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李白曾有古诗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诗固然可以豪情万丈，但黄河对于下游沿岸的百姓来说，却是百味杂陈，非一言所能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河，黄河发源于青海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约古宗列盆地，蜿蜒东流后穿越黄土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最终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其水面落差达到4480米。

众所周知，黄河水在流经过程中挟带了大量的泥沙，特别进入下游的平原地区后，更是迅速沉积，导致河床不断淤积抬高。为了防止洪水泛滥，人们只得筑堤防洪，日积月累，河道竟然高出两岸，成为世界闻名的“地上悬河”。

历史上，黄河一向以“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民间常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有文字记载的黄河决口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入海；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每经过一段时间后，黄河往往会在一定条件下就决溢泛滥，改走新道，其下游河道迁徙变化的剧烈程度，在世界上可谓是独一无二。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的说法，也就是黄河曾经有过六次大改道。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黄河大改道发生在周定王5年（公元前602年），由此造就了著名的禹贡河（今已不存）。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1700多年间，黄河大都流经现行河道的以北地区，通过海河水系流入渤海。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700多年间，黄河改道向南，侵袭淮河水系，流入黄海。

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水利专家靳辅大治理黄河并取得过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渐淤积，河底也日益渐高。清廷每年要在河道治理上花费巨资，譬如道光前期，天下无事，物力丰厚，拨给河工的银子往往达到五六百万两。尽管如此，黄河下游的决口自清中期以来却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的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而明代(1368-1644年)则是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自清以降，黄河的治理情况是每况愈下，这其中既有泥沙淤积、日长月累的缘故，当然也不乏河工贪腐的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国难频频，河患屡作。从1841年到1843年，黄河连续三年发生大溃决，而在1851年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溃决。导致这4次黄河溃决的原因，除了发生特大洪水外（1843年洪水被认为是黄河有史以来的最大洪水），其下游河道的淤积抬高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从1841年到1851年出现四次大范围的溃决来看，这已经是黄河即将改道的危险信号了。

当时黄河的流经路线大体上是这样的：黄河水流经河南的荥阳、郑州、原阳、延津、封丘、中牟、开封、兰考，随后进入山东的曹县、单县，再折入安徽的砀山、萧县，随即经江苏的丰县、沛县、徐州、邳县、睢宁、宿迁、泗阳、淮阴、涟水、阜宁、滨海进入黄海。

黄河屡屡溃决改道，除了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导致河道抬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下游地质构造运动导致其所谓“东流高仰，北流顺下”的特点。黄河在流经河南境内时便已遇到南高北低的地形，因而不像长江那样可以顺流而下。这个问题，早在宋代就曾经引起争论，清代后让黄河改道北流的呼声也屡屡提起。乾隆十八年(1753年)，吏部尚书孙嘉淦曾提出过黄河改道大清河的建议。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魏源在其著作《筹河篇》再次详细阐述用人工的方式使黄河改道北流大清河的主张。魏源在书中指出，“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16）。从理论上来说，黄河“北流顺下”固然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清廷不可能做出这样重大的选择---除非黄河自然改道。

该来的终究会来。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1855年8月1日），黄河在河南兰考北岸的铜瓦厢决口，一夜之间，汹涌的黄河水将口门刷宽至七八十丈，当时河水分为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以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今属河南)，至张秋镇，汇流穿运(运河)，总归大清河入海。”这便是黄河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改道，也决定了目前黄河的走向。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后，铜瓦厢以东的数百里黄河河道自此断流，成为黄河故道，而原本穿过苏北汇入黄海的大河迅即化为遗迹，在地图上踪迹全无。

河决之后，黄河水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水面横宽数十里甚至数百余里不等，“泛滥所至，一片汪洋。远近村落，半露树梢屋脊，即渐有涸出者，亦俱稀泥嫩滩，人马不能驻足”（17）。由于铜瓦厢地处河南东部，改道之后黄水北徙，河南主要受冲的灾区只有兰仪、祥符、陈留、杞县等数县，直隶的开州（今河南濮阳）、长垣（今属河南）、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也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但受灾最严重的却是山东，特别是鲁西北地区。

黄河决口在当时是件不得了的大事情。在铜瓦厢决口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堵口，但实际情况比清政府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黄河会由此改道。8月19日，东河河道总督李钧派人在决口处做了一次实地勘查，测得决口处东西坝距离达到一百七八十丈之宽。封堵如此巨大的决口，至少需用工几万至十几万人，需要花费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两银子，即使在和平繁荣时期，这也是项巨大的工程。

但对清廷来说，1855年不仅是多事之秋，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份。就这这一年，洪秀全、杨秀清建立的太平天国不仅控制了江南的大片地区，而且北伐军还曾一度打到北京附近。虽然北伐军最终被消灭，但半壁江山沦陷导致的财政危机和政权危机，迫使清廷要在镇压太平军和治理黄河间做出艰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