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源虽然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但它同样与其他任何思想学说的创立一样,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优秀成果的结晶。19世纪欧洲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
在谈到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时,恩格斯指出:“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末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2]还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让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3]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与继承,是他们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而这种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确立,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发现,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
同样,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劳动价值论,大大缩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经济学的过程,特别是发现剩余价值的过程。马克思在回顾布鲁塞尔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时说:“我们在这些小册子里,对构成当时同盟的秘密学说的那种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这二者的杂拌儿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为了代替这种杂拌儿,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4]恩格斯也曾说过:“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相衔接。”[5]
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并且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圣西门认为,资本主义是“新的奴役形式”。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制是“复活的奴隶制”,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他还把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称之为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多血症的危机”。欧文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它造成社会贫困、欺诈、犯罪和无数次侵略战争。这些揭露和批判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宝贵材料。第二,他们对未来社会制度作了周密详尽的设想。圣西门的理想社会叫做“实业制度”,傅立叶的称为“和谐制度”,欧文的则命名为“公社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欧文“社会制度”的基础;而圣西门、傅立叶的理想社会虽还保留着某些私有制成分,但他们主张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在分配原则方面,圣西门主张个人的收入应该跟他的才能与贡献成正比,而欧文则主张按需分配。三大空想家一致认为,社会生产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圣西门提出,“实业制度”要“制定明确的配合得十分合理的工作计划”。傅立叶规定“和谐制度”要把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和艺术七种劳动有机地组织起来。欧文生活在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他强调要发挥先进机器和科学技术的作用。傅立叶和欧文在描绘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时,表述了消灭社会差别的思想,他们主张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每个成员既从事工业劳动,又从事农业劳动,既从事生产劳动,又从事科学和艺术活动。圣西门还主张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有了“废除国家”的思想。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对社会真理的某些猜测,包含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对于十九世纪初期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时所起的作用,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指出:“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6]
应该说,在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是共同的条件。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者,是因为他们与同时代的某些人物相比,具有双重的优越性:比起工人活动家,他们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而比起那些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家,他们则具有强烈的实践愿望和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不是蛰居书斋的学者,而是投身革命洪流的斗士。他们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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