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状态下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文明社会出现之前，人类的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未解之谜。英国人霍布斯根据当时航海所发现的美洲食人部落的情况，推测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野蛮而彪悍的：他们奉行丛林法则，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经常互相残害。为了避免这种“苦难的自然状态”，人们才需要一只更为强大的巨兽来压服一切个人的力量，为弱者主持公道——于是，人们通过签订契约，把权利转让给一个强大的主权者，以便得到他的保护。

这种思想与唐朝人柳宗元相似，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初民之时，人们为了生存就得互相斗争、互相杀戮，为此争而不已，最终“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无谓的纷争，人们需要一个能明断是非的“君长”来主持公道。在“君长”的指挥下，才出现礼乐刑政等文明社会的政治制度。

霍布斯与柳宗元其实都是君权主义者，在他们的政治理论中，君主是不可或缺的，他是政治活动的核心。是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的有力推动者，并且君主的权力是人民心甘情愿转让给他的——君主是所有人的保护者。

霍布斯（1588-1679）

为了推翻这种思想，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自然状态进行了全新的解释。伟大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自然状态下的人是胆怯、懦弱而又无助的；他们畏惧大自然，不敢招惹丛林中的飞禽走兽，只有群居而活才能得到一丝安全感。因此，自然状态下的人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并非相互攻击与杀戮。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卢梭则进一步发挥，他说人们之所以要走到一起，组成社会，并不是因为个人的力量过于强大而需要制约。相反，正因为自然状态下的人太过于弱小了，所以才需要聚集起来，以便对抗其他物种，获得安全感。

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强壮有力，只要他离开人类的群落，选择独自一人在丛林里过活，他最终必然会变成猛兽们的晚餐。人们之所以要过上社会生活，是出于集体生存的需要，而不是苦于个人间的争斗。社会才是所有人的保护人，而不是一个“君长”。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

人并不是丛林中的猛虎，也不是草原上的群羊，而是有着社会关系与生产关系的动物。

当人们决定放弃离群索居、与同类们一起过上群居的社会生活时，就脱离了自然属性而获得了社会性。群居中的人并不像羊群那样各啃各的草皮，相反他们有着分工与合作，男子外出狩猎，女子四处采集；一群男子共有一群女子，而氏族里的儿童也是所有人的孩子。这是最初实行群婚制时人类的社会组织。之后，这种氏族扩展成胞族，胞族推广成部落，部落联合成城邦，城邦又组成为国家。而群婚制也变成了对偶制，对偶制形成专偶制，专偶制组成现代家庭。

在文明社会中，每个婴儿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获得了社会属性。他不是深山里的狼孩，而是某国某省某家某户的孩子；他与父母、兄弟、亲戚、邻居、伙伴等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

因此，可以说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动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为了规范这种社会关系，就需要签订社会契约——每个人都与这个社会达成一项协议，放弃自己的自然权利，以便获得社会赋予的新权利。

卢梭的社会契约的理论

社会契约是每个人与整个社会签订的契约，是一种权利交易。人承诺放弃天赋的自然权利，作为报答，社会赋予他新的权利，并加以保障。

例如，每个人都拥有着绝对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是一种自然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抽象的，不能实现。

首先，它会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例如人不能想摘就能摘得到月亮，也不能想吃就吃得到珍馐；其次，这种权利还会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我所拥有的自由未必能被我想得到。例如我可以通过破窗而出，挣脱牢狱，获得行动自由，但我思维受限，没想到还有这个办法，只能甘于受缚。最后，这种权利在实行起来会处处受限，无法落实。因为我想做的事经常也是别人想做的——大家都想走同一条路，结果反而互相妨碍、互相侵犯，谁都没有得到想要的自由。

对此，社会说：“请你与我签订契约，放弃这种抽象的自然权利，我将赋予你真正能够实现的社会权利。”

当每个人都把抽象的自然自由放弃掉之后，社会便赋予大家平等的政治自由与公民自由。它利用规则来限制每个人的自然自由，以便整个社会都实现真正的自由。例如，在十字路口安装红绿灯，并要求所有人都要遵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因服从于社会规则而放弃了横冲直撞的自由，却获得了顺畅通行的自由。

社会契约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规范每个成员，通过限制自然权利来实现社会权利。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参与社会契约，乃是出于生存的需要。社会是每个人的保护者，每个人又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说只有人民才是主权者

所谓的社会是由一个又一个签订契约的人组成的，这些人转让了自己的自然权利，形成了社会的公权力。社会又通过公权力来保障每个成员的社会权利，从这种角度来说，社会就是主权者。

社会统治着每一个人，要求他们服从法律、遵守规则，并且能够通过公权力来惩办一切破幻规则的个人与集体。所以社会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但人们又无法直接统治自己，所以他们经常需要通过推选公职人员的办法，把公权力委托给一些人，让他们来代理执行“社会”的职能。担任公职，拥有权力的人在古希腊被称为“公民”，而所有签订社会契约的人则被称为“人民”。

“公民”本身也是“人民”，只是他们被委托担任公共职务，代理“人民”来实行统治。但在一些情况下，“公民”经常会窃取“人民”的权力，他们赖在公职上不肯走、也不肯交权，俨然以“君长”自居，自称自己就是“主权者”，是全体人民的保护者。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约遭到了破坏，社会权力变成服务于一己之私的工具，导致许多人对社会产生厌恶，更渴望离群索居，恢复自然状态。

无论在何种请情况下，社会公权力都不可能转让到一个人的身上，君主不过是一个窃权者而已。主权者不可能是一个人，也不可能是一小撮人，而永远是全体参与社会契约的人，主权只能在民，而不会在君。

人民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