作技能的老农，带着绿豆、芝麻、烟叶等优良品种，漂洋过海，前往台湾传授栽培技术；一年后，当地农业大获丰收，乡民们一面载歌载舞，一面手提肩挑，给高叔祥送来了刚刚采摘的绿豆瓜果。

为了融洽民族关系，高叔祥还积极倡导当地的汉人与高山族通婚，他率先将女儿嫁给花莲县一位酋长之子达罗统纠为妻；在他的率先垂范下，当地各族居民互通婚姻，出现了和睦安定的大好局面。由于高叔祥的勤政努力，宵衣旰食，莅任四个月后，台湾境内大治，“抵台四阅月竞以军香芳”。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因为操累过度，积劳成疾，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八月，年仅57岁的高叔祥病逝在台湾任上。

高叔祥病逝的消息传出，台湾两岸百姓无不大恸，纷纷举办祭奠仪式；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还特以为他修建了衣冠冢。

胸怀“忧乐精神”的高叔祥出仕13个个春秋，始终恪尽职守，勤政爱民，其卓著政绩朝野咸知。如今，国内尚存《攀辕图》一幅，反映了当年离任时福建沼安百姓对他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时还流转《攀辕歌》一首，歌颂他在福建沼安任职期间的懿行卓绩：

公勿去，公去民即苦，小人住穷乡，入城怕差卒。

公勿去，公去路难行，一日无此君，途见有狼虎。

公勿去，公去谁我顾，世仇公可解，含怨公可诉。

公勿去，公去太急促，桃李满城花，欣欣代吹嘘。

公且住，公住民心舒，君既不可留，万民心酸楚。

高氏家族虽然务农，却为书香门第，历来讲究耕读传家，代代俱以科考为荣，“耕读传家久，书香世泽长”，一直作为族训而辈辈遵循不违。正是这种农村文化与书香文化的交相熏陶，奠定了高家人才辈出的良好基础。其次，与高家相邻而居的王楼村王姓原为大户，村里办有私塾，高家最初的几位进士均曾借光叼惠，在此受业就读，高家显盛后，专门辟出村北关帝庙作为本族学堂，高薪聘请有学问、有德行的教书先生担任西席，凡高氏学子，只要有志科举，俱可在此免费就读。再者，位于邓州市区花洲书院内的“春风堂”，曾系北宋中叶范仲淹知邓期间为政施教的地方，当年范仲淹就是在这里执笔写下了《岳阳楼记》。自范仲淹后的数百年间，花洲书院一直作为中国名人凭吊敬仰的文化圣地，“春风堂”更是书声琅琅，从未断绝，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也给代代名儒耆硕传唱不衰，发扬光大。高氏后人正是在“春风堂”中接受了进一步的教育，并由此走进科场，蟾宫折桂。毫无疑问，高叔祥自然也是浑身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沿着王楼村、关帝庙、“春风堂”的足迹，凭着科场上挥笔而就写下的锦绣文章走向朝堂，走上仕途，最终走到了台湾。（沈俊伟 史英 王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