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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论述，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技术进步、国际关系等方面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进而指出，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形态、社会功能及业态发展，具有资本驱动的特点，这些都将对新闻传播业的未来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产品交换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决定着该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就成为区分不同社会制度（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依据。

而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反杜林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均有全面的阐述。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首先肯定了人类历史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 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他们同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大量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基本矛盾及其后果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马克思进而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 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马克思看来，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未来社会（即马恩提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将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忠实的继承者和践行者。“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国家 工业化，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走出马恩所熟悉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统治最薄弱的环节”落地生根。马克思的设想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当时的苏联却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列宁当时的思路是：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 、方法和方式（1921年列宁《论粮食税》）。基于这一思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提出了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所有制结构，允许和鼓励小私有制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保证苏维埃经济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保证国民经济健康运行，列宁提出要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管理， 发挥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引导作用。这是列宁在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条件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探索， 并根据本国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按照我国的宪法规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我们才成功地走出 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实现了超越式发展。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基于中国国情新态势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重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动摇）则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重要遵循。而中国从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过程，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和新的飞跃。

总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生产资料和资源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以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需求。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则与此相悖，它无法实现生产资料和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使用及优化配置，从而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未来社会”，能够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占有与生 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并为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条件。马克思的论断于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生产资料私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基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对于生产力发展及社会进步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形式名义上由选举产生，实则植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体现。由于社会资源及财富占有的不均和分配的不平等，资本集团既可以利用金钱获取选票、赢得选举（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人能够当选总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也可以通过权力运作操纵舆论、影响政策制定，或者以资本的力量推动国家治理（例如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特治国”）。由此可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民主政治只是一种观念政治， 现实政治的逻辑则是：资本集团是垄断的、寡头的、专权的，而非普世的，它们不仅不会受制于民主，反而会以各种方式操控民主，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论哪一个党派执政，这一点都不会改变）。在这种权利关系中，普通民众永远是被忽视的一方，他们的利益不在资本集团的考量之中，无法得到保证，更无法与资本集团进行资源共享。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必然会制约整个社会的发展，使“不均衡”现象日益凸显。

第二，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利润，实现价值增值。为此，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实 力。资本的积累、积聚，加速了资本的集中，集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形成垄断。还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垄断现象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分析，并根据资本竞争和资本积累交互作用的规律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垄断。19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列宁根据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对垄断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国家垄断资本在为金融寡头攫取高额利润 并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更加）畸形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各种危机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看来，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和私人垄 断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第三，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多次谈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 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事实正是如此。从历史上看，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私有制是这样产生的，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更替，它同样会出现与 新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马克思的此番论述，在今天仍有强大的阐释力。例如，在面向未来的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信息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资源。从本质上说，信息经济是共享经济，共享则需要开放、互动、链接，互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都是如此 。而生产资料（包括信息资源）的独占和垄断，无异于在共享经济中设置了一道道沟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这一社会化进程。西方国家之所以在 5G 技术的开发、利用、推广方面明显滞后，与其面临的（私有制）制度瓶颈有着直接关系。这必然影响西方国家 在新的科技时代的发展。

第四，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重视从经济因素出发分析国际关系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是由部落之间利益冲突引起的；阶级社会的战争则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利益冲突。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理论，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 文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因为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必将为争夺殖民地而发动战争。这些论断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殖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案例中得到了印证。

我们看到，由私有制的制度基础所决定，西方国家在维护资本集团的利益方面是不遗余力的，这也决定了他们在面对全球事务和国际秩序时，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0）中可以看到，“普世价值”与“我们的价值”（即美国价值）是互替使用的概念；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则更加突出地体现了美国的全球观。说到底，这些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反映。由此决定，当人类面临共同的矛盾、问题与威胁时，西方国家首先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优先”思维占有和支配资源，拒绝分享与合作，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全球共同抗击风险的能力。

三、生产资料私有制对新闻传播业的影响

新闻传播业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的反映。由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性质所决定，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介形态、社会功能及业态发展，具有资本驱动的特点。

具体表现在：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新闻传播的本质。如前所述，资本集团是垄断的、寡头的、专权的，它们不仅不会受制于民主，反而会以各种方式操控民主，以实现自身利益 的最大化。垄断资本对媒体的控制同样如此。西方媒体多为私人所有（或财团所有），是各大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与主流 媒体之间的对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体与权力关系的本质特征。在美国的疫情中，总统（联邦政府）与主流媒体形成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 双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媒体抨击特朗普在疫情应对中失职， 并应和着民主党弹劾特朗普的声调；特朗普声称媒体散布虚假信息、拒绝报道真相与准确事实。综观二者之间的争斗不难发现，他们都在按照预设的“剧本”寻找或编造故事，至于事实真相如何似乎已不重要。这分明是一出党同伐异的戏码，非但不见“ 新闻自由”的身影，“独立媒体”“第四权力 ”之说也沦为空谈。从历史上看，源于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西方新闻观强调“新闻独立”，强调媒体充分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 自由表达观点；并强调监督政府、表达观点要以事实为依据。然而，在今天的美国等国家，这样的图景并不存在。

第二，信息资源的私人占有和垄断。在西方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资本集团对信息资源的私人占有或垄断方面。在媒体寡头那里， 所有的信息发布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是既定框架下的一种选择；所有的舆论监督，都反映了垄断集团的意向，是资本力量推动的结果。美国互联网巨头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封杀，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21年1月美国“国会山沦陷”事件发生后，先是特朗普的推特账号因涉嫌煽动暴力被封杀，紧接着，脸书、谷 歌、苹果等各大科技巨头又对特朗普实施了“联合绞杀”，断了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路。对于这一做 法，科技巨头们给出的理由看起来相当“正义”，例如，据推特解释，领 导人账户“并非完全凌驾于我们的规定之上”，不得利用推特煽动暴力。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推特公司之前并未打算采取行动，直到这些科技巨头得知国会中那些监管它们的委员会都将被民主党掌控时，才果断站在民主党身后，立即采取措施。由此，也引出一个值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值得深思的话题——如何对 数字寡头进行监管，限制他们手中的权利，结束它们为所欲为的状态呢？

第三，信息资源的私人占有对科技进步的扼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对科技发展的阻碍作用，已经在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显现出来。以5G在中美的发展为例。首先，中国的 5G 网络建设是由国家主导的，主要负责投资建设的四大运营商皆为国有，其背后是国家在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在巨大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加持下，我国5G网络建设进展顺利。有资料显示，截止到2021年第一季度，中国已经建成了超过81.9万座5G基站。相比之下，美国三大运营商AT＆T、Verizon、T-Mobile 都是私营企业，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比，即便有 一定的政府补贴，也不可能大规模投入。截至到2020年底，美国建设的5G基站数量仅有不到5万个。其次，近年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持续炒作“华为技术安全问题”，威胁其他国家不要使用华为的技术，意图很明显：试图彻底打垮华为，进而全面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势头，为本国企业在全球抢夺5G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市场、 维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垄断地位赢得时间。美国拒绝5G竞争、试图通过非市场方式占领5G市场的行为，从反面证明其软硬实力正在逐渐衰减，换句话说，美国现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新兴科技发展的需要。

第四，信息资源的私人占有使人类在面临共同问题时难以达成共识。从本质上说，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人类和谐、世界大同本身就是相悖的。建立在个人主义文化制度基础上的二元论思维，强调事物的差异性与对立性，在此思维框架下，白与黑、美与丑 、个人与集体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都是水火不相容的 。这种以我为主 、非黑即白的认知与判断，必然会对国际事务产生负面影响。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中美关系为例。基 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提出携手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主张 ，希望与世界各国加强信息交流与经验分享，弥合 “免疫鸿沟”。美国等西方国家却基于二元论思维，强化意识形态差异 ，给中国贴标签，将抗疫政治化。疫情期间美国彭博社推出的所谓全球抗疫的排名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 美国第一 ”的效果 ，它不惜将以往排名中最为关键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等要素删除，而将执行封锁和出入境防疫管理政策等视为负面因素，这显然是有意为之。此外，美国总统拜登命令情报部门就“ 实验室泄露论 ”展开所谓的调查，同样是将“ 抗疫政治化”的做法，这必将损害全球的病毒溯源合作，影响全球的抗疫努力。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垄断资本无序扩张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的论述，为我们深刻认识技术革命背景下西方国家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本遵循，有助于我们拨开观念政治的迷雾，一窥资本主义所有制框架下美国及西方国家现实政治的面孔以及媒体与权力关系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