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右二）与同事在一起

“老同志，深愧怍，新党员，幸免称，横刀那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这是华罗庚当年为《北京支部生活》杂志所作两首词中的一段。

1981年底，入党刚一年多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给《北京支部生活》写了两首词，表达入党后的心情。他还对杂志社记者说，希望能把这两首词转交给邓颖超大姐，感谢大姐不久前对他“老同志，新党员”的勉励。既然邓颖超大姐称赞华罗庚是“老同志”，为什么70岁才入党？

华罗庚的故事（华罗庚的故事50字）

“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

华罗庚成为与党生死与共的同志，是从1936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开始的。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的华罗庚拄着拐杖，迈着一条残腿，走在队伍的前列。国民党军警大搜捕时，华罗庚还把一位地下党员的学生领袖藏在自己宿舍里，躲过了搜查。

1946年3月，苏联出版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并邀请他访苏。途中，华罗庚乘坐的飞机被困，他请求国民党驻伊朗大使馆帮忙。使馆官员不帮忙还威胁他：“你到苏联去，红帽子已经戴上了！”华罗庚再次见识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与没落，气愤地写下“我欲高飞云满天，我欲远走水溢川”的诗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

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当教授的华罗庚，得知国民党欲把一些社会名流和家属弄到台湾去，极为焦急。他不想跟国民党去台湾，也不想因为家人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火速为远在上海的妻子和孩子办理护照，要他们暂来美国躲开这一劫。

新中国一成立，华罗庚更是舍弃了洋房、汽车和丰厚的薪水，带领妻儿从旧金山登船归国。在香港上岸时，华罗庚发表了一封“致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信中写道：“受了同胞们的血汗栽培，成为人材之后，不为他们服务，这如何可以谓之公平？如何可以谓之合理？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1950年3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这封公开信。

▲青年华罗庚

“我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1958年夏，身为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他说：“我立志要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到又红又专，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后来，华罗庚又几次写了入党申请书，却一直没被发展。

问题出在1957年的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上。这份“意见”是由华罗庚和几位老科学家起草并向上级提出的。“意见”提出要“保护科学家”，因为目前存在“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比如，一部分科学家很难保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兼职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学术领导和科研的“火车头”应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偏向。

这份几千字的“意见”公开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被批判为“毒草”，认为是在“保护科学家”的口号下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对青年的挑拨和欺骗，是“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

这次的事情过后，华罗庚虽然侥幸没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也被扣上了“漏划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政治地位”被定格了，入党自然无法通过。华罗庚辞去了数学所所长的职务，转到一所大学工作。

“服从沧海的要求”

到大学工作后，他又几次写了入党申请书。政治上的磨难，并没有动摇华罗庚入党的信念。他刚直的性格也没有变。针对“浮夸风”，他在《高等数学引论》序言中写道：“这既是急就章，又是拖拓篇，1958年匆匆上马，错误百出，疵谬迭见。”

1958年，感到“时乎时乎不再来”的华罗庚访问了一些工厂和农村，发现这些地方的管理工作极其落后，于是决定到基层去办实事，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他把统筹法和优选法作为研究应用数学的突破点。

华罗庚所到之处广受欢迎，而他带着大学生在北京电子管厂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时，个别人对学生们说：“华罗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是来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不要跟他学！”华罗庚听到这些议论，苦苦思索后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中讲明在生产实际中推广应用优选法和统筹法的益处，并表示自己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1964年3月，华罗庚收到毛主席的亲笔回信，信纸上两行刚劲有力的大字映入眼底：“华罗庚先生：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这封信使华罗庚的愁闷一扫而光，他决心沿着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下去。

不久，华罗庚接到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的邀请信，邀请他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尽管路途遥远，困难重重，但是华罗庚毅然离开了舒适、繁华的城市，奔赴西南。在西南铁路建设工地，华罗庚拖着伤残的左腿，带着学生和助手辗转于各个施工场地。人们看到如此著名的大数家不躲在城里安然享受，却跑到荒山野岭吃苦受罪，都称赞道：“这才是人民的数学家呀！”

华罗庚在西南工作长达八个月之久。这期间，他乘坐的吉普车曾几次在险峻的山路上悬空、翻车，但他早已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说：“在实际工作中我亲眼看到错误的数字可能导致阶级弟兄的伤亡，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往往一位阶级兄弟、革命战士不惜牺牲性命以求的东西，就可能是我们计算时所忽略的小数点后第二位。”“我的这些体会是在书斋里、教室里如何设想也设想不到的东西，但在一滴水投进大海的时候，它就会发现要求变了，不再局限于如何不使自己干涸的问题，而是服从沧海的要求了！”

1965年以来，华罗庚又带着他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推广小分队，走遍大江南北，在全国工业展览会上，华罗庚主持进行的“铁路统筹和汽车节油”实验，荣获中国科学院颁发的一等奖。他所撒下的科学种子遍地开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65年，华罗庚又给毛泽东主席写了第二封信，把自己编写的《统筹法平话》寄给毛主席。7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回信中写道：“华罗庚同志：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这封信上，毛主席称华罗庚由“先生”已改为“同志”了。

“长城哪能一夕成，所赖在坚韧”

1979年3月，华罗庚应邀赴欧洲讲学前，又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写道：“虽然现在蒲柳先衰，心颤、眼花、手抖、头发白，但决心下定，活一天就为党工作一天，活一小时就为党工作一小时。”6月13日，正在英国讲学的华罗庚接到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知。这位年至古稀的“新党员”兴奋得一夜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到英、荷、法、德四国讲学，尽管关节经常疼痛，但一想起这是为党争光，就讲得起劲多了。”

1980年元旦，邓颖超见到华罗庚，祝贺他成为党员，并夸他是“老同志，新党员”。华罗庚非常感动，他对周围的人讲：“这六个字是对我一生最好的总结”，还提笔写下“实干、苦干、拼命干，党员本色，空话、大话、奉迎话，科学罪人，实践明真理，历史证忠贞，聚沙成塔踏不固，长城哪能一夕成，所赖在坚韧”等两首词。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记者杨玉生把两首词转交给邓颖超后，邓颖超在1982年2月27日复信，信上说：“他的诗，使人读了很受教育，很受鼓舞。科学家的态度，雄心壮志的誓言，跃然于诗句中。我非常赞成你们在《支部生活》杂志中刊登。”

文/晓霞来源:北京人民出版社《我要入党》