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ligraphy and Society

在今天，书法到底是一种基于

爱的主观社会现实，还是一种

制度性的客观社会现实呢？当

然我们知道，后者充满了内卷

性的无奈....“公园书法”发动了

一项真实的社会互动。书法的

群众性使得书法成为理所当然

的日常知识。

中国的敬惜字纸传统

书写与爱：书法的知识社会学

Writing and Love: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f Calligraphy

（引论节选）

陈量

不管什么样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被发展、传播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的分析对象就是现实的社会构建。

---彼得·L·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知识社会学论纲》

在我们的时代，发生了20世纪初相反的情形，我们正经历机构的去专业化。机构向非专业化，公众向“重新机构化”，业余爱好者向“重新武装”迁移。数字技术导致专业能力向越来越多的公众群体转移。

---贝尔纳·斯蒂格勒《去无产阶级化的时代：后消费文化中的艺术与教育 》

“书写是一种奇怪的发明”。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满是疑虑地写下这句话时，他的意思直指这本不关乎人类生存的文字符号，到了国家这种制度兴起之时却被系统地创造，成为一种政治支配的工具，他之所以说它“奇怪”，乃因人的生活 ,本无需文字。而这种对于书写文字必要性的怀疑，在经历了几千年书写传统的中国社会，成为一种毫无现实基础的批判。尽管张光直也说：“文字是通往政治权威的路径”，但同时也承认，在中国，作为文化特殊性的书法艺术向来不是单为政治支配服务的。

作为三代礼器的青铜器，象征着政治权威。其铭文有着不可替代的权力之重要性；青铜器本身既是考古材料，其铭文又属于文献资料，图为何尊（西周早期）及其著名的铭文。

在历史上，文人和方士借助龙飞凤舞的“书法巫术”来实现精神的隐退、逃避与叛逆；佛教徒通过日复一日的虔诚写经，以期达到内心的澄明；“乡土中国”的人民也是通过各种“文字书写的拜物教”（如敬惜字纸、扶乩问事、符箓治疗等仪式）来获得文字“通神明、类万物”（《文字的魔力》，王铭铭，2010）的生命力量。

澳大利亚Kimberley的土著岩画，其绘制年代大约在17100年到17500年之间，它记录了早期人类试图通过图像和“胚胎文字”留下复杂交流的一些最早尝试。

书法作为王朝政治的纪念碑。高句丽王朝的长寿王为铭记其父永乐太王的功绩而立的纪念碑，碑文记叙了永乐大王当政寸讨稗丽、攻百济、救新罗，伐夫余、败倭寇的赫赫战功。该碑立于好太王陵寝东侧。因永乐大王死后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故又称其为《好大王碑》。碑文为方严厚重的隶书,也保留部分篆书和楷书，形成一种方方正正的书法风格,是我国书法由隶入楷的重要例证之一。《好大王碑》清末民初原始面貌。

作为文化形态和个人追求和的书法艺术。甘肃通渭县乡贤党黉，其一生的书法创作大都集中在1976年平反以后，现在流落在甘肃通渭县村民手里约有上千件作品。书法风格的苦涩和丰满也许就是他半辈子戎马、半辈子蒙冤的真实写照，人生的坎坷，时代的洪荒，给予党黉众多的艺术来源，他将这些东西转化为丰厚的笔道，不安的历史，孤独的人生，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失落和惶恐。2016年开始，党黉逐渐被一些青年书法研究者发现和挖掘，遂引起书法界的瞩目。

而如今，广场上用海绵蘸水书写的千千万万的退休老大爷们，通过锻炼身体的日常修炼，获得书写的快乐。这是我国群众性公园表演的一项重要内容，此时的书法超越了“精英主义”主宰的狭隘的“书法”，使得书法不再是象征某种“阶层”的区隔之物，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知识。当老大爷声称自己没有参加过任何“国展”，却能用标准的“欧楷”写下毛主席诗词，且念念有词地讲解“高山坠石”等玄奥的书法知识。此时，书法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性的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和知识，随着观众的加入，“公园书法”发动了一项真实的社会互动。书法的群众性使得书法成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知识，它简单地存在着，并不需要额外深奥的历史理论的论证，它就在那儿，不证自明，至少公园里的所有人都知道它是真实存在的。这种真实性，使得书法这一古老的文字书写艺术保持着它应有的活力。

各大城市公园或广场上的水写字活动

书法本来作为为数不多的群众文化项目之一，随着历史的变革，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区隔”的知识。1963年9月书法家陆维钊等人在浙江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书法篆刻科以来，书法从一般读书人的必备素质，喜爱写字的书法爱好者的“兴趣”，逐渐分支出一项专门的“书法专业”人员，其“专业技能”和“身份”尤为瞩目，而更加强化这种专业身份的是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建。随之，书法从知识分子、乡贤的附属才能，变为一种群众性参赛以获得官方身份认可的“竞技”性项目。直至二十一世纪，这样基于现实社会建构的书法知识，愈演愈烈，群众性的书法的活力大致已被“学院书法”和“国展书法”所遮掩。或者说，书法知识的社会分配机制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一种新的书法知识社会学。

以书协主导的群众性的书法比赛。书法评审现场与测试现场。

在这种书法的知识社会学中，已经占有学院、书协等重要职位的研究者或者书法家们，他们往往夸大社会和历史中那些理论思想的重要性（书法史及书法理论）。而在《知识社会学论纲》中，伯格和卢克曼试图纠正这种唯智论的错误：“那些针对现实的‘理论’表述，无论是科学的、哲学的还是神学的，都无法穷尽社会成员心中的‘现实’。既然如此，知识社会学就必须把人们在非理论和前理论的日常生活中所‘知’的‘现实’作为首要关注点。换句话说，与‘思想’相比，常识性的‘知识’才是知识社会学的焦点，正是这种‘知识’构造出了所有社会赖以维系的意义之网。”

书法高考现场

某书法学院的书法练习稿纸清理现场

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项艺术像书法这样拥有如此高的民众基础。家长们对于孩子写字好坏的关注，伴生了各类书法培训机构和书法考级的火热；书法爱好者为了“证明自己”，为了获得专业书法家的“身份”，不惜成本地参加国展速成班，狂投国展；书法专业的增设、扩招，书法高考、书法考研的火爆等等社会现实，缔造了今天的书法社会运动。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人们对这样一种作为客体化的书法充满热情。与此同时，我们也会产生疑问，在今天，书法到底是一种基于爱的主观社会现实，还是一种制度性的客观社会现实？当然，我们知道，后者充满了内卷性的无奈。

亚马逊上的VCD书法教程

书法有其自身强大的历史叙事及其审美机制。而作为知识社会学的书法，其研究角度更加注重以下三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为真理所提供的意识形态中的书法、书法的教育及其社会含义、书法的从业者们。基于这样的伯格式的设定，书法的知识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将书法纳入日常生活世界中，着重关注书法在常识世界中的社会建构。

2018年艺术家何效义在西北乡村现场书写制模铸印，和一批铸铧的手艺人一起完成整个漫长的过程。这显示了在当代传统艺术的从业者也在试图跟农耕仪式、乡土民艺、民族志研究产生关联，以使得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加地富有生机和获得一种乡土的原生力量，这也是书法篆刻艺术在今天的一个路径。

如果按照巴迪欧对当代艺术的要求：“通过精确并且有限的概括，去生产一种观察世界的新的光亮。”那么书法这项被当代艺术生产机制自动隔绝的项目，无疑更“当代艺术”。与此同时，斯蒂格勒也警示我们：“当人们对艺术的‘判断’只是基于‘兴趣’，而并不是爱，当这变得流行时，‘内行的’和‘分析的’批评家也可能会堕落成为庸俗者！”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民众普遍地被无产阶级化之后，那些聚集在QQ群、微信群激烈讨论和批判书协和学院的书法业余爱好者们，在他们身上，保留了书法知识社会学中最为注重的“爱”和信念，这种讨论、批判和展示，正好印证了“主观意义参与社会现实的构造”这一韦伯式的观念。

阳江组合的作品。当代现实在阳江组合看来，就是一张活生生的书法。充满县城步行街的标语书写作为反映世界的力量，混合了人民群众中不可知的动力，如同香港“九龙皇帝”的标语宣誓，这些猛烈书写自然锤炼成为独特的社会真实场景和书写实践：我书故我在。

而书法，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广泛的业余爱好者共同体，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书法作为这项基于“爱“的社会典范，能够折射出诸多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心理等中国问题。尤其在人们只对艺术有兴趣、却并不爱，甚至也不喜欢的时代里，这样的研究和考察就有尤为重要：一个揭露书法知识的社会分配及其权利，一个社会批判的角度，一个书法在当代的知识统一体。可以说，如果将当代艺术视为一种社会学生产的样本，那么书法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也完全能给出一个布尔迪厄意义上的社会学问卷。

作为社会运动的书法

书法在民间社会从来没有失去它的社会建构的效力。在德国电影导演弗里茨·朗的电影《三生计》（ Der müde Tod (1921)）中，影片讲述了死神给了失去挚爱的女子三次保住爱郎性命的机会，于是她在中世纪威尼斯、古代波斯与幻想的中国经历了三次生离死别，这个场景是关于中国的部分，其中的书法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俗体字”。

山东临沂市区一菜市场上有一肉铺老板叫范敬增，摆摊卖猪肉13年，他有个特殊的爱好，酷爱书法，这几年，通过媒体的报道，范敬增边卖猪肉边练书法，成为当地的“名人”。

基于以上的认识及产生的问题，拟“书写与爱”作为宏旨，将书法作为一种知识社会学进行研究和考察，兹就笔者近年研究的情况，将书法在当前社会中的情况作出如下分类（不分先后）：

Ⅰ、作为历史研究资料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法；

Ⅱ、中国书法家协会等群众团体倡导下的群众书法比赛中的书法；

Ⅲ、培训机构、考级中心、中小学及高校教育中作为书法教学的书法；

Ⅳ、官员书法与名人书法；

Ⅴ、职业书法家的书法；

Ⅵ、与当代艺术有某种关联、力图突破传统的书法；

Ⅶ、民间社会中尚存有实用功能和象征功能的书法；

Ⅷ、古董店、传统画廊、拍卖会、淘宝、微拍堂中的书法商品；

Ⅸ、公园锻炼、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书法练习；

Ⅹ、视频号、快手、抖音等社交媒体中的书法表演

……

民间依然鲜活的书法活动，作为书法治疗的宗教性仪式。

甘肃通渭县某画廊。甘肃画廊业作为中国本土书画经济的一个缩影和样本，展现了书法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丰厚能量。在当下中国，以甘肃通渭县、山东青州市为代表，经过历史的沉淀，逐渐形成成熟的“书画产业”，通过以书法作为媒介的考察来逐步呈现种种制度性的艺术社会学之机制。

通过如上的分类分析，书法在整个社会中的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也为书法作为一项社会知识的考察带来契机。涂尔干为这项研究带来提示：“最基本和最首要的原则是：把社会事实视为物。”书法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旨在使得社会成为一种关于书法的“自成一类的现实”，这里可能包含这样的研究内容及设想：书法文献档案的产生及观看、一个“书法大巴”在社会空间中的游走和民众自组织的书法讨论会、公园水写书法大赛，作为人类学民俗遗产的书法、传统书画画廊史的建构和书写、书法互助社与“书写与爱”电台的社会参与工作协同进行，等等。这是一项任重道远而又充满意义的学术研究工作，我们相信想要了解这样的一种“自成一类的现实”，必须了解书法是以何种方式构建了今天的社会现实。所以说，这项研究并非一个“标签”抢注，而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行动。

这些图像所传达出的书法之爱，使得他们背后的故事持续在传播，这使我们相信，传承书法的决不是技术性的教育，而是爱和信仰。

2021年3月20日第一稿

2022年5月25日第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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