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中，刘邦把张良第一个提出来，貌似是最信任最看重，以前我也一直这样以为。但是在读了几遍《留侯世家》之后，再参考《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相关历史记载，综合排布来看，刘邦对张良虽然是“言无不听”，“计无不从”，但实际上并非完全信任，或者说，这个信任受到环境的影响，也是分时期的。张良能得到别人看来最得刘邦信任的错觉，实际上是以放弃兵权并且一直随在刘邦身边为代价的。

一，第一个时期

起义初起就碰上，当时的情况是刘邦团队并没有一个给他谋划目标的人物。这一行人只是东撞西撞的，近乎疲于奔命，根据地没有了，投奔的景驹更是被秦军咬着打。在此期间，《留侯世家》的记载是“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而此期间的战绩，除了丰邑大概出于父老乡亲不好下手打不下来，几乎是全胜，尤其是攻打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人数顿时翻了番。这里自然也有张良献策的原因在内。

根据张良的说法，他和刘邦是在留遇上的，后来“略地下邳西”，才算正式成为刘邦的下属。《留侯世家》中还写了一句，“不去见景驹”，可知他并没有真正碰上景驹，所以张良到留的时间应该是在刘邦与东阳宁君于萧西战秦军不利，“还收兵聚留”准备攻砀的时候。

刘邦起初投奔景驹是“往从之”，以求借兵，而之后投奔项梁却是先“从骑百余往见之”，先借兵再追随，两种不同的借兵方法，稍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后者更加高明。不知道项梁如此大方的原因有没有张良动用人脉关系。

继续看《留侯世家》和《高祖本纪》，“从项梁月余……项梁……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自此，追随半年后张良以韩申徒的身份带着一千多点兵马去了韩地，说起来，随便一个郡县的兵马都比一千多，带着这点人马能抵什么用？

不管怎样，对刘邦来说，好好的一个下属突然升级了，不帮你了，心里的滋味什么样，可以尽情想象。不过也另有一种可能，贵族加刺客的张良名声太响了，却呆在一个平民出身的沛公帐下，那些同属贵族的人又会怎么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是说说就能接受的。更何况刺秦的举动正说明了他心念故国，这时候怎么又不干了？还有一点，张良请立韩王是直接跟项梁说的，而没有请问过这时项梁名义上的头头楚怀王，出身贵族还是丞相世家的张良为何会犯这样的礼节性错误？都很耐人寻味。

从秦二世三年正月到六月，作为刘邦帐下的唯一谋士，张良与刘邦军之间大约可以称之为蜜月期。

二、若即若离期

约一年后，刘邦西进到韩地，张良“引兵从沛公”，又回来了，此时刘邦帐下多了郦生，还有郦生的弟弟郦商，数千兵马全部归到刘邦帐下，而张良仅是以韩兵“从”，差不多是平级关系，虽然配合作战。但相比之下，你会更信任谁？

从路线上来看，刘邦此前在洛阳开封打硬战，甚至北绝河津的举动来看，显然都是以函谷关为目标。张良加入之后，从四月到六月约有两个月的时间西征军都在攻略韩地，将韩地清扫一遍后，六月里，刘邦军开始踏上前往南阳武关峣关入关的道路。做出这个决定的人书上没有明写，但从这前后的变数来看，很有可能就是张良。

时间一直行进到此处，太史公才开始祥写张良的计策。计策不必多说，只得注意的是，这放在《高祖本纪》的一次计谋提出的情景。“……沛公引兵过而西。张良谏曰”，由此看，刘邦在作出决定后并没有告诉张良，一直到过了宛城，张良跑过来说不可如此，于是刘邦“言听计从”，说的有道理，这才迅速回师宛城。

从此来看，张良显然不是时刻跟在刘邦身边，从《韩信卢绾列传》中看，张良徇韩地的途中遇到了韩王信，“（沛公）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韩王信此时是韩将，而张良是韩司徒，显然张良比他的官大，而这“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可知韩王信带领的是韩军，而非刘邦的人马。由此来看，张良此时于情于理都是和韩王信一起行动的。这样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张良出计是在过宛之后，而不在过宛之前。

后来击峣关的事件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峣下军”，二万人，这大概就是完全归属于刘邦掌控的兵马，其他的人马，比如安国侯王陵，虽然也配合刘邦打南阳，但不过只是友军，彼此互不统属（这里有点奇怪，传记和功臣表不太符合）张良虽然也带了韩军跟随，但同样不属于刘邦管辖。刘邦击峣是个人决定，张良大概知道了消息，又赶过来献策，才避免了一场硬仗。再从刘邦的行事风格来看，谁出的主意就由谁去执行，这次是张良提出的策略，但不是张良去执行，而是交给了郦生，郦生能言善辩，但顷刻能说出八难把刘邦唬的吃不下饭的张良口才显然也不差，同样有理有据。从这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知道张良此时不是刘邦的属下，不能随便命令调用。自然，刘邦在只调动自己的军队时也不会专门去通知张良。

之后的入咸阳，驻守函谷关更能说明问题了。为什么是樊哙先劝，张良才来劝？因为张良是外人，刘邦对自己人的话可以不管，但对外还是得做好样子。于张良，自己只是代表韩王来咸阳的，更没有理由去管刘邦的闲事。估计是沛县脑袋清醒的兄弟都看不下去了，才把这个既非刘邦属下却又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张良推了出去。驻军霸上期间，刘邦军队并不是就一直待在那里，还拨了人马进攻巴蜀，而函谷关小搓人马不起眼，韩军虽与刘邦军在一起，但毕竟还隔了一层，灭秦时还是友军，此时又是什么？张良此时没资格打听刘邦的军队布置，自然也不是事事都能一清二楚，反过来说，刘邦没把此事告知张良，也间接说明了他没把张良当自己人。

再之后的鸿门宴，刘邦对张良的称呼，都是“公”、“君”，客客气气的，又隐含着一种抬高。如果鸿门宴记载无误，最后的使张良留谢，也有认为张良不是他的属下，所以无论项羽还是范增都不会针对他的可能。还有一点小细节，项伯夜来通风报信，居然没有惊动到刘邦军中的任何人就直接找到了张良，如果张良在刘邦军中，这基本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反过来说，张良所在的韩兵与刘邦军虽然都在霸上驻扎，但却是分开的。

后来，项羽分封诸侯，把刘邦赶到了巴蜀，张良用刘邦赐给他的黄金珍珠去贿赂项伯。这里又透露了一个细节：在张良主动答谢项伯之前，刘邦根本就把鸿门宴的大恩忘了。直到张良有所行动，他才“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

只是刘邦虽然对张良隐隐的顾忌，张良却是真心为他着想。“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又有说子午道），另一个韩信韩王信，干脆直接跟去了汉中，后来还对刘邦说了一段利用任性可东归的话。说起来，两边走了这么一长段路，张良精明，会没发现手底下的韩将跟别的王跑了，明显也是他经默许过的。

之后的事情，几处又开始走向矛盾，

《留侯世家》：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

《项羽本纪》：是时，汉还定三秦。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令萧公角等击彭越。彭越败萧公角等。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 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

《韩信卢绾列传》：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

项籍之封诸王皆就国，韩王成以不从无功，不遗就国，更以为列侯。及闻汉遣韩信略韩地，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汉二年，韩信略定韩十余城。汉王至河南，韩信急击韩王昌阳城。昌降，汉王乃立韩信为韩王，常将韩兵从。

韩王信在汉六年投降匈奴，他的传记简直就是身份经历的流水账，故而删改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以《韩信卢绾列传》为准，勾勒出这一段张良的活动轨迹：

张良先到了韩国，但是韩成被项羽带到了彭城，张良先是跟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不知他怎么得到的？），项羽却似没什么反应，迟迟不行动。至七月，项羽莫名其妙杀了韩成，张良就循小路逃跑了，八月里，汉还定三秦，派韩王信为韩太尉略韩地；田荣自立为齐王，也占有了全部齐地。这时项羽才开始行动，张良又被派出去徇韩，又送了一封信，先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然后又夹带了一封反书，这次是“齐、梁反书”（同样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于是项羽立郑昌为韩王以距汉，大概这期间汉确实没有东进的迹象，汉二年冬日，项羽向北攻打田荣。

还三秦与东击楚并不是连续事件，中间差不多隔了半年，汉二年十一月，韩王信始立，在这之前，韩王信以韩太尉略韩地，张良徇韩，由此可知，张良名义上仍是韩国臣子，不然徇韩就没了理由。并且从此时起，一直到彭城之战回到荥阳之前，张良仍然是韩国的臣。

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若即若离期。

三、言听计从期

在看《陈丞相世家》时，有一段记载牵扯到了韩王信。因为殷王降汉，陈平不得不也跟着投奔汉营，这一来就任了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而“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但是没多久发生了绛、灌馋陈平的事情，陈平理直气壮的发表了一通受贿论后，又调回了汉营，为护军中尉，之后很长时间再没有变过。

然后又注意到《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这句话在下邑之谋后，荥阳议事之前，换句话说，张良专职作为“画策臣”的时间是这时才开始的，同时跟韩国断了关系，而刘邦对他也亲近了许多，不是称“公”，“君”，也不是如对郦生那样称“先生”，而是称字，子房。

两面一比较起来，陈平成为刘邦亲信的时候，恰好张良和韩王信跟郑昌争夺韩地，而张良回到汉军总部时，陈平被调到了韩军分部。实在是巧合的很。

不管怎样，这一时期的张良主动放弃兵权，刘邦对他才算开始予以重任，并且时时咨询征询。之后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汉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郦食其谋桡楚权……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令趣销印。《留侯世家》

将这件事与之前的下宛，击峣，请汉中地，烧栈道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张良已经由一个主动出谋的人转为了被动做决策。由上可以很轻易的推出，张良外出是公干，时间不短，因为印已经刻好，而在这种政策即将颁行的时刻，刘邦还特意来询问张良的看法，这与之前据守函谷关却没告诉张良，事到临头才问人的做法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定都的时候，刘邦本迟疑不定，但在张良表示赞同后就立即实施。且不论决策正确与否，这本身就说明了刘邦对张良与其说是信任更是依赖，依赖张良的看法下决心，相信张良的判断比他的高明，目光也比他更长远。

所谓“运筹帷幄”，大概就是指这些。关乎天下的战场，如果决策失误，一不小心就是把身家全部赔进去。刘邦自身的决策往往不怎么高明，对各种建议的判断也会不小心出差错，能听别人的意见是他的优点，同时因为本身判断力不是很高而成了危险的缺点。楚汉对峙期间竟没出什么巨大的差错，“（留侯）时时从汉王”，既画策也决策，功不可没。

代表事例有韩信下齐后请立齐假王事件。《高祖本纪》中，“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权轻，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此事还在《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中有载，有所出入，《淮阴侯列传》所述最为详细，但从情节上忖度，也是最不可能的发生的版本。最后一个为底本，再将前三个版本结合起来就很符合事情发展的情理了：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 陈平蹑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汉王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乃遣张子房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立王显然不是说一句就好了，至少先得刻印，这样算来，月表上载汉五年二月齐王信立，两三个月的时间，也差不多。起码比立张耳为赵王快多了。

以及不久后的固陵议地，算起来，无论是封王还是分地，此时都是打的空头支票，可是韩彭二人都吃这一套。或者说，在驾驭属下方面，刘邦更擅长用感情笼络人，而张良更喜欢用名分与利益来安抚与拉拢人。观他的计谋，击峣关时，他说“贾竖易动以利”，这在后来陈豨反的时候，刘邦用黄金策反其部将同出一理；请汉中地时，他将刘邦所赐全部转赠项伯；封韩信为真齐王；给韩彭分楚地；封雍齿为侯……可能还有历史上未记载的东西，这样计谋无一不是从名利出发。

与这相反的，张良本身却对名利漠视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地步，反而是很重感情。三万户封赏辞掉，只要了相遇的留县。除了征英布时近似托孤的担任过太子少傅，不曾任任何管职。更不用说为了韩国刺杀秦皇，“不爱万金之资”，后来又为复国而努力，韩国的确复立了，但韩王信却反了。

这一个阶段，从下邑之谋起，一直到韩王信投降匈奴前，可谓是刘邦对张良的“言听计从”期。

四、猜想期

名为猜想，自然就是从历史资料衍生出的大胆猜想。

《留侯世家》的结尾，记载了张良宣称的一段话：“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这段话是何时说的呢？没有明确记载，但汉五年决定迁都关中时，有载：“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

我以为此段有误，刘敬说定都事至少在五月之后，如果是杜门不出岁余，那么汉六年正月的封侯与后来的四月里“封仇息怨”之策要从何说来，显然，在这期间，张良是出了门的。

而在汉七年，被迁到代地的韩王信投降匈奴，从此之后，一直到汉十一年春天，韩王信被杀死。这期间，张良就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直到征英布才再次出场。

韩王信与张良的瓜葛，明确记载的有两条，一条在《韩信卢绾列传》：“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另一条结合《项羽本纪》：“汉使张良徇韩。”从这两条记载来看，韩王信初为张良属下，后为张良上司，一起随刘邦入关，后来分道，之后又一起徇略韩国。

如此来说，张良宣称之言很有可能是在韩王信反时表明自己立场之言，一者表明自己之前为韩国所做之事是为还家世相韩之恩；二者表明自己已经心满意足，“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三者说明自己什么都不想管，只“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而杜门不出岁余，也是从此开始的。

只是《留侯世家》中还有一条，“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如果是韩王信的一次，按史书所说，“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这样的天气，张良只怕是病的不省人事了，何况对方是与他瓜葛甚多的老东家。

《汉书》中记载，张良与韩信整理兵法。张良曾杜门不出岁余，韩信汉六年降为淮阴侯，则于汉十一年春被杀。

整理兵法显然不是一时就能完成的事情，何况根据那张单子，韩信还自己写了三篇，一两年是个保守的数字。如此从韩王信之事发生后，岁余不出门，就到了汉八年，之后韩王信的事情影响渐小，此期间整理兵书，大概就到汉十年了。

汉十年八月，陈豨反代地，虽然也有韩王信的参与，但此时击代，面对的毕竟不是老东家，张良想来也下得狠手一些。同时韩信被诛，立萧何为相国也在这一期间。后来英布反时，张良说：“臣宜从”，可推出他之前也跟随刘邦平反。

这一阶段，史料太少的缘故，是为猜想期。

五、回暖期

英布反时，张良最后一次的建议，是提出了军权的安置：“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而刘邦也是感慨非常，“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此时刘邦患病，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可见朝廷上下都对刘邦健康不抱乐观态度，刘邦自己也是如此，他的决定就是将太子交给张良。他心中所想，大概是：若有万一，子房一定能够稳定朝局。

论起权术手段，两人若比较起来，张良更加精明犀利，何况还兼俱大局战略眼光，偶尔出一些奇计，而且“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史??律书》），换句话来说，张良也是个全才，打天下，治天下都有一套见解，大概是身体缘故，可能也与外表有关，还有就是人生观本身性格的问题了，他有着领导的才能，却选择当属下。运筹帷幄，制胜于无形，黄老之术，似柔弱而坚忍，平时无太多迹象，而出手必中。

不过刘邦还是活着回来了，大概是晚年的微妙心理，“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唯一的一次不听，张良索性称病（但也确实有病）。

关于废立太子，后人从各方面揣度参与之人的想法，只是从张良往常的行事风格来说，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刘邦先问张良该如何废掉太子才是吧？从商山四皓的说辞中，张良委婉的给了刘邦回答，“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

如果要废太子，你就先杀人吧！杀掉支持太子的人。

这大概就是张良传递给刘邦的信息了。

而刘邦此前刚唱过《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又如何忍心再杀功臣呢？后来要杀樊哙，也是因为有人说樊哙要杀戚夫人与赵王如意才有的举动，而与废立太子并没有关系了。

回暖期太短，汉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