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是元代剧作家纪君祥的作品，全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曾被伏尔泰改变为《中国孤儿》，影响深远；《哈姆雷特》创作于16世纪的英国，又名《王子复仇记》，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篇幅最长且最负盛名的一部。《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的比较研究大多以文学的角度探讨人物的悲剧性差异，即从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与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的文本入手，分析悲剧人物、悲剧冲突和悲剧结局。而纵向来看，《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都是作家以真实的历史为依托进行改编和再创造的产物。社会环境的逆转、时代的变迁、作者的际遇和追求一定会在再创作的过程有所的反映。本文即由此展开论述。

1.文本流变中的悲剧意识

1.1《赵氏孤儿》：改变历史、忠奸对立

费秉勋在《论元代悲剧》中将元代历史悲剧分为忠实的历史悲剧、改造的历史悲剧、翻案的历史悲剧三种类型，并认为《赵氏孤儿》可称为改造的历史悲剧[1]。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国语·晋语》与《左传》叙述差别不大，而到了司马迁的《史记》，情节大为改动，在晋景公、赵氏家族、韩厥之外，又增加了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物。这三个人物在《赵氏孤儿》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赵氏孤儿》是以《史记》为蓝本的创作的。剧中魏绛说：“屠岸贾损害忠良，百般的挠乱朝纲；将赵盾满门良贱，都一朝无罪遭殃。”而按照《左传》，是公主赵庄姬（赵氏孤儿的母亲）与叔父赵婴齐通奸，赵同和赵括把赵婴齐流放到齐国，庄姬怀恨在心，诬陷赵同和赵括谋反。栾氏（栾书）与赵氏争权，便联合郤氏（郤錡）为赵庄姬作证，促使晋景公诛杀了赵同和赵括族人。也就是说，造成这场灭门之灾的真正元凶并不是屠岸贾，而是赵庄姬和栾氏。赵庄姬也并非戏剧中自缢而死的贞洁烈妇，而是整个血腥事件的导火索。孔子在《论语·季氏篇》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从后来三家分晋的局面看，当时大夫的权势已经危及到诸侯。晋景公灭赵氏绝不是头脑发热，把赵氏一族说成满门忠义也是不可信的。纪君祥对赵家的美化，实际上寄托着他对南宋的怀念。宋代统治者曾以“赵孤”自比，为程婴、公孙杵臼、韩厥追封尊号，建庙祭祀。封程婴为忠节成信侯，公孙杵臼为通勇忠智侯，韩厥为忠定义成侯。后又改封“婴为疆济公，为英略公，厥启侑公”。（见于《宋史》《高宗七》及《礼志八》）纪君祥作为汉族文人对元蒙的入侵与统治始终带有抵制情绪，但在高压政策下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寄予于杂剧中抒发自己的情感。联系到作者的创作背景，读者更能感受到一种时代的悲剧意蕴。《赵氏孤儿》中，为了保全孤儿，公主、韩厥、公孙杵臼都甘心赴死，这与《史记·赵世家》又有区别。韩厥的死和锄麑很像，受人之托就要讲信用、杀贤良，而杀害贤良就会陷于不义，良心受到谴责。韩厥（戏剧中）是在样的矛盾中死去的。而在历史上，韩厥对赵氏的东山再起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韩厥自幼长在赵家，赵衰将他视若己出。下官之难后，他以赵衰有功，赵盾有忠强谏晋景公，使景公归还了赵氏的封地。韩厥自己对年幼的赵武（孤儿）也关怀有加。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程婴。在《史记》中，程婴献策用别人的孩子替换孤儿，仅此而已。而《赵氏孤儿》中那个替换的婴儿变成了程婴自己的孩子。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在屠岸贾的刀下劈成三段。屠岸贾为了报答程婴，要把程婴的儿子（实际是躲过一劫的孤儿）养在自己府中，于是程婴又忍受着巨大的心理煎熬陪伴孤儿成长。救孤这一年，程婴四十五岁，孤儿报仇时他六十五岁，整整二十年。程婴是故事的悲剧性所在，是纪君祥改编最成功的地方。这样一来，真实的历史在剧中消解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化为一种精神——贯穿作品始终的不是人物，而是忠与奸两个人物群体成为对立的双方，并以忠义和奸侫两种道德伦理的理念作为冲突的基础。[2]

1.2《哈姆雷特》：删减历史、注重人性

关于《哈姆雷特》的故事源头，有三种说法。第一，源于丹麦作家、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马蒂的《丹麦人的业绩》（拉丁文Historiae Danicae,英文Danish History）。其中卷三、卷四《哈姆雷特的故事》（The Hystorie of Hamlet）的故事情节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几乎一致；第二，莎士比亚从不原创戏剧。《罗密欧与茱丽叶》和《无事生非》直接取材于班戴洛的小说，而《哈姆雷特》也可能取材于班戴洛的作品——《悲剧的故事》（Certaine Tragicall Discourses ）和《快乐宫》（The Palace of Pleasure）。因为书中王后与先王弟弟通奸的情节在戏剧第一幕中通过鬼魂的独白呈现出来。第三，改变自基德的剧作《乌尔·哈姆雷特》（Ur-Hamlet），这部剧写于1598年，在艺术上并不成功[3]。剧中的幽灵（鬼魂）或许给了莎士比亚灵感，幽灵的意象保留下来，台词却更改了。这三种说法悬疑未决，但并不矛盾，因为班戴洛的小说和基德的戏剧无疑都源于历史，我们便可将重点放在萨克索的故事与《哈姆雷特》的异同上。

公元五世纪，丹麦、挪威、瑞典战争不断，丹麦日德兰半岛前朱特族首领格文蒂尔（Horwendil）的两个儿子，长子豪文蒂尔（Horwendi），次子芬格（Feng）被丹麦国王罗里克（Roric）任命为包围日德兰半岛的正副首领。豪文蒂尔立下战功，老国王将女儿格鲁特（Gerutha）嫁给他。芬格心生妒忌，杀死了哥哥。阿姆雷特以装疯自卫，伺机复仇。戏剧《哈姆雷特》是从这里开始的，莎士比亚略去老国王的角色，三代人的故事变成了两代人的故事。《哈姆雷特》以王子的死结尾，所有人都死了，王子也死了，悲剧达到高潮。而在《丹麦人的业绩》中，阿姆雷特刺死芬格的第二天就发表了演说，荣登王位。英格兰国王是芬格的好友，听说此事后设计陷害阿姆雷特，让他代自己向苏格兰女王求婚（女王对任何求婚者都会施以酷刑），没想到女王爱上了阿姆雷特，在她的帮助下阿姆雷特重回丹麦。（阿姆雷特与英格兰国王的爱情故事，此不赘述）

从复仇的结果来说，《赵氏孤儿》是完美的，历史上阿姆雷特的结局也是如此。而戏剧《哈姆雷特》则充满了无奈，即便付出了血的代价也无法获得真正的胜利。莎士比亚的悲剧从不取悦观众，他倾向于以悲惨的结局彻底揭露人性与社会的弱点，这也正符合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完美的布局应当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所谓的双重结构。”[4]从剧本本身以及莎士比亚对历史情节的取舍来看，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论。

2.时代烙印

2.1《赵氏孤儿》：忠义战胜邪恶、文明战胜野蛮

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是中法文学的一次碰撞。故事设定在宋末元初，也就是纪君祥生活的年代。南宋皇帝将皇室血脉托付给张惕夫妇，在成吉思汗对孤儿痛下杀手的时候，这对夫妇用忠义和仁慈感化了他。第五幕第六场，成吉思汗喟然长叹：“胜利使我统治你们、登上王位，头罩光环却使我深感羞愧。我枉为名将，徒然的战功累累；你们使我自惭形秽，只愿能与你们相配。” 成吉思汗怎么会放下王权霸权，低下头颅呢？伏尔泰把中国历史完全颠覆了，或者说有意的误读了。误读的意图是明显的，那就是道德终会战胜邪恶，文明终会战胜野蛮。这何尝不是纪君祥的愿望？

元朝占领中原后，广大的农民沦为了牧奴或农奴。领主式的土地占有方式摧毁了地主式的土地占有方式。所谓“两河既破，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满目蓬蒿”，农民的田园成了“草莽弥望，狐兔出没”的萧条之地。（《大金国志》卷23）不仅如此，粗暴的、野蛮的、黑暗的铁血政权使得元朝的文学带有先民的蒙元文化印记，语言上的通俗是其中表现之一。元曲和杂剧是在战乱和动荡中产生的，它并非是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顺向发展的产物，而是在高度发展且日趋凝固的伦理文化猝然崩毁以至解体的失衡状态下超常规的逆向生成物。[5]而伦理、道德、忠义、仁孝并没有因俚俗的语言有所消减。从春秋时期“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公羊传·隐公四年》）到蒙元与满清的铁蹄侵伐，中原文明或者说华夏文明总能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它的生命力让人惊叹。历史的危难关头曾出现了的许多人、写下许多作品，当然包括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从对文明的捍卫来说，这部悲剧的悲不是悲伤的、悲凉的，而是悲壮的。

2.2《哈姆雷特》：人文主义、人性缺陷

1596年，莎士比亚11岁的儿子病逝，他在斯特拉福德（Stratford）镇上的圣三一教堂为他安葬。那一天，值班教士写下：威廉·莎士比亚之子哈姆尼特（Hamnet）。而哈姆尼特（Hamnet）在斯特拉福德的文件中还有一种写法，就是哈姆雷特（Hamlet）。1601年，莎士比亚正在写作《哈姆雷特》，他的父亲在同年九月去世，也葬在了圣三一教堂。第一幕，哈姆雷特王子与鬼魂的对话。鬼魂：“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才可以脱罪……听着，听着，啊，听着！要是你曾经爱过你的亲爱的父亲——”哈姆雷特：“上帝啊。”鬼魂：“你必须替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哈姆雷特》中鬼魂角色的设定，阴阳两界的对话，如果抛去情节的需要，很可能寄托着莎士比亚对父亲和儿子的深深思念。

《哈姆雷特》诞生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碰撞对峙的时期。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资产阶级开始兴起。人文主义的观念向中世纪以宗教神学为代表的蒙昧主义思想发出挑战。剧中的哈姆雷特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形象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第一幕）。尽管哈姆雷特控诉“丹麦是一座监狱”，尽管他决心复仇，他仍然相信人类是善良的。在克劳迪斯作忏悔的时候，他完全有机会把他杀死，可是哈姆雷特却认为杀一个正在忏悔的人是不仁慈的。这是他性格中缺乏勇气的一面，也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哈姆雷特复仇之后何去何从？他的犹豫、他与民众的隔阂使他无法走到最后。然而，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和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哈姆雷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成功的消灭了罪恶，改造了现实，而在于他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以及缩短这种距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6]。

3.总结

在剧本创作上，纪君祥对历史的改动较大，人物具有符号化的象征意义；莎士比亚以删减历史情节为主，重视人物的性格刻画和内心活动。《赵氏孤儿》与《哈姆雷特》的主人公分别生于东西方的王室，都背负着由谋权、乱伦、杀亲所引发的仇恨。二者都是时代的产物，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思想，而二者的悲剧性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赵氏孤儿在出生之前亲族已被杀害，他的复仇使命与生俱来、别无选择，他的生命是由众多忠义之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复仇成功后，他站到了胜利的顶峰，向被黑暗势力压迫的人们发出召唤；哈姆雷特本身对人类抱有美好幻想，在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抉择时，他是犹豫的，脆弱的。智慧和反抗精神帮他报了仇，个性的缺陷又让他走向死亡。他在接近理想的半空中殒命，仍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给人文主义者以鼓舞。

参考文献：

[1]费秉勋.论元代悲剧.中国悲剧喜剧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2]高欢欢. 论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对纪君祥原著悲剧意蕴的削减[J]. 戏剧之家(上半月),2013,(07):198+193.

[3]傅光明. 《哈姆雷特》的“故事”源头及其版本[J]. 书屋,2016,(04):65-70.

[4]高建宏. 东西方戏剧中悲剧的相似与差异——以《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为例[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5,35(02):234-235.

[5]张大新. 元杂剧兴盛的思想文化背景[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6):14-18.

[6]唐建怀. 从《哈姆雷特》看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思想[J]. 文学教育(上),2015,(01):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