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银，白金也。”《说文解字》中如是说。白银是价值仅次于黄金的贵金属。

对比西方人对于黄金的迷恋，国人对于白银可谓念念不忘。从古至今，中国历史上对于白银的偏好几乎随着时间日益加深，而白银成为中国本位货币的艰难历程，恰恰也隐藏着中国历史大变迁的隐秘纬线。

白银在中国上古时代已有出没，从考古来看殷商时期就用银贝等物，“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这里的“白”，也就是银。银在春秋战国已经具备货币部分职能，目前能够找到当时的各类银贝等货币出土。即使如此，五代之前银更多作为装饰赏赐，在秦汉之间银并不作为主要支付手段。

从“不为币”到最终的法定货币，白银在中国的货币化历程不无曲折。战国至秦汉时期更多用金与钱，进入六朝、隋、唐是钱帛并行，宋、金、元至明初则是钱钞流通。五代后白银才开始逐渐用作支付，两宋后白银逐步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直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正式完成在中国的货币化。此后500多年间，中国经历了大小战争，却始终固守白银。

对比中西货币史，从一开始中国与西方的货币制度就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古代西方小国林立、国际贸易发达，虽然一国之内国王可以规定何为货币、价值几何，这些规定却无法在其他国家疆域内使用，真正能够被国际市场接受的流通物，从很早开始就被锁定为贵金属铸币。

相比之下，在明朝中期之前，大部分时间内各种贱金属铸币（铜钱、铁钱）构成中国货币的主要形态，中间间杂着货币史上的早熟传奇，即北宋到明初400余年最终失败的纸币试验。回顾货币史，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在中国历史上交叠出现，政府不时地受到诱惑，以虚值大币或者轻薄恶滥铸币方式大肆搜刮，民间则以私铸、停用恶币等方式反击，虽严刑峻法亦难禁绝。最终结果则是，即使帝王意志亦需接受市场检验，从半两钱、五铢钱到开元钱再到宋代铜钱、铁钱、纸币，中国钱币命运难以与王朝兴衰相隔离。

从古代银两形态来看，隋唐以前称银两为银铤、银饼或银笏，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古代“铤”通“锭”，从宋代开始一般称呼银铤为银锭，而把银锭叫作“元宝”始自元朝。

作为称量货币的白银，不仅成色和品质需考察，而且各地换算方法林立，使用并不方便，直到民国“废两改元”才算正式全面以银元取代银两，白银得以以制币形态流通。

细究中国货币史，可以发现其形态变迁与制度发展均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变化，而货币的变迁背后对应着帝国的进退。历史细密经纬之中，白银始终是一根连绵不绝又隐匿无比的线。要重新认知中国货币史，把握白银在中国货币化的关键进展，就必须结合经济史、政治史、财政史、军事史等研究，从更大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换言之，理解货币必须在货币之外，其前提是重新厘清中国历史的关键脉络。

进入近代，在白银全球流入流出的牵引冲刷之下，中国经济乃至国事都受到诸多影响，从明朝灭亡到鸦片战争，以及随后多次政治战乱与经济危机，莫不如此。讽刺的是，民国在艰难告别白银、迈入纸币时代后，却紧接着进入恶性通胀之中，几乎重复了多年前南宋的纸币故事，中国货币的千年跃进近乎被一笔抹杀。

早在白银货币化的明末清初，不少启蒙思想家就力陈白银的弊端，视之为大害，黄宗羲说“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梳理数百年白银历史，我们看到白银的命运伴随着一个古老帝国的挣扎与纠结，白银嬗变背后，不仅是王朝更迭，更是文明兴衰。

（《白银帝国：一部新的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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