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8.22—1928.5.19），德国哲学家，以其在现象学，伦理学和哲学人类学方面的工作而闻名。舍勒进一步发展了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胡塞尔的哲学方法，同时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先驱，现代哲学人类学的奠基人。

在进行了上面的论述之后，我现在提出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知识社会学结构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涉及各个民族在评估和考察其知识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各种压制和分歧——随着战争恐慌的消失，这些分歧不久就会重新变成正常现象。科学的国际性原则是绝对无法动摇的，而且，它深深地植根于人类那非常强烈的、使自己长期诚挚地参与思考讨论过程的兴趣之中——即使在世界大战期间，情况也仍然是如此。毋宁说。我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场世界大战对作为一个方面的实证知识和技术性知识，与作为另一个方面的知识的各种形而上学趋势之间的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总体性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更深层次看是私有制占主体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演变的产物。一战期间，人类的知识与科技得到了验证与发展。

这里只可能存在一个答案，至少对于任何一个对这种事态相当了解的人来说都是如此：欧洲大陆永远不会再次重新获得它那作为控制世界文明进程的谋划者所具有的绝对地位，而它在世界大战的前一时代里，当世界历史的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异常有利的时候，曾经获得过这样一种地位。甚至英国也不会获得这样一种地位，因为对于它来说，惟一有可能使它实现这一点的道路，也就是说，通过它那“辉煌的孤立过程”来实现这一点，已经由于许多种原因而不会存在了。与此同时，不仅诸如俄罗斯这样的、处于大洋彼岸的、古老的农业国家，甚至还包括处于日本领导之下的各种东方文化，已经从欧洲那里学会了在技术科学和实证科学的基础上建设与工业有关的方法和技术，而且，它们还在这个方面独立自主地取得了极其重大的进步，所以，它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对欧洲这样说：“那个摩尔人已经实现了他的意图，因此，那个摩尔人现在可以走了!”正像从十九世纪一开始到世界大战这个时期内所出现的情况那样，欧洲的人口出生率是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的——这一点与技术和工业化的前进步伐、实证科学研究的前进步伐之诸相关原因和巨大后果不可能持续存在下去完全相同。由于当前流行的不断减少工作收益的趋势——这种趋势只遇到了存在时间很短的阻力，因此，所有这一切都将是不可能出现的。最重要的是，美国确实己经取得了继续以同样的前进步伐领导世界技术和实证科学发展的地位——到目前为止，处于欧亚混合文明范围内部的美国，己经在各种重大而又残酷的世界冲突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各种血统在美国的不断混合，具有英国血统的人在现代美国所具有的领导地位的日渐式微，美国近来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那些强有力的、以内驱力为基础的、针对英国清教传统的革命文化潮流以及它与中国和各种伟大的东方文化的惊人的关系——它在这种关系中并不只是付出，而且也索取（而人们却时常完全忘记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最终会导致一种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的出现，而且，这种人也会具有比较多的静观沉思特征和更加诚挚友爱的特征。在这里，我不希望涉及日本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程度和各种危险。

另一方面，由于德国人的精神和俄国人的性格之间，存在着某些数量虽少但却意味深长的共同特征——也就是说，“有选择地在两种存在境域之间生活”，有选择地在形而上学-宗教的存在境域和世俗的、实践性的存在境域之间生活，所以，由于这场世界大战的后果，由于俄国沙皇政府的垮台，而且从俄国在其不断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德国援助的新的巨大需求来看，一种新的东方-西方文化互相渗透过程将会出现。我并不打算把那些含糊不清的、半俄半德的文学理论或者政治“观念”和政治“纲领”，都包含在这种文化相互渗透过程之内。毋宁说，我所指的是一种即将出现的、归根结底是社会学的关于文化和知识的过程，这是我们终究应当将其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的过程。这个问题与一种针对西方或者针对东方的专制性政治“取向”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与莱奥波德·冯·兰克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罗马民族”之历史的那种历史，在将来会不会永远结束，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无论如何，我们从与俄国的充满活力的经济贸易活动和技术贸易活动出发，都可以预期一个不断化解紧张状况——即使对于整个西方世界来说不是这样，至少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也是这样——的过程，而对于关注付出活动和接受活动的知识社会学来说，这种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那些具有英国血统的人都担心对于美国和英国来说，“粗心大意的债务人”——如果人们允许这种人为了有能力还债而工作，那么他——会再一次变成对于世界经济竞争的、以前存在过的“威胁”，并且会在人们把技术交流和经济交流引入潜在抵触可能比较少的发展方向上时有所减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俄国内部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灭亡，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宣布退出一战。

但是，对于知识社会学来说，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了我们在其他发展中也已经看到的同一种事物：它们都表明了下列事实，即对于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学者的哲学任务和形而上学任务来说，今后的欧洲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和更充足的学术力量供人们自由使用。甚至在并不有计划地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和技术发展速度——（由于以从前的世界情境为基础的那些异常重大的推动力的减少，由于现在的人口增长率不可能提高）这两种发展对于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来说，都不是作为某种“威胁”而存在的——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会出现。这些方面都已经在极高的程度上嵌入到德国人的精神及其各种倾向之中，并且已经极其深刻地植根于这种精神之中，所以，无论处于俾斯麦以后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过分注重实际的倾向，还是实证主义所具有的堂吉诃德式的本性，都无法在即使那个时期的西方人和英国人也不了解的程度上完全破坏它们。实际上，在整个欧洲、甚至从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或许是在整个世界，将来为了有利于某种走向理论或者走向哲学的发展趋势而发生退却的，并不是实证科学和技术，而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技术主义。正像自然主义与各种健全的自然感受联系在一起那样，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技术主义也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

而且正像我们己经看到的那样，它们从长远来看对于科学和技术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们会使技术淹没在工业之中、使科学淹没在技术之中，为了达到某种程度的静观沉思和宁静状态，欧洲——这个声音过于宏亮、身材过于丰满的少年，已经为了以它的文明在极短的时间内包围整个世界而作了过多的准备——必须为它那异常活跃的状态找到某种限制，它虽然只能间接地找到这种限制，但是却（由于它那些方法传播得过于迅速而）必须自己把这种限制强加给自己；只有这样，它才会在这样做的同时，重新在形而上学方面找到新的前途，并且为了有利于各种更加灵活但是却更加深入人心的宗教统一。既以东方的宗教虔诚为榜样，也以它自己那存在于宗教改革和特伦托主教会议以前的、伟大的普遍性宗教虔诚的过去为榜样，使它那些教会所具有的过度的政治化和实用化倾向得到缓和，同时放弃它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方法——这些方法在人们以争夺欧洲以外的市场为基础进行的列强冲突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并导致了范围极其广泛的自我毁灭。就未来而言，欧洲必须首先考虑它自己，然后才能去考虑波斯湾、基奥特绍（Kiautschau）、摩洛哥、特里波利斯或者无论其他什么地方——反过来说并不如此。它首先必须思考使它那些科学的卓有成效的合作成为可能，并且防止这些科学退化成为实证主义、浪漫主义或者无产阶级学说的，必不可少的和共同的形而上学方面的坚定信念，然后才能考虑从工业方面对它们的结果进行评价。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情况应当是这样”！情况之所以很可能将是这样，是因为欧洲的所有各种走向——共同决定知识的——理想因素和现实因素之逻辑意义的发展，所针对的都是这同一个目标。

特伦托会议特指1545至1563年期间，罗马教廷于北意大利特伦托城召开的大公会议。 这次会议是罗马教廷的内部觉醒运动之一，也是天主教反改教运动中的重要工具，用以抗衡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所带来的冲击。图为提香《1563年特伦托宗教会议》。

但是，我们对这种事物的发展的预见是具有某种或然性的，所以，即使起因于道威斯的报告、并且——至少部分地——产生于科学那再一次经过更新的精神的新情境，本身并没有通过一项复杂艰巨的事业、通过一种与知识社会学有关的持续存在的制度表现出来，也不会使人感到惊讶。所有伟大的——自觉地以这种建立在已经提高的国际性经济工作的生产率之上的新政治学方法论和政治学说明的名义，倡导这种陈旧的强权政治的——研究者和学术先驱者，无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方面的坚定信念是什么，本身都必定像我个人近来已经能够确定的、他们在法国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对下列事实确信无疑，即这样一种政治学方法论，假如它不应当仅仅是一种关于现时选举的暂时性意象、而应当获得永久性，那么，它也需要一种新的和对知识社会学有利的学术气氛，并且需要一种新的和使这种气氛能够向所有各个方面传播的位置和制度。也许某种“欧洲大学”就是这样的制度之一——就像与“国际联盟”联系在一起的国际性学术组织。正在以某种基本正确的态度努力追求的制度那样。

我们在这里无法具体地概括论述当前的各种实际存在的谈判状态，并且对它们进行评论。我们在这里只应当作出下列陈述，即有关这样一种大学的观念和把这种观念付诸实现的坚定意志，必定永远都不会消失。除了存在于各国的哲学领导层和科学领导层中间的，和涉及他们的国家在哲学和科学之所有各个方面的合作的、重要的个人理解以外，这样一种大学的——首要义务可能不是我以前曾经称之为“属于全球性文化单位的、新的世界观的交流”的责任，而毋宁说是参与完成欧洲所特有的那些任务。就人文学科而言，欧洲哲学的共同根源，历史上的文科、科学、宗教以及存在于各种民族精神之间的种种鲜为人知的相互交织、吸收和影响，都必须特别加以注意。关于国家和经济，一个必定会成为核心问题的问题，是由J.M.凯恩斯在其为哈罗德·赖特的《人口论》撰写的前言中，当作——至少时间会给我们提供某种答案的那些问题当中的——“最令人感兴趣的世界问题”来系统表述的问题，也就是说，“经济进步是否会在一个由复苏和恢复组成的短暂间隔之后继续下去，或者说，十九世纪的辉煌时代是否只是一个已经成为过去的和转瞬即逝的插曲”。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供凯恩斯和我倾向于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答案。不过，不论这种答案是什么，人们根据人口理论和历史、根据政治学以及根据国家和法律的历史对这个问题的考察、都绝对需要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最终能够确立欧洲大陆在国际关系中所具有的崭新的地位，从而既澄清觉悟和更加恰当、更加现实的判断，又明确和突出地抵制那些与具有历史惯性的效力有关的愚蠢梦想，抵制纯粹出于个人态度的和情绪性的政治所具有的迟钝状态，而这些愚蠢梦想和迟钝状态目前仍然像大雾一样笼罩着那些由欧洲国家组成的、规模较大的团体，并且漫延出一股浓重的、把它们的精神性眼界囊括无遗的阴霾。正像赖特所指出的那样：

只要国家方面的互相倾轧左右政治家们的活动，同时政治家们又为了进行战争而呼吁所有的人再次增加市民人数，只要处于任何一种单一经济制度内部的那些个别的阶级，持续不断地通过争论对生产产品的分配而减少对这种产品的生产，只要这种可悲的循环的持续存在达到了人口增加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程度，那么，无论是各个民族还是各个阶级，就都可以为进行这种争论找到越来越多的理由。

只要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欧洲就没有机会在世界事务中重新获得某种可以容忍的位置。“人们可以用两种手段来对付这种不断通近的危险：首先，通过不断提高生产率，其次，通过限制人口出生率。如果我们希望未来是可以忍受的，我们就必然要运用这两种手段”。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2.13－1834.12.23）。英国教士、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以其人口理论闻名于世。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指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

在我看来，获得新的、使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无论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还是就它们的内容而言，这两者在十九世纪对国家利益的影响都变得更加有限了——卓有成效地合作之推动力的方式之一如下：把我们前面提到的有关某种欧洲大学——这种大学被人们理解成了一种全欧洲的启蒙运动所具有的动态性中心——的各种相似的设想，输入各种国立学术机构和大学，因此，这种一所大学之享有盛誉的系的教员们便可以通过教学，在国内传播他们在那里所学到的东西，同时，各种国立大学也因此而可以为那些在这种新的欧洲大学里学习的大学生记录各学期的学分。

此外，我们没有必要再次指出的是，一门严肃的、完全是理论性的知识社会学所具有的、在我们的国家里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的各种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里都可以得到与它们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相对应的研究进展和阐明。

*本文节选自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第三章第六节，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