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北伐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回漠北草原。脆弱的游牧经济不足以支撑忽必烈仿照中原汉制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因此蒙古草原迅速恢复到了成吉思汗统一之前那种诸部割据状态。从那时起明朝与蒙古各部就断断续续打了两百多年的仗。整个有明一代最大的外患其实就是蒙古，只有到了明末女真的威胁才超过了蒙古。

明朝初期朱元璋、朱棣父子曾对蒙古诸部发动持续打击：1388年三月明将蓝玉率师十五万北进，四月蓝玉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之战中俘获蒙古嫔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员三千余、人口七万七千多、马驼牛羊十五万多头以及大量印章、图书、兵器、车辆。朱棣在位时期对蒙古的军事行动在后世史书中被总结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这一时期明王朝对蒙古诸部保持着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可随着明朝国力的中衰也使蒙古势力得以重新强大起来：蒙古瓦剌部甚至在1449年俘获了明英宗朱祁镇并一度包围北京城，1550年蒙古俺答汗再次兵围北京城。明朝和蒙古持续两百多年的对立为东北白山黑水之间女真人创造了崛起壮大的机会：正是明朝和蒙古持续两百多年的对立使得双方都无暇顾及东北方向的女真人。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正是利用这样的时机悄然统一女真诸部。

清末是哪一年灭亡的（清末是哪一年开始）

直到这时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还给努尔哈赤去书声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致书水滨三万女真之主”。说出这番大话的林丹汗忘了他并没真正统一蒙古各部。当努尔哈赤的后金大军对察哈尔部开战后不愿再受察哈尔统治的东蒙古各部纷纷倒向后金。明末清初蒙古草原各部大体上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卫拉特蒙古三部分。

如今生活在今天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古族主要由昔日的漠南蒙古诸部演变而来，生活在新疆天山以北地区的蒙古族主要由漠西卫拉特蒙古演变而来，而蒙古国的主体民族则是源自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建立后就利用蒙古内部的分裂格局与科尔沁等部会盟、联姻。1593年蒙古科尔沁部明安和喀尔喀部劳萨与努尔哈赤遣使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

1619年明朝大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于后金的现实使明朝和蒙古这对宿敌看到了新兴的后金的力量，于是作为当时的漠南蒙古诸部名义上的宗主的察哈尔部林丹汗随即邀约了喀尔喀五部配合明朝协防铁岭，然而由蒙古和明朝组成的联军在女真人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以致于就连蒙古军队的主将齐赛诺延都成了女真人的俘虏。天命九年（1624年）科尔沁部成为蒙古诸部中率先臣属于后金者。

次年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前往救援，林丹汗被迫退兵。天命十一年（1626年）后金征巴林部、扎鲁特部，掠其人口、牲畜而归。这一时期后金对蒙古诸部采取政治安抚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与归附自己的蒙古部落进行会盟、联姻，而集中主要精力打击身为漠南蒙古各部盟主的察哈尔部。后来的孝庄太后和她的姑姑哲哲皇后以及姐姐宸妃海兰珠都是在这时嫁入后金宫廷的。

经过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的改革已使后金（清）政权由刚开始的原始渔猎部族的联盟形态逐渐过渡成为较为成熟的国家体系。这种兼具游牧渔猎民族的骁勇彪悍和强大高效的统一协调调度能力的政权比起蒙古人单纯的游牧文明更强大。后金（清）政权不仅成功统一了女真诸部，而且还组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就是说清军之中其实大量充斥着蒙古人和汉人。

相比之下蒙古各部本就不统一，以致于在明军、清军中都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蒙古人。蒙古需要防备南方的明王朝，在组织协调能力上又不及清军，清军甚至还掌握了更为先进的火器技术。可以说蒙古人再怎么骁勇善战也抵挡不了这样的对手。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创后金政权时挡在他正面的是明王朝，而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亲明的李氏朝鲜王朝犹如两把尖刀威胁着后金的侧翼。

按说后金无论往哪个方向发展都可能遭遇另外两方势力从后方侧翼的袭击。当时明朝、蒙古、后金三方博弈可以视为一出“新三国演义”：明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蒙古地域广大、骑兵彪悍；后金无论从哪方面看似乎都是最弱的。可就是看似最弱的后金却在明朝与蒙古的夹缝之间悄然壮大兴起。后金巧妙利用蒙古内部的分裂格局实现了与科尔沁等部的会盟、联姻。

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皇太极讨伐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彻底统一漠南蒙古诸部并获得元朝的传国玉玺。次年皇太极正式改女真族名为满洲，改后金国号为清，他自己则由大汗改为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以汉法构建自己的国家。皇太极的改国号之举其实是在为建立一个囊括满洲、汉地、蒙古等地的多元帝国做准备。从察哈尔部得到的传国玉玺被视为一种权力的象征。

皇太极得到传国玉玺被视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权力转移到了满洲爱新觉罗家族手中。皇太极被蒙古王公们视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此后整个有清一代的所有帝王都无一例外都拥有蒙古汗号。成吉思汗开创的蒙古帝国是一个部众联盟国家。蒙古人并没像汉人一样建构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政体，因此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迅速陷入分裂局面。

“国家”一词在蒙古语中念作“兀鲁斯”——这是专指具有蒙古特色的部众联盟国家：有实力的汗可以统合各个部众国家，而当强势人物去世后各部可以自行选择脱离或加入新的联盟体系。这实际上是游牧民族的一贯现象：由于游牧经济的天然脆弱性以及生活的流动性，其实并不太需要一套庞大复杂的国家行政机器，所以在游牧经济条件下很难产生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满人其实并不是像蒙古一样的游牧民族，而是以渔猎为主兼有游牧和农业经济成分的民族，但渔猎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其实并不能截然分隔——且不说满人的生活中同样有相当的游牧经济成分，即使单纯就渔猎经济而言其实也是一种极为脆弱的经济模式。满语中的“固伦”其实是指的和蒙古语中的“兀鲁斯”一样的部众联盟国家。这种部众联盟国家的典型特征就是：各部首领是以本部族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原则的。

当科尔沁等蒙古部落脱离林丹汗而投向满洲时很自然地认为这是自己的兀鲁斯与满洲兀鲁斯的联合。所有不服从林丹汗的蒙古部落都将新兴的满洲政权视为抗衡察哈尔部的盟友。整个有清一代统治阶层一直极力鼓吹所谓“满蒙一家”的理念。清朝所谓的“满蒙一家”并非单纯对蒙古诸部执行亲善政策，而是对归附于己的蒙古各部执行亲善政策，可对像准噶尔部这种不愿与清王朝成为一家的部族就是冷酷无情的打击了。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漠北喀尔喀蒙古在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威胁下归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王朝在历经康、雍、乾三代持续的打击后攻克伊犁并成功俘获准噶尔大汗绰罗斯·达瓦齐。至此同清朝康、雍、乾三代持续对立的准噶尔汗国终于被平定。此后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阿睦尔撒纳一度举兵叛乱，但于1757年被清军平定。随着准噶尔部的被消灭标志着清朝已基本实现对蒙古诸部的控制。

除了此时已被沙俄征服的蒙古部落之外其余的蒙古部落都归顺了清朝。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东归的土尔扈特部成为了最后一支臣服于清王朝的蒙古部落。当然仅仅只靠暴力镇压是不能使蒙古各部对清王朝产生心理认同的。整个有清一代始终坚持对蒙古诸部实行顺者安抚、逆者讨伐的两手策略。从努尔哈赤起后金（清）政权就将利用蒙古诸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作为一项既定政策。

1593年九部之役后努尔哈赤并未报复与自己作战的科尔沁等部，而是积极致力于将其从漠南蒙古盟主察哈尔部林丹汗那边争取过来。科尔沁由此成为蒙古诸部中率先臣服于后金（清）政权的。皇太极的9位后妃之中有6位是蒙古后妃。这其中孝端文皇后哲哲、宸妃海兰珠、孝庄文皇后大玉儿三人就来自最早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联系的科尔沁部。此后清朝历代统治者始终延续着与蒙古结好、联姻的既定国策。

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清皇室与蒙古贵族之间始终保持着世代通婚联姻的关系，同时清朝的格格们也不乏下嫁蒙古王公者。整个有清一代满蒙联姻合计达586次。这真正实现了“北不断亲”的既定国策。当然清朝控制蒙古的方式也并非只有联姻这一条措施。毕竟在现实的政治利益面前姻亲关系未必就靠得住。汉朝与匈奴的和亲、唐朝与吐蕃的和亲均未能成功实现使匈奴、吐蕃羁縻臣服的目标。

清朝对蒙古的控制是一套由联姻、贸易、移民等方式构成的组合拳。清朝将蒙古诸部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分别实行盟旗制与札萨克制，根据部落、地域分而治之——分设札萨克旗、都统旗、总管旗、喇嘛旗进行统治。内属蒙古包括八旗察哈尔、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各旗由朝廷任命官员治理，与内地的州、县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

这些有一定自治权的世袭札萨克又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喀尔喀四部、青海蒙古和伊犁准部等。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为一盟，设正、副盟长，掌管会盟事宜，并对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管。在中央则由理藩院统管蒙古事务。清朝就这样按自己的八旗模式对蒙古诸部进行改造，整个有清一代被纳入八旗系统的蒙古人相比中原汉人享有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可以不必经过科举就能当官、享有丰厚的国家俸禄待遇。

这就使蒙古诸部与清朝统治阶层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蒙古各部彼此之间的矛盾也使其需要清朝居中调解。除了以通婚强化血缘联系、在政治经济上构建利益共同体之外清朝还从宗教上对蒙古人加以控制：从元代起蒙古上层就开始尊奉藏传佛教。清朝通过在藏传佛教中独尊格鲁派（黄教）实现对蒙藏诸部的精神统治：清朝统治者在满人的堂子举行萨满仪式，在喇嘛教礼佛，在孔庙强调教化.......

清朝的皇帝在中原是天子，在满洲是部族首领和家长，在蒙古是大汗，在藏地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由此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对境内各民族因俗而治的多元政体。在清代以前中原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外患就是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西周被犬戎所灭；秦汉时期与匈奴鏖战；本身由鲜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北魏王朝所面临的最大外患是草原上新崛起的柔然人；隋唐时期与突厥的战争从隋文帝时代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时代......

到了两宋时期更是始终被北方民族压制：北宋先是被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压制，又被女真人建立的金国所灭，南宋则在与金对峙多年后最终被蒙古人所灭。有明一代在与蒙古持续对峙两百余年的过程中互相削弱以致于被满清取而代之。困扰中原王朝数千年的北方边患问题最终能在清朝得到解决与清朝本身起源于边塞少数民族的背景密不可分。更了解边塞民族的清朝从开始就对蒙古各部软硬兼施。

清朝对像察哈尔部、准噶尔部这些不服从自己的蒙古部落给与毫不留情的打击，同时却又与那些顺从的蒙古部落通过会盟、联姻不断增进感情。在通婚联姻的同时清朝又对蒙古各部推行“分封以制其力”的政策。这个方法有点类似于汉朝的推恩令：蒙古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部落。当年蒙古的强盛是因为成吉思汗将各部落统一了起来。因此要避免蒙古势力重新强大起来就要让蒙古各部始终无法统一。

清朝在蒙古推行“众建诸侯”的办法：大规模册封蒙古贵族王公，划定他们的辖区与部落范围，同时让游牧的蒙古部落变成在一个地方固定下来的驻牧制。各部落之间围绕草场、水源往往产生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各部落很难联合起来对清王朝的统治发起挑战，反而各部落还需要朝廷居中调解彼此之间的矛盾。清王朝正好可以利用调解蒙古各部的矛盾树立自己的权威。

清朝在分封以制其力的同时又推行崇释以制其生的政策：清朝通过大力推行喇嘛教一方面从精神信仰上控制蒙古人，另一方面使46.4%的蒙古男性变成了不得生育的喇嘛。清朝笼络蒙古人就是为了联合蒙古势力压制汉人以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清朝统治者同样想到了利用汉人的力量来削弱蒙古人。在清朝的崇释以制其生政策影响下蒙古地区的人口从明朝末期超过千万减少到了清末仅存一成左右。

蒙古族人口减少的同时持续三百多年的走西口迁徙活动使得大量山西、陕西与河北等地的汉族民众迅速填补了内蒙古地区的人口空白。清王朝对汉族人口涌入内蒙古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乐见其成的。以前蒙古部落男女老少上上下下聚居一块儿时只要首领一句话可能就会造朝廷的反，可等到蒙汉杂居现象越来越普遍之后生活在汉人圈子包围之中的蒙古部落在想有所动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