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投资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旗下投资公司Thiel Capital的董事总经理、数学家埃里克·韦恩斯坦（Eric Weinstein）向世人抛出了金句：“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陷于意识形态之争，却从未真正预见到，资本主义或许会被自己的孩子——技术——所打败。”

他提出，技术极大地变革了这个世界，“未来，我们或许需要一个混合模式，说起来颇为矛盾：它要比今日的资本主义更加资本主义，并可能比昨日的社会主义更加社会主义。”

换言之，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或许是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

韦恩斯坦的思考所折射出来的，是在当下的硅谷，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日趋重视。科技将继续颠覆各种职业，各行各业的员工将不断失去岗位，而且工作一旦失去，也不大可能挽回了，它们将被彻底取代。

因此，硅谷很多技术专家和创业者的思路开始不谋而合，他们都想到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等手段，希望缓解技术创新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日，美国新闻网站Vox采访了韦恩斯坦，请他探讨资本主义面临的危机——何以至此，何计可施，以及不及时采取行动的话，为何会有社会崩溃的风险。他最大的担心，是亿万富豪阶层对彻底变革的必要性慢知慢觉。他虽非其中一员，但因工作原因，常常会接触这群人。

“最大的危险，”他说，是“真正的有钱人日益脱离世界上的其他人，对那些时薪工人的顾虑麻木不仁。”韦恩斯坦如是说。

丨以下为采访全文，经编辑略有删改：

01技术可能会摧毁资本主义？

问：“晚期资本主义”是眼下的一个热词。站在问题分析的角度，您觉得，这种说法有用吗？

Eric Weinstein：从字面看，它是准确的；放在政治层面上，它又颇具挑衅意味。我认为，它并不预示着市场的消失，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正在倾覆，并将被无政府主义或社会主义取代。我想，这可能只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结束，到下一个阶段，很多基本原则还会延续下去，只是换了个形式，让人几乎无法辨认。

问：我想问，下一个阶段会是什么样的；但首先我想知道，市场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失去效用？

Eric Weinstein：我认为，我们所理解的市场资本主义，其实都关联到某些时期——某些存在特定巧合的时期。比如，边际劳动产出恰好适应社会水平的边际消费需求。比如，占经济体绝大部分的私营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税款，恰好能用来支付占经济体少部分的公共商品和服务，而这些公共商品的市场价值远低于这些产品的总价值。

此外，还有一种巧合，就是年少时短暂接受培训，获得一项可以倚靠的技能，不断重复，终其一生，不用作太大的调整，恰巧就形成了通常所谓的“职业生涯”，或是“专业领域”。我认为，很多这样的巧合都在分崩离析，因为它们的结合从来不是基本定律。

问：上述剖析中，技术占了很大的比重，您颇为贴切地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孩子”。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毁灭者？

Eric Weinstein：这个问题很重要。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就一直是个有益的鞭策者，驱使着工人们脱离最低价值活动，迁移至价值更高的重复性活动。计算机技术有个问题，它好像会把矛头指向所有重复性的行为。

若将所有人类活动划分为仅此一次、再不重复的，和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循环往复的，你就会发现，技术所要做的，并不是驱使我们从低价值的琐碎行为迁移到高价值行为，而是彻底消灭循环往复的行为。

G20峰会期间的示威者

问：客观来讲，这种趋势似乎对大多数人不利，因为大多数人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程序化、惯例化的。

Eric Weinstein：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相对计算机，有一项优势，尤其是在基于一次性机遇的经济领域。通常，这是对冲基金经理、创意人士、工程师和勇于尝试者的用武之地。

我们从未考虑过的，是如何将整个社会——一个被程序和惯例所主导的社会，迁移到一个一次性经济体之中。在这样的经济体内，我们可以展开竞争，我们相对机器拥有一项具体优势，并可以做一些之前从未做过的事。

问：这就涉及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种技术型经济体中，最吃香的技能并非绝大多数人所拥有的技能。也许，不论提供多少培训或教育，相当一部分人就是无法在这个领域获得成功。

Eric Weinstein：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取决于你对教育的看法。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已故美国著名作家、建筑设计师）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天才，只是在生命的历程中，变得天才不再。”我想再过几年，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天才不再的，其实是我们的教育。

问题是，我们教育体系的根基，就是将探索的天性加以重塑，让人愿意从事麻痹大脑的程序性事务。这是因为，我们教育体系的设计初衷，就是针对各种职位，生产出适宜雇佣的“产品”。然而，愈加倚重一次性机遇的经济体一旦崛起，最先沦陷的正是现在的职业。

问：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好定义，但操作起来复杂至极。

Eric Weinstein：问题的一部分在于，面对一个将社会经济频谱上所有人统一化的教育体系，我们如何消解它的后果，从而时刻提醒自己，酒店里整理床铺的那位服务员，业余时间或许是位画家；给我们做账的那位会计，晚上回去可能还要写剧本。我想，对于各行各业中存在多少聪明才智与创造力，华盛顿的很多官僚并不清楚。

另外，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行为应如何计酬。因为很多这样的剧本、书籍和发明都要不到足够高的市场价格，但正是在这类情况下，我们才必须探讨超资本主义和超社会主义结合的问题。

02资本主义为何需要社会主义

问：那我们不妨来谈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体制是什么样的？

Eric Weinstein：我们并不清楚。我认为，资本主义还得更无拘无束一些。某些领域必须经历一个彻底的去监管化过程，才能为那些最有创造能力的少数头脑，提供实验与发挥的空间，从而创造奇迹，为未来提供基础。

同样的道理，我们还要明白，一国之人口并非一个劳动者的简单集合，把他们投入资本主义的机器中就算完事——他们是一个个灵魂，其尊严、福祉和健康必须以人道主义的标准，分别看待。这也并不是说，我们就有那样的奢侈，去剥夺人们最为脆弱的尊严——此前一直由劳动提供的尊严——而沉溺于某种形式的国家福利。

人必须从事给社会带来积极成果的活动，但并非凡是这样的活动，都能拿到充分的市场份额，以满足适当的消费水平。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扩大超资本主义，使之基于尊严和需求，促进超社会主义的增长。

问：我基本同意上述说法，但我们真能以足够快的速度，去适应这些新形势吗?您所描述的，是一种近乎革命式的政治与文化转变，这不是我们想要就有的。

Eric Weinstein：我相信，一旦顶层的创意阶层挣脱了给社会带来消极后果的枷锁，他们就能围绕资本主义的前进方式——无论是通过演化还是革命——作出他们的选择。我希望，亿万富豪阶层能凭其“开明的自身利益”，选择开明的道路，重新构思工作，使之充分体现一个国家所仰赖的绝大多数公民的价值与尊严。

问：你真的相信，亿万富豪阶层会有如此开明？我不太相信。早在几年前，这些变化就已经可以察觉，但亿万富豪阶层并未严肃对待。据我所知，创新和盈利的冲动会吞噬其他所有顾虑。

Eric Weinstein：这很奇怪。几年前有一场悄无声息的转变，在权力掮客们的会议上，对不平等的顾虑不再遭到群嘲，而被作为切身相关之事被提上日程，甚至在私下里也是如此。

我很希望可以说，这些改变是出自那些最成功人士的良善之心，但我想，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承认了一个转变：先前人们所抱怨的不平等现象，是源于各人成就差异，理应存在的；而当今经济体中，从人类灵魂及其需求的层面出发，不平等的程度已经不可能得到捍卫。

我认为，既是出于惭愧，也是出于一种“开明的自身利益”，这个比我高出好几个等级的阶级正在努力，确保它不会播下破坏力超强的种子，终致社会崩塌。在技术专家中，我看到很多思想领袖，他们开始深切关注自身工作的深远影响。没有人想作为“就业杀手”、作为工业革命以来所有成就的毁灭者，而被载入史册。

因此我认为，若想给社会留下一份积极遗产，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动力，想要通过无条件基本收入等概念，去推动相应的创新，但他们发现，美国政府在社会创新方面，跟科技创新一样缺乏好点子。

Facebook公司CEO扎克伯格在2017年F8开发者大会上

问：但是，我们怎么就沦落到这般境地？我们很早就知道，若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充当贫富缓冲，政治体制就有崩塌的倾向。但我们偏偏一头扎进了这个不可持续的处境之中。

Eric Weinstein：说来奇怪，但在眼下这个人生阶段，我坐经济舱和私人飞机出行的概率恰好是一半一半。因此，对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一个朋友跟我说，“如今的机场是未来阶级战争的绝佳比喻。头等舱和商务舱的有钱人最先就坐，好让穷人从他们身边进入经济舱，看看他们的特权。”我说，“我觉得这个比喻比你想象中还要精妙，因为头等舱和商务舱里的还不是真正的富人。真正的富人在另一个航站楼，或干脆是另一个机场。”

在我看来，最大的危险是，真正的有钱人——我指的是身家九、十位数那些人——日益脱离世界上的其他人，对那些时薪工人的顾虑麻木不仁。这样下去，他们也许无法预见到很多变革，革命最初的骚动也将降临，成为对他们麻木不仁的惩罚。

然而我想，随着社会动荡加剧，当前的政治体制终将告一段落——这个体制将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富人扔给心怀怨恨的下层中产阶级和穷人的体制，哪怕其目的只是为了真正的富人能避开社会稳定所受到的真正威胁，即便他们本身也仰赖这种稳定。

问：这就是我想说的。如果有能力推动变革的那些人太过封闭，在还有时间采取行动时，未能意识到局势的紧迫性，那我们将陷入何种境地？

Eric Weinstein：我的看法是，届时不会有预警。但我向你保证，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走出祖科蒂公园，来到曼哈顿上东区的住宅区时，那些有能力部署大笔资本的人，立刻重视了起来。所幸，那些抗议者并不笨，他们知道，面对这些还没打好小算盘的人，要将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力量广而告之，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平示威。

03为什么说美国经济体是个巨大的纸牌屋？

问：但如果当初，你参与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六年前发出了那一声和平警告，那么回望后来发生的一切，你有什么理由相信，那些警告被听取了？你难道不会环顾四周说：“一切几乎都没有改变”？华尔街的赌场文化依然轰鸣着。从中，我们又能得出什么教训？

Eric Weinstein：这就有点苛责那些银行家了。我是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示威者和银行家都有一个幻觉。他们都高估了这些银行家的势力。真正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仍未面对的问题，是在1970年前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多个指数级增长期都已经终结。后来，一个事实就一直折磨着我们：二战后的经济增长期中，几乎所有机构都在蓬勃发展，它们因此也在自身的基础之中，内置了增长假设。

问：具体怎么说？

Eric Weinstein：就是说，不论是律师事务所，还是大学，抑或军队，所有这些机构都得考虑“稳定态”（即经济增长与生产率波动都较为温和的状态），都得承认增长是无法持续的——无法通过庞氏骗局，或是侵蚀他人，实现某种虚假的增长，从而维系这些机构的运转。这才是重磅消息，但没人报道。我们的问题是遍及整个体制的，内置增长假设正在把所有人变成无赖和骗子。

问：您能否具体展开一下，因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想确保读者能够明白，您所说的“内置增长假设正在把所有人变成无赖和骗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Eric Weinstein：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它的发展势头还不错，任何时候，每个合伙人手下都有五名律师。这些律师也想成为合伙人，进而自己雇佣五个律师。在律所的增长期，这种等级制的劳动力公式运行得十分顺畅。但一旦进入稳定期，每个合伙人手下只能有一名律师，这时，这位律师就要等很多年，到那位合伙人退休，才能取而代之。

这种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初级职位工时长、酬劳低，之所以有人愿意接受，只因有望在短期内进入高级职位。教授与研究生，以及军队的等级结构，通常都是这种关系。

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当指数级增长耗尽时，这些机构就得想方设法，要么接受新的商业模式，要么瞒天过海，延续旧体制，并侵蚀他人的收入来源。

问：就是说，我们整个经济体就是个纸牌屋，建立在过时的假设之上，在量化宽松这样的伎俩推动下前行。看来，我们已经很擅长回避我们这个文明的矛盾。

Eric Weinstein：这就是症结所在。有时，我称之为“威利狼效应”（注：卡通系列《乐一通》中的角色），因为只要威利狼不往下看，它就能停留在半空中，哪怕它刚刚跳下悬崖。危险就危险在明白过来的那一刻。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评论家都说，市场突然疯了。其实说反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前美国财长盖特纳等人推行的所谓“大稳定”（Great Moderation）才是一场精神错乱，而2008年金融危机实为疯狂中的罕见间歇——市场突然醒悟，看到了眼前的真相。因此，迫在眉睫的危险不是疯狂，而是清醒。

问题在于，这种疯狂持续得越久，当清醒降临时，积聚起来的灾难就越是猛烈。

翻译丨雁行

校对丨李莉

来源丨V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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